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古代华夏民族与印欧人的的关系
[日期：2006-05-06]
来源：
作者：徐文堪

一

畏友余太山先生继1992年出版《塞种史研究》一书之后，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就塞种前史进行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篇：一、《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二、《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对于这些论文涉及的种种复杂问题我素无研究，实在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余氏写作意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对我国上古若干部族的来源和迁徒的考证，说明印欧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争议颇大而且长期被视为禁区的领域，而且作者将此与聚讼纷坛的吐火罗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自然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兹拟根据国内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和感想，并向余氏和读者诸君请教。余氏考证所得具体结论是否都确凿无疑，我无力作出判断，而只能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聊供余氏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而已。

余氏的研究是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大夏”开始的。现在不少学者都把这一“大夏”比定为希腊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西汉使臣张骞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达阿姆河流域时，该国已被大月氏征服。但这种看法很早就受到质疑。众所周知，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是来自锡尔河彼岸的游牧的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X.8.2），从对音看，Tochari可以与“大夏”勘同。因此，“大夏”与“吐火罗”应该是同一名称。已故著名民族史学者王静如（1903－1990）教授在其发表于1943年的力作《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就是这样主张的。直到最近，日本学者[木夏]一雄（1913－1990）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2卷撰写的《月氏及其迁徒》一章里，仍然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被吐火罗人及其他三部所征服的，与月氏无关，而“大夏”正是吐火罗的译写。我国学者王欣先生在其最新论文中，也接受了“大夏即吐火罗”的观点。余氏赞同这种说法，在上述论文中再次进行了论证。我认为：将“大夏”与“吐火罗”联系起来，从对音上看是有根据的，从逻辑上看也能自圆其说，值得重视。但与此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即将月氏比定为吐火罗，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张广达先生曾指出：“吐火罗人当是大月氏，贵霜王朝当主要是由西迁后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后寄多罗王朝仍与大月氏有关。”月氏可能与塞人、斯基泰人一样，是一个说东伊朗语的部族，但也不能排斥其说吐火罗语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部落联盟，月氏（以及乌孙）可能都是多种族的混合体。在这里，吐火罗民族和伊朗民族的成分互相影响。也可能月民人里的吐火罗成分后来逐渐伊朗化了。早在1938年，E.Sapir（1884－1939）就这样写道：“我强烈地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印欧语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西部，而这两种语言又分属不同的印欧语分支”。六十年代以来对吐火罗语和欧亚大陆历史、考古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设想。

余氏认为：“大夏”是汉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如《左传》等多有记载，与陶唐氏有关。陶唐氏是以尧部落为核心，包括被尧部落征服的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原居晋南（晋南的大夏之虚为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遗迹），后来经由河西迁往伊犁河、楚河流域。至于斯特拉波所记之Asii，余氏早已论证其为允姓之戎，允姓为少昊之裔，原居若水，后迁往鲁北穷桑。少昊氏之裔有迁往瓜州者，除若干内徙外，余种西走，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Sakā）之一种，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即乌孙。斯特拉波所记之Gasiani，余氏以为就是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前西迁的有虞氏，其祖为颛顼，始居若水，后迁穷桑，取代少昊，至舜始率所部自鲁北迁晋南。后一支北迁，发展为月氏；另一支经河西亦到达伊犁河、楚河流域。中亚史上著名的贵霜帝国也是由西迁有虞氏建立的。塞种为印度欧罗巴人，故以上允姓之戎、陶唐氏和有虞氏都可能属印欧人，在我国古史中均可归入黄帝系统。余氏的这些考证出入于古文献与甲骨金文，既淹博又谨严，其最大的贡献是肯定了印欧语各族在开创中国古代的伟大文明中功不可没。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创者一开始在种族和文化的构成方面就呈现出多元性，这对于丰富多彩、具有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以为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

不过，这里似乎有几个问题还可以研究，下面扼要谈一谈。

余氏以“塞种”一名来概括中国古代的印欧语各族，与这一名称的通常含义不大一样。阿喀美尼朝（Achaemenids）波斯人所说的Sakā是指生活于其北方的游牧人，毫无疑问说东伊朗语，就这一部族的族属关系而言，与古代希腊和印度记载的Sakā、汉文史料的“塞种”，以及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相似。作为印度—伊朗人的一支，其起源地据现代学者研究，可以在东欧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追寻。分析原始印度—伊朗人（雅利安人）的语言与印欧语系的联系，表明雅利安语很可能源出欧洲，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区不会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以东。语言学家经常提到芬兰—乌戈尔语中有外来的雅利安语借词，正说明原始印度—伊朗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祖先必定有过密切接触。塞种的祖先是由南俄逐渐东迁，经里海以东的草原地区和咸海一带，进入中国新疆等西北地区以及阿尔泰地区的。而按余氏的说法，塞种应该起源于中国，曾是组成华夏民族的重要成员。当然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还牵涉到印度—伊朗人起源和迁徙、分布的时间，希望今后的发现和研究能为余氏的假说提供更多的证明。

我个人以为，华夏族在上古就与印度—伊朗人有过接触，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如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所出文物中，有一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更引人注目的是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的特征十分明显，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梅维恒（Victor H. Mair）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可能源于古伊朗语的magus，因此这两个人像可能与塞种有联系。饶宗颐先生认为与此╋同形的符号，其远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西亚哈拉夫(Halaf)陶器上的符号，且不止一见。另在同属哈拉夫时期的女神肩膀上也刻有这个符号，西方一般称为Meltese Cross，出土地点在今伊拉克北部的阿尔帕契亚（Arpechiyah）。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所以，正如日知先生所指出，古代丝绸之路不必东起长安、洛阳，也不必止于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自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来，继之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西文化、文明不断相互往来，相互交流，未尝间断，关系非常密切。远在这些东西方的大城市建立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但是，印欧人与中原华族接触，看来首先要通过西北（特别是今新疆）和北方边疆地区；如果说他们直接参与（不仅仅是影响）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分子之一，那么现已发现和确认的他们留下的遗迹似乎还太少了一。当然，也可能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现今中国境内形成的。比如印度学者A.K.Narain先生就主张：

月氏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以北的中国中亚地区，实际上不仅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而且也是最后迁出他们故乡的。有些“最初的”印欧人可能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已经离开家乡，他们包括像赫梯人和说centum语言的其他民族。这些运动覆盖了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纪。我们必须基于自然和人文事实，把这些过徙具体分成几批和几个阶段。这些西迁的“最初的”印欧人——在他们都是说。centum语言的人的意义上，扰乱了在其途中遇到的其他的印欧人，他们都说satem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波”的印欧人。他们总是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之西。这些“第二波”的印欧人包括各种伊朗人和印度—伊朗人，以及塞人。后者又包括Cimmerian、古波斯铭刻和印度资料里的塞人、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和后来的塞种、Sarmatians和其亲属部族……考古学正开始确认这个已从历史以及传说为人所知的过程。无疑，在详细叙述”最初的”和“第二波”的印欧人的运动之前，还要做许多工作，并需要预先作出一些假说。

据悉Narain先生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并正在为此撰写一部专著。我以为余氏的上述论文正是依据汉文史料作出的假说之一，并且可以补正Narain在汉文资料运用方面的阙失。当然余氏的观点只是与他的看法在某些方面略有近似，两者并不相同，这是不用多说的。

上面的引文中涉及了印欧语系的centum和satem分类问题，这在研究中国古代印欧人时颇为重要。因为所谓“印度欧罗巴人”虽与人种有关，但首先是个用于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塞人的语言是伊朗语，属satem语组；而吐火罗语则属centum语组，虽然后来两者有相当密切的接触，但在早期很难从语言上找到这两种人相互联系的痕迹。因此，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不过，要追溯吐火罗人的历史也困难重重，我们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但依据对新疆出土大量古尸的观察研究以及对古代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推测他们到达新疆可能距今已有四千年。此外，从数十年来各国印欧语学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如芬兰—乌戈尔语、原始突厥语等发生了接触。至于他们何时进入中原，现在还缺乏物证。杨希枚先生与美国人类学家C.S.Coon先生曾认为殷墟发现的大量头骨中有两个为高加索类型，但对此尚有争议。今后对殷墟遗骨进行遗传基因研究，或者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安志敏先生则认为：“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这种东西交流的居间者，最可能就是说印欧语的吐火罗人（Indo－European Tocharians）。

近来林梅村先生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吐火罗人的起源进行探考。他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初接触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以至更早就已开始，青铜剑在商代传人中国北方草原和巴蜀地区以及在周代传入中原应该与印欧人特别是吐火罗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宁夏固原及其附近地区曾是先秦吐火罗人的活动中心之一；月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其王族应是龙族，可能就是殷墟卜辞多次提到的龙方，等等。在其新作《吐火罗神祗考》里，主张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ňakte相当于印度雅利安语的nasatya，或米坦尼雅利安语na-sa-at-tiys，意为“双马神”[中文一般称为“双马童”，《摩诃婆罗多》中无种与怖军的父亲神]，本是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新疆天山、内蒙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正是由吐火罗人制作或在其宗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看法颇引人注目。当然，由于我们对印欧语词汇的语源探索刚刚起步，此类词源考证还不免带有一些猜测的色彩。

综上所述，我比较同意蒲立本（E.G.Pulleyblank）先生的下述说法：“我们可以认为印欧人之向东方伸展，出现于今中国境内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即使人们坚持印欧人的欧洲起源说，他们在公元前二千纪的末尾部分即商代文明出现之时，应该已经在那里了”。与上述西方学者和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取径不同，我国有些史学家也以独特的方式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如认为西域之大夏即中原的大夏，有虞氏为月氏之前身等。不过以往对汉文资料的挖掘都不深入，余氏有鉴于此，对错综复杂的汉文记载作了一番梳理，得出陶唐氏、有虞氏和少昊氏都可能与说吐火罗语的部族联系起来的结论，可谓独辟蹊径。究竟是耶非耶，现在还不必匆忙作出回答，但至少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

与余氏的假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1908－1967）教授提出的另一假说。他将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来。巴比伦统治者Naram-Sin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亨宁肯定Guti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同时，他还研究了古提人与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kris人之间的关系。Tukris末尾的噬音可能是当地语言的格尾音，所以实际上的词干是Tukri，其居地从东面和南面邻接Gun人的区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n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三千纪之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仍旧过着游牧生活，是即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n（kuc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前苏联语言学家T.V.Gamkrelidze和Vjac.Vs Ivanov两位先生看到此文后深受启发，他们发展了亨宁之说，进一步论证公元前三千年前吐火罗人已经居住在近东。吐火罗语与“古欧洲”方言（包括凯尔特-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组成的语言联盟（Sprachbund），共同从近东的故乡迁往中亚的广阔地区，并继续东进。在此过程中，说吐火罗语的部族与欧亚大陆各个语系的语言都发生接触，最后在中国新疆留下了属于公元5-10世纪的文献。这两种假说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吐火罗人历史悠久，分布地区曾极为广阔，有过多次迁徙的历史。这些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吐火罗人在欧亚大陆留下很深的影响，他们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到达西伯利亚和蒙古，阿尔泰语系诸族也曾从其语言中吸收了不少词汇。如已故英国学者Gerard Clauson爵士认为巴泽雷克墓葬的墓主不是斯基泰人，而是吐火罗-月氏人；早期突厥语里的印欧语借词往往不是来自粟特语或其他伊朗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原始吐火罗语的“猴”（焉耆语mkow-，龟兹语moko-）moko可能来自汉语“母猴”、“沐猴”、“猕猴”等词，而汉语又可能来自原始彝语的myok+ko。这说明吐火罗人在早期与汉藏语诸族也有语言接触，他们的踪迹不仅出现于黄河流域，而且可能到达西南地区（今四川、云南）。随着语言学和考古学、人类学研究的进展，这方面或许还会有新的突破。

二

西方学人近年来对吐火罗人起源和迁徙问题的关注，是与关于印欧人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密切相关的。下面联系吐火罗问题，很简单地谈一下对印欧人起源问题研究的新动态。

自19世纪以来，印欧语学者不断尝试寻找原始印欧语在公元前三千纪左右时的根据地，即通常所说的“印欧语故乡”（Urheirmat）。在比较语言学发展的早期，由于当时认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印欧语是梵语，所以一般都把印度视为印欧语的发祥地。以后，又有人将亚洲其他地区看作印欧语的摇篮。英国人R.G.Latham首先提出印欧语应发源于欧洲的看法。以后经多年研究，虽仍有人主张印欧母语起源于亚洲，但多数学者已经倾向于欧洲起源说了。

确定印欧人原住地，比较语言学家多采用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的方法。所谓语言古生物学，就是通过对印欧语系中各语族语言的分析、比较和复原，发现这些语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使用的共同母语，并进而详细分析这种母语的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从而探讨使用这种母语的民族的原住地。例如，按照Paul Thieme教授的说法，印欧语“鲑鱼”一词是原始印欧人发祥地的有力证明。这种鱼来自南大西洋，成郡结队地游进注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河流里，至今还以其原始意义存在于俄国、波罗的海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根据共同日耳曼语lax和波罗的语laszisz，可以构拟出原始印欧语laks。吐火罗语有lax一词，泛指一般的鱼类。但在印度—伊朗语里，情况有些不同，如梵语laksa的意思是“巨量”或“万”，这说明有“鲑鱼”或“鲑鱼群”之义的词在移入印度的印欧人忘记这种鱼之后，意义有了变化和引申，在其他各地也都有以数量或密度著称的事物的名称表示很大数量的类似的例子，如埃及圣书字以蝌蚪表示“万”，汉语以“蚁”表示大量，伊朗语的“万”植根于“蜂”等等。所以原始印欧人的聚集地应是北日耳曼一带，也就是中欧和东欧偏北的地方。

但是，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现在在探寻印欧语故乡时，除了语言古生物学，还广泛采用比较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考古学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V.G.Childe（1892－1957）先生就指出了乌克兰黑海北岸草原地区可能是印欧人的故乡。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Marija Gimbutas女士提出了著名的“库尔干”（Kurgan）理论。她在1956年首先用这个术语来指称从黑海地区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区，以至西伯利亚叶尼塞地区，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2500年间的半游牧文化。这种文化有比较先进的武器，采用竖式墓坑，饲养马匹，也已有了农耕，其社会组织是层级式的，实行父权制。库尔干文化即原始印欧人的文化，其扩散和渗入各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公元前4300—4200年； 2）公元前3700－3500年；3）公元前3l00－2900年，并逐渐取得了优势。第一阶段的原始印欧人来自伏尔加河草原；第二阶段来自德聂斯特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文化更为先进；第三阶段又来自伏尔加草原。而在库尔干文化之前，欧洲还存在一种古老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至3000年间），属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其居民说的不是印欧语。在有关印欧语和印欧人发祥地的各种假说中，库尔干或南俄草原起源说是影响较大的。六十年代时她曾说原始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中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东迁，与此相应的考古学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土冢——骨灰瓮文化。

至八十年代，在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研究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说。T.V.Gamkrelidze和V.V.Ivanov主要依据语言资料，主张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近东。按照这个新理论，原始印欧人是在公元前5000一4000年生活在东安纳托里亚、南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与说原始闪语、原始卡尔特维里语的各族为邻，可能和哈拉夫文化有关。1984年，他们的巨著《印欧语和印欧人》出版，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此书问世后受到广泛关注，如语言学家R.H.Robins先生评价说：“应该特别提一下，在印欧语系研究方面，由于苏联学者Gamkrelidze和Ivanov的论著的发表，关于印欧语言的发源地、扩散、结构的理论，有可能发生有深远意义的改变”。稍后，英国著名考古学家Colin爵士在1987年出版了《考古学与语言》，这是一本依据“新考古学”的文化过程理论，结合历史语言学，从新的角度探讨印欧人起源问题的专著。作者一反过去认为印欧语是由横跨广阔区域的移居游牧民传播的旧说，认为农业的逐步扩展是印欧语扩散的最基本的途径。他指出，公元前7000年以前从约旦河谷穿过东安纳托里亚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弧形地带，发展起第一个农业经济区域，印欧语随着其主要传播者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逐渐传播，并同化了各地土著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语言。他所主张的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安纳托里亚。

另一位前苏联东方学家I.M.Diakonoff教授于1982年发表长文，不赞成印欧人起源于中近东的论点，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在巴尔干—喀尔巴歼地区。但他又指出，该地区的动物驯养和农业出现于公元前6000—5000年，应该来自小亚，因此，小亚Çatal-hüyük文化地区可能是当地农民和家畜饲养者的故乡，不过印欧语的传播是始于巴尔干-喀尔巴歼地区，而不是始于近东和小亚的。

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著在学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和热烈的争论。自八十年代末以来，这个讨论一直在继续。考古学家J.P.Mallory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专著，坚持乌克兰是印欧语故乡的见解。美国人类学家David Anthony博士根据在乌克兰Dereivka遗址和哈萨克斯坦Sintashta Petrovka遗址的发掘，提出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二轮马车（Chariot）最早于4000年前发明于南俄草原。语言学家Winfred P. Lehmann教授指出：较之安纳托里亚和欧洲的任何其他地区，南俄更可能是印欧语各分支分布的出发地。因此，原始印欧语可能是由最初的骑马人由南俄向东西方传播的。

当然，民族、种族、语言、文化这数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将他们随意联系起来并不明智。已故俄国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夫（V.P.Alekseev）院士认为，从远古直到中世纪早期，在新疆一直是欧罗巴人种占优势，其后，蒙古利亚人种东北从蒙古，东南从甘肃进入新疆；即使蒙古利亚人种来到新疆后，在欧蒙混合的特征中，仍是欧罗巴型占优势。韩康信先生则认为，至少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种从不同方向向新疆地区的推进比东部蒙古人种由东向西的活动更为活跃，其数量和规模也更大一些；而蒙古利亚人种成分规模更大的向西发展，可能较晚，大概不会早于秦汉时代。至于中亚包括新疆的原始欧洲人种的居民的后裔是什么人，学者中至今并无一致的见解。但是现代遗传学已经证明，遗传数据与语言数据存在相关性，种族谱系树与世界语言谱系树相吻合。近年来对史前语言的构拟，语言学家的工作也表明，考古证据、遗传证据和某些语言证据之间有趋同现象。如果我们像L.Cavalli－Sforza教授等遗传学家所倡导的那样，对新疆出土古尸的DNA进行分析，运用分子考古学的新技术，结合现代群体遗传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且对随葬出土遗物如织品、纺锤、车轮、马具等等作跨学科的深入探究，再进而与世界各地发现的其他干尸，如1991年在意大利与奥地利边境发现的距今5200年的“冰人”。俄国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发现的2000～3000年前的古尸等进行比较，将对新疆古代白种人居民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特征得出新的认识。在这方面，业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最近还有报导，上海自然博物馆与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合作，从5具距今约3200多年的“古哈密人”骨骼个体中，成功地提取了线粒体DNA，并通过PCR技术扩增，获得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片断，有待进一步检验、测序和比较分析。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研究，最终或许能提供证据，把新疆古代的欧罗巴种居民与西亚或欧亚大陆史前期的某种文化（目前看来最可能的是Afanasyevo文化）联系起来，还可以进一步提供印欧语散布的线索，从而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吐火罗语、吐火罗人和印欧语、印欧人起源的争论作出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1996年春天在美国费城召开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各方面专家参加的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古代居民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向这一方向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三
余氏与上述主题有关的尚有《犬方、鬼方与猃狁、匈奴同源说》一文。该文对卜辞所见“犬方”、“鬼方”作了精细的考证，认为三者为同名异译，其人同源异流；而文献和金文所见“猃狁”或“玁狁”，既可能是其后裔，也可能是三者之外另一支西迁大人的后裔。至于匈奴，其名与“玁狁”得视为同名异译，可能是夏末北迁的犬人。余氏曾提出印欧亦为印欧人之一支，在本文中又进一步加以论证。其实，匈奴是个组成成分很复杂的部落联盟，自然包括各种种族类型的成员。从考古发现的人骨材料来看，匈奴人具有某种人种混杂的性质，即蒙古人种成分和欧洲人种成分的混合。前苏联学者认为，匈奴的蒙古人种因素可能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洲地区，其欧罗巴人种因素则可以追溯到乌孙时期和更早的塞人时期的影响。此外还有三篇论文：《昆吾考》、《义渠考》和《渠搜考》。此三文搜集资料非常详备，并对这三个古族的渊源一一予以辨考，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以上这些论断都能言之成理，我也无力提出什么补充意见，下面只是稍稍提供一些今后断续研究的线索，或可略省读者翻检之劳。

1、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玁狁”（“猃狁”）就是古典作家笔下的Cimmerians，如Haloun先生在其名作《月氏考》中主是说。奥地利著名民族学家Robert von Heine－Geldern（1885－1968）先生也认为，与欧洲的Halstatt文化有关的部族曾在古代大举向东迁移，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由多瑙河下游地区、俄罗斯南部和东部及高加索到达中国，即中国史书记载的“玁狁”，也与吐火罗人有关联。W. Samolin先生主张吐火罗-月氏人起源于来自南俄的Chimmerians－Tocharians共同体，“乌孙”亦属之；在其东来和西迁的过程中，又与许多其他部族发生混合，他们到达中国西北地区早于操伊朗语各族。J.Prusek院士则认为“玁狁”是远东的首批骑马者。但据Diakonff研究，Cimmerians不是族称，而是指一个由欧亚草原游牧民组成的、说伊朗语的、机动且骑马的军士群体，所以在黑海北岸和近东都找不到可以与斯基泰人相区别的Cimmenans的物质遗存。玁狁是否为骑马民族，史无明文。

2、关于匈奴的语言，过去许多认为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或蒙古语），现在仍有学者持此说。伊朗语大家H.W.Bailey（1899－1996）力主匈奴说伊朗语，似乎并非不可能。但匈牙利学者L.Ligeti院士首先指出匈奴人很可能使用一种属古西伯利亚（Palaeo－Siberian）语的语言，如叶尼塞语组（Yeniseyan group）的Arin，Asan，Kettish，Kottish或与匈奴语接近。蒲立本教授依据汉文史料记载的匈奴语词，对这一假说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他的名作《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的附录《匈奴语》一文已由潘云悟教授和我译为汉文，已由中华书局刊行。当然，这一假说是建立在语言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尚待其他方面的证据尤其是考古学证据来进行验证。匈奴人与吐火罗人之间的语言接触也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博学无比的俄国汉学家S.Starostin先生主张上述叶尼塞语属汉藏语系，并与北高加索诸语有亲缘关系，组成汉—高加索（Sino-Caucasian）语系，而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他还从事原始阿尔泰语的重建工作，把突厥、蒙古、通古斯、日本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包括在内。他的学说在我国国内还没有人作系统的介绍和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说古西伯利亚语（或称古亚细亚语）的民族在远东上古史上可能起过重要作用，如我国黄河流域北面应有古亚细亚语各族分布地区，大约至公元前一千年中期（距今约3000年时），古亚细亚语为原始阿尔泰语所取代，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对此早有研究，凌纯声先生在三十年代即已指出：在上古时代，“我们可以说，周民族以东，自中国沿海岸，经朝鲜半岛直达亚洲极东北一带所居的许多民族，非但很有关系，也许是同一民族，这个民族，既非东胡，亦非通古斯，他们是属于古亚洲族”。

3、《昆吾考》中曾涉及“锟珸宝剑”和“火浣布”。所谓昆吾切玉刀等，依B.Laufer博士的研究，指的是金刚石刻刀（diamond point）。“昆吾”很可能原为古代四川出产的一种坚石的名称，后被借用来指经西域南海两道输入的金刚石。“火浣布”即石棉布，是一种矿物制品，现已为人所共知。对这两种名物，张永言先生近来有详尽研究，见其《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年代》，可以参考。

4、余氏在《义渠考》中认为“义渠”与“允姓之戎”同源，绝非羌族，颇有说服力。但最近郑张尚芳先生对“义渠”作了解释，值得注意。他指出：“义”古音ngal，相当于藏文ngar即“强大”或“威猛”；“渠”古音gs=gja，相当于藏文rgja，义为“大”、“汉族”。“大”一义与汉语“渠”、“巨”相同，而rgja不但用以称汉族，也用以称农区藏族。如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有嘉戎语地区，“嘉戎”（rgja-rong）意为“汉民的谷地农区”，亦即被视为汉人。据甘肃南部考古发现，寺洼文化有火葬遗迹。夏孟先生曾指出：“姚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氏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直至唐代，氏羌中有些部族确曾实行火葬制”。事实上在今云南藏缅语族诸族如怒族、拉枯族、纳西族、彝族和哈尼族中，仍流行这一葬俗。至于古代印度—伊朗人的葬俗，根据考古资料和《吠陀》、《阿维斯塔》，火葬和尸体葬两者都存在。有的历史学家推断古西羌人是藏缅语各族的先民。语言学家则从藏缅语分布面广的关系词中确定年代久远的同源词，将其中的文化词同黄河上游等地区的考古遗存和历史、民族学资料相对照，从中观察藏缅语族群的史前文化。藏缅族群在未分化前和分化初期还使用的共同原始藏缅语，时间跨度大约为距今5000至3000年，也可能还要早一些。因此，似乎也可以认为“义渠”等与藏缅语族群有某种渊源关系。当然，这也是一种假说，是否有当，尚待探讨。

四
我们知道，中国南北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差异，这可能起因于中国早期人群向北方发展，所以北方人比较单一，南方人比较复杂。但在南北方之间，又有密切的基因交流。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族、藏族是与北方群体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新疆古代居民的变迁情况，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五六千年前生活在那里的是说Burushaski语的族群（现今尚有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居于Hunza，其语言与周边任何语言都没有亲缘关系）；约四千多年前，印欧语各族逐渐迁入，首先进入者可能说吐火罗语，其时尚无说原始突厥语的族群渗人。但随着印欧语族群向东发展，他们与阿尔泰语言各族发生了接触。至于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人，他们肤色较白，鼻梁较高，眼眶较深，发色和肤色较浅，具有一些白种人的特征，但从遗传特征分析，仍属蒙古人种，只是其中融合了一部分白种人的血缘。维吾尔族的祖先可能是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及巴尔喀什湖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突厥语游牧部族，在其迁徙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了新疆南部、北部的印欧语族群，吸收了蒙古、汉、藏等民族的成分，逐步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古人类学资料也已经证明，在现今中国及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属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诸族、南岛语系诸族和苗瑶语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goloid Anstraloid hybrid forms）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好像可以肯定。现在余氏的研究又将印欧语系诸族考虑在内，这是很有意义的。此外，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至今还是悬案，但从历史角度审视，操阿尔泰语的各族早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及其邻近地区，因此这也是古代中国民族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阿尔泰语系这一概念能够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阿尔泰语共同体已在蒙古高原分裂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满—通古斯语部族可能产生于外贝加尔东部地区，后又迁至黑龙江流域。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阿尔泰语各族与汉藏语各族以及吐火罗人的相互影响也不能忽视。

总之，通过DNA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调查和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逐步弄清楚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遗传距离，也可以推知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在语言的亲缘关系的研究方面，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如汉语究竟从何而来？可否把汉语视为一个复杂的语言同盟，认为汉语是由各种不同成分聚合而成？汉藏语与印欧语之间是否存在发生学关系…等等。最近，George Van Driem规教授把汉语归入藏缅语系的Sino—Bodic语组就很值得我们关注。吐火罗语专家D.A.Ringe博士把数学方法引人历史语言学研究，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对此我们也应该仔细研究一番。这些都是新的动向，借此机会在这里略提一下。我希望在此新的学术背景之下，来认识余氏对中国古代欧罗巴族群的历史文献学研究，质之余氏和读者诸君，未知当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