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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研究中极大派和极微派的争论
瑞士苏黎世大学旧约神学教授 Konrad Schmid
最近几年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形成了一场争论，这争论非常激烈，但是同样没希望最终得到澄清。争论的主题是：圣经旧约中属于史书的那些部分从历史角度看是否可靠？所谓的极大派 (Maximalist) 原则上认为可靠，而所谓的极微派 (Minimalist) 原则上对此怀疑。如果要提名字的话，那么，首先是哥本哈根的（Niels Peter Lemche, Thomas L. Thompson）、Sheffield的(Philip R. Davies)以及其他英国大学的旧约学者(Lester L. Grabbe, Keith Withelam)现在已经属于经典的极微派，而属于极大派的多是德语地区的传统圣经学学者，但也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如William G. Dever (Tucson)或Baruch Halpern (Penn State University)。争论的内容不仅仅是方法和历史问题。因为讨论的对象及其传统的意义，讨论的核心必然是，一方面是信词和对自家宗教的维护（极大派），另一方面是推翻圣像和彻底批判（极微派）。
当然，关于圣经历史可靠性的论争不是新题目，它实际上与批判性圣经研究学一样悠久。随着人类理性在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用于审视圣经传统，圣经不可受任何批判这一传统的、由教会维护的宣称就不得不放弃了。从启蒙开始的新时代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与赫马史诗一样，圣经是古代文献，同样必须、也可以就其产生条件和内容倾向进行质疑。
圣经历史批判开始于非常简单的观察，比如摩西不可能象传统所说写了摩西五经的全部：申命记结束部分写到了摩西的死和入葬——摩西的奇迹能力再强，也不可能记下自己的死亡和葬礼，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随后，越来越多的段落被证明不是摩西所写，十戒作为最后的堡垒坚持了很长时间，但是，通过语言风格和宗教史方面的论证，今天得到公认的是，即使十戒也不可能是摩西自己所写。
就这种基本的判断可以简单地达成一致，而现在所说的争论中新的地方是某些极微派人物否定圣经历史性的尖锐态度。他们认为，圣经没有历史价值，其中没有history，而只有story，没有历史，只有故事。具体讲就是，关于大卫、索罗门和其他国王的故事如同天堂和大洪水一样，也是虚构的；圣经对历史的描述是波斯时期、甚至是希腊时期伪造的；如果要写以色列历史，只能不依靠圣经来写。圣经不是历史文献，如果把圣经作为历史文献来用，必然造成圣经以色列和历史以色列的混淆，而两者却是必须要分开的。
应该怎么看着场争论呢？是极微派的观点有道理呢，还是应该支持极大派、在历史问题上相信极大派？在判别个别问题的立场时首先应该明白，双方争论的是什么。极大派和极微派争论的某些问题确实是“纯”历史问题，但在这个表象后面所掩藏的却是圣经研究学和神学任务的根本不同。有趣的是，不论是极大派还是极微派，双方都显示一种几乎是传教士的热情：一些极大派人物通过他们的论证方式表明，他们认为一切背离传统观念的说法都意味着神学和西方的没落，而一些极微派人物则显示出一种几乎与信仰相同的启蒙意愿，要真正地以批判的态度解读圣经，使神学摆脱圣经主义的枷锁。
那么历史情况怎么样呢？当然，我不可能置身于争论之外，不能像法官一样从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评判谁有理，但是可以确定一些框架性数据，以便为作评判提供帮助。如果随后的考虑给人一种真相在两派之间的印象，那当然会显得是落了中间道路的俗套，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极大派的极端观点还是极微派的极端观点都不正确。圣经既不是在历史问题上没有错误，其中的故事也并非完全是捏造。比如我们知道，世界并不象创世纪所说的那样是在7天之内被造的（对圣经而言创世纪无疑是一篇“历史”文字），同样，根据近来在Tel Dan发现的公元前9世纪的写有“大卫之家”字样的刻文，我们也知道，大卫作为一个王朝的奠基者是一个历史人物。一方面，极微派认为，从圣经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同于从历史角度看问题，这是对的，另一方面，极大派认为圣经不是简单的虚构，这也是对的。
原则上讲，越在时间轴上移动，圣经的历史可靠性越高，而随着圣经批评的发展，圣经的历史记载的可用性就越来越向后推。（译者注：神学家的话不解释不容易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是，圣经记载的历史越古老就越不可靠，越接近现代才越有可用性）从中世纪到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圣经历史的可用性还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到了18世纪，人们才确信，远古史的记载不是历史，从亚伯兰开始圣经才有了历史基础，19世纪，始祖的故事被作为国王时期的海市蜃楼得到揭穿，到了20世纪，人们最终明白，出埃及和占领迦南的过程不可能象圣经所记载的那样进行，因为，以色列民族显然是在以色列境内才形成的（比如说，以色列各支的名称来源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名称，不论“占领”国土的过程如何，这些名称不可能早于占领国土，就能说明这一点）。在目前的讨论中，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考察圣经文字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性，应该从索罗门时代之后开始，从文本上讲是从《列王志上》开始，从历史上讲是从前9世纪开始。这一分界法有以下几个理由的支持：
第一， 圣经说大卫和索罗门在位40年，之后的国王在位时间显然就不是再象记述大卫和索罗门时取整数了，这些数字虽然没法考证证实，但有可能是这些国王真正的在位时间。
第二， 从前9世纪开始，圣经外文献开始提到以色列和犹大，就是在亚述帝国的进贡名单里。这首先是以色列和犹大成为国家的迹象，而取得国家地位是写作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的重要前提，比如国王纪年史，根据列王志，古代以色列显然有过这种国王纪年史。此外，在这些文献中提到的事件与圣经中的记载相合。这样，同样的事件就可以得到相互独立的证实，按照历史学的通常方法，这可以被看作是历史性的明显迹象。
第三， 第三，如同上一点一样，在以色列考古发现的刻文也指向同一方向。我们可以确定，从前9世纪开始的刻文明显增多，这表明，以色列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向文人社会的过渡（但是这并不是说居民的多数都会读写，而只是说，这个社会有一个可以读写的阶层）。这就不仅为历史事件的记述的可能性提供了前提，而且使这种记述成为可能。
第四， 圣经自身也可以为这种分界提供佐证。比如我们有以撒亚书，但是没有伊利亚书。伊利亚的活动时间是前9世纪，而以撒亚是前8世纪。以撒亚留下了先知书，而以利亚没有留下，这就可以很明确地解释，在伊利亚和以撒亚之间，以色列和犹大的文人化或精英阶层的构成得以完成。
但是，两种可能的误解首先要澄清。其一，这种分界并不是说，圣经中所有此分界线之前的记述都是完全虚构的。这种标准本身就很难适用。比如，圣经中所记述的大洪水当然不象圣经创世纪6-9所记述的那样。圣经的记述根源于美索布达米亚的源文件，而后者又来源于两河流域定期的洪水泛滥，所以，圣经的记载又不是完全的“捏造”。即使是圣经所说的出埃及可能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亚洲地区的游牧部落在公元前2000不断往来与尼罗河和巴勒斯坦，这在埃及文献中有很好地记载。另外，作为对历史的记忆，还有公元前2000年中叶迦南地的外族统治者喜克索斯人被驱逐出埃及（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9C%E5%85%8B%E7%B4%A2%E6%96%AF%E4%BA%BA），但是，这不过是“背景”，从史学角度看必须靠圣经外史料来复原。
其二，说圣经关于前9世纪后的记载可参考，并不是说这种记载可靠，而是说可能可靠。从这一分界线开始，圣经史料才成为可以批评使用的资料。圣经现在所记载的信息，并不是无论如何都值得信任的。如同相关的古代文献一样，圣经对以色列历史的记载同样可以归于倾向性文献，这就是说，它对事件的描述是出于特定的政治与神学立场。如果要把圣经作为史料来参考，必须要考虑这些文字的这一特别视角。
尽管如此，圣经所记载的索罗门后时代的基本历史框架应该说原则上是对的：国王的顺序及其在位时间从文献的角度看并未得到公认，另一方面，这些记载又能与圣经外文献相联系。但是，涉及到国王的具体记载，其可信度是有限的，这一点在宗教措施或圣经所指国王的过失体中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列王志的自身利益正在这一点上：列王志把以色列历史描述为持续背离上帝的历史；国王和人民本应该遵守律法的核心戒律，却不断违反律法，所以，以色列在约束亚占领国土后最终在新巴比伦时期丧失了国土。列王志想说明，为什么以色列成了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一个流亡的民族，而这个原因被倒叙为以色列负罪的历史。但是，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解释是完全违反历史顺序的，因为，那些所谓从摩西开始就需要遵守的律法，是在国王时代末期才产生的，作为律法核心的申命记是国王Josia时期的产物（前7世纪），这一点从1805年de Wette的 Dissertatio critica 就为人所知并得到各方认可。没有直接受到神学倾向影响的，可以作为复原以色列历史的史料批评性地使用，其中包括事件史、日常生活史的因素以及社会状况、经济关系和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对以色列历史的描述有一种悬浮差，floating gap，这使实际的历史与传说中的（出埃及）和美化了的（大卫）历史产生了分别。这种悬浮差在许多民族的历史感中都能看到。在没有文字的社会，这种悬浮差一般滞留在现实后一二百年，而在有文字的社会，具体的历史回忆或规划决定浮悬差的另一端：对瑞士而言，这个浮差点是威廉·退尔和Morgarten战役，而在古代以色列是大卫和索罗门时代。
换句话说就是，极大派需要被批评的是，他们没有看到历史被神化的过程，而极微派立场的困难在于，他们认为古代的历史记载全是神话。
极微派与极大派的争论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Israel Finkelstein 和 Neil Silberman 新近出版的The Bible Unearthed, New York 2001，开辟了一条可以讨论的出路，当然，他们的书中有些反正统的矛头，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仅仅被极大派定性为极微派。他们提出的综合性论题在许多地方还需要具体化、需要纠正，但是基本思路是可行的。尽管如此，讨论还是不会有结果，这首先和旧约研究学原始资料缺乏有关。旧约最古老的完整版本来源于公元1008年，就是说根基于中世纪早期的手稿。1947年以后虽然有了死海古卷，但多数都是文本的残片，旧约时代的文本根本没有得到保存。这些文本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其中涉及到的时间究竟如何，多数只能通过内在的关系来确定，这当然就是可以而且必须讨论的了。
德文原文见：
译后记：
此文作者是瑞士苏黎世大学旧约神学教授，从文章的立场来看，在两派的争论中应该说是比较中立的。文章虽然简短，而且未必能反映争论的最新进展，但对于神学外行来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三个问题。
其一，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神学界的传统势力为什么在科学证明了圣经至少部分章节不可能被看成历史记载时还要极力维护圣经的历史真实性：“一切背离传统观念的说法都意味着神学和西方的没落”。这和论坛上基督徒为圣经辩护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其二，我们可以看到，当圣经的历史性被证明为不可靠的时候，传统势力如何强词夺理，试图继续维护圣经的历史性和权威性。但是，两河流域周期性的洪水泛滥就能证明挪亚方舟的可信度了吗？说圣经和荷马史诗一样是一种古代的倾向文献应该说比较中肯，要说有什么历史可靠性就差远了。这种牵强附会我们在论坛上也见识多了。
其三，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神学研究与教会宣传有着巨大的差别。以摩西五经为例，神学界早已证明不是出自摩西手笔，而现在教会宣传中还在声称什么40位作者的一致性。这是不是有意误导呢？如果教会在宣传中使用神学研究的结果，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如此下去，现代教会靠欺骗来吸收信徒的印象只能越来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