艾园 (非公开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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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范美忠以“追求自由和公正”为自己弃学生而奔逃的行为辩护时，有人立刻站出来说：看，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品行。随即有学者从理论上廓清：第一，自由主义并不排斥责任，恰恰相反，只有自由的人才可能真正担当责任；第二，自由主义者也不反对道德，反对的只是伪道德。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各自那里，责任和道德有着大不相同的含义。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典范人物，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写道：“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这个责任是指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非自由主义者往往要求个人对整个集体以及别人做的事情负责，比如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道德和自由的关系更是复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权利和善如何相处。但是在一些道德君子那里，道德是压倒一切、不容讨论的优先价值。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责任和道德并不是总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如此一来，要完整回答范美忠事件提出的问题，还应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在历史上，自由主义有发展有流变，其对立面有过宗教、观念、习俗、利益等等，也有过保守主义——通常情况下它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保守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中，保守主义往往就是古典自由主义——但是始终如一的、也是它的核心对立面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滥用的公权力。

可以说，自由主义就是为反对公权力泛滥私领域而诞生的，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抗教会的权威。这个概念的明确定义最早出现在约翰·洛克的书里，那本书的名字叫“政府契约论”，一听便知道它讨论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后来英国的辉格党、西班牙的自由党等政党直接用它来反对君权，主张宪制。再后来，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到了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最大的对立面就是极权主义。

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更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个中文书名非常准确地提炼了自由主义的精髓，那就是分清公私权域：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

自由主义为什么要把被滥用的公权力当作它的对立面呢？这是因为只有它才可能真正妨碍自由。自由是什么？伯林说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不被囚禁或奴役，是“通向人自己决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碍之不在”，“这种自由最终并不取决于我是否出发或能走多远，而取决与多少扇门是打开的，它们是如何打开的”。他引用卢梭的话说，“知道枷锁的性质比用鲜花装饰它们要好”。不言而喻，这些话都是针对公权力说的，否则就没有意义。伯林不承认古希腊有个人自由观念，就因为“公共权力 ——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通常都不得逾越的那个边界，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清晰地出现”。

严复当年变更书名，还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被人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令人感慨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误解并没有因为严复先生的良苦用心而消弭，反倒有所增强，比如著名的红色经典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范美忠事件一出来，就有人认定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行为，也正是基于这种误解。

又比如，总是有人振振有词地问我：你不是主张“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吗，为什么要关闭个人博客评论呢？你自己不喜欢被人骂，政府为什么要容忍批评呢？你不是要求政府宽容谣言吗，那我来给你造个谣如何？这就是典型的公私权域不分。我和很多人一样，关博客评论是因为有人疯狂辱骂，又懒得诉讼。然而，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关闭个人博客评论，甚至关闭整个个人博客，都不能形成对批评者自由的限制，你只需换个地方即可，除非我能派警察来把你抓起来——那样的话，我动用的就是公权力了。还有人义愤填膺地质问某主张自由民主的报纸为什么不刊发自己的文章，犯的也是同样的糊涂。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承诺，是指要允许不同类型的媒体存在，而不是强求一家报纸发出所有的声音。尽管很多报纸为了平衡读者的需求，尽量多地刊登不同意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报纸立场的倾向性会妨碍言论自由，除非这家报纸能够阻止你在别的媒体发言——那样的话，它动用的就是公权力了。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范美忠对于“道德绑架”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把责任和道德当作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了。而余秋雨的错误在于，他试图以一种抽象的公共利益，去压制、剥夺乃至抹杀具体的个体权利，为公权力的滥用提供了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