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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三个子女
赵剑斌
阳早，寒春的三个子女是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相继离开中国到美国去的。
2004年1月29日《北京青年报》以《阳早、寒春一辈子做中国牛郎》为题作了整版的如实报道，但有一句有关阳早谈到三个子女的话，报道的不太真实和准确。该文这样写道：“一生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阳早对儿女的去国选择说：我们工作没做到家啊！”似乎以这种口气说话的阳早在自责，在嘲笑自己，其实未必尽然。
笔者到寒春家采访，据曾经护理过阳早住院，后来又在他家当过一段时间男保姆的范师傅说：阳早是有意识地将子女们放出去的，虽然他们都在美国从事普通职员的工作，用他的话说是在给资本家打工，但是阳早和寒春是想让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生长大的子女们出去见见世面，让他们熟悉了解社会主义社会，再去熟悉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开阔眼界，多长见识，有比较才能鉴别。有全球化的意识总比自我封闭好。阳早、寒春要做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并长久地留在中国工作和居住，至于子女们如何选择，那是子女们的事情。
但是《北京青年报》这样报道阳早的话，并非毫无根据，范师傅说很有可能是一贯爱开玩笑的阳早难以全面解释自己的想法，只不过随便说了一句来敷衍一下外人的提问而已。
大儿子阳和平1974年随舅舅韩丁去了美国，先当几年工人，1977年在香港上了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大学毕业后，阳和平找到了一个代课教师的职位，薪水并不很高，勉强维持生活。将近三十岁才娶了一个美国姑娘，生了两个女儿。现在他已跟他的美国妻子离了婚，两个女儿已经长大在美国国内参加了工作，他找了一个从台湾赴美的中国女朋友何道远在一起同居。
2000年5月26日，《中流》杂志社的一个记者睿霖去阳早、寒春家采访，正巧碰见阳和平回中国探亲，那时他已经转到美国一家银行做一般职员工作。阳和平对睿霖说，我不想在美国呆下去，想到《中流》杂志社帮忙干点工作，同时还可以照顾父母。睿霖说，那很好，不过，我们杂志社太小，又穷，对你来说是大材小用，更主要的是经济上也不行。凭你的学位和英语水平，你完全可以去一家外企工作或做翻译工作，这样会收入多一些。阳和平说：“我不能光为了赚钱，那样就没有了方向。经济上不要紧，我可以节省过日子。”后来他又补充说：“我现在的女友也在中国，叫道远，就是任重道远的意思，我们都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有一次阳和平从美国回来，被农机院请去作报告，在会上有人递上来一张条子，问他：“美国好还是中国好？”阳和平不假思索地坦言：“我喜欢美国物质生活，我喜欢中国的精神文明。”
2001年11月17日，睿霖又去阳早、寒春家，阳早正在患病，他很吃力地对睿霖说起他的孙女：“她在美国上学，我要她回来。”霖问：“为什么要孙女回来？”
阳早说：“一是让她回来学中文；二是让她回来学革命；三是让她回来学劳动。”
睿霖问：“她自己愿意回来吗？”
他说：“会愿意的。”
后来寒春告诉睿霖，她孙女真的回来工作了，是在山西长治张庄中学当老师；阳和平也回来一段时间，在某大学当教员。
阳及平谈起她的大哥阳和平感叹地说：和平是经历最苦的，七十年代去国外学英语，后来在美国教学赚钱不多，日子过得很艰难。
二儿子阳建平初中毕业后到安徽十字铺茶场劳动锻炼，因为喝生水感染了菌痢，不幸得了心肌炎。在医治期间，他跟场部赤脚医生、上海知青考建华有了一定接触，并对她产生了朦朦胧胧的初恋之情。
回到北京昌平小王庄的家中养病时，他还在思念着考医生对自己的热心关照。阳及平从安徽十字铺茶场探亲回家，带回来考建华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表态。阳建平不相信，他不屑地说：“她讲的不是真话。”他的病稍有好转时，他和妹妹回到茶场，见到考建华，坦率地劝她不要委屈了自己……
后来，阳建平从茶场转到南京一家部队医院去治病，在部队医院治疗顽疾心肌炎住院四个月。考建华回上海探亲特意途径南京下车去医院看望阳建平。那一天，寒春也赶到南京在医院的病房里陪护。
正在床上做心脏监测的阳建平看到有人敲门并推门而进，他的眼神顿时亮了起来。坐在病床旁边的寒春敏感地注意到心脏监测屏幕上的线条突然间跳动得紊乱起来。她礼貌地向走进病房的陌生的中国姑娘点了点头，个子不高的考建华将手提的一兜水果放在病床前的小桌上，微笑着亲切地向阳建平和他的母亲问候：“您好，阿姨；您好，阳建平！”
“您好，考建华！”阳建平不得不随口回应着，然后自己不知所措地挠了挠头，不知该说什么好。
这时候，考建华站在心脏监测屏幕旁认真地观察起来，寒春发现自己的二儿子面红耳赤，额头冒汗，寒春心里已明白了几分原因。
1977年5月，阳建平的病尚未痊愈，但他愿意随着探亲回国的哥哥阳和平一同去美国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那一次随行的还有回美国家乡作探亲和访问的寒春。
离开美国已近30年，当年二十七八岁的热血青年寒春为了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来到中国，到了满头白发时才跟儿子第一次回家。岁月匆匆，真是弹指一挥间，当寒春一脚踏上故国 的土地时心情可以说感慨万端，一言难尽，当时下了飞机，她笑了笑一时无话。
阳建平躺在机场的椅子上等待办理入境手续的母亲。美国警察走过来，张嘴说了几句英语，整个白种人模样的大个子阳建平竟然没有听懂警察的问话，结果引起了美国警察的怀疑。
寒春办完手续来向警察解释：“很抱歉，这是我儿子，他在中国长大，没有学好英语。”
警察耸了耸肩，深表遗憾地走了。
阳建平到了美国以后，改名恩格斯特•比尔，他首先用大量时间补习英语，过了语言关。
开始在美国生活，有许多方面让他感到不适应。因为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他，经常不自觉地用中国政治教育的尺子来衡量美国社会的一切。
他打开电视，电视台在播出比赛谁吃饭多，吃得快的节目，他认为无聊，毫无社会意义。他觉得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苦人在挨饿或吃不饱饭，他觉得这种无聊的节目该枪毙，不值得一看。
以后阳建平养好病，上了美国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上大学的学费是靠他到中国华侨开的中餐馆打工所得。紧张的学习和打工之后，有点闲暇时间，他忘不了给仍然坚守在安徽十字铺茶场的考建华和其他知青朋友们写信。当然，他心里暗恋着考建华。两个人相隔千里之遥，至于以后他和她的关系如何发展他连想都不敢想。
198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阳及平也来到美国继续求学深造。妹妹看出哥哥对考建华的痴情，便爽快地劝他：“干脆你勇敢一些，把考建华办到美国来结婚。”
八十年代初，虽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但办理异国青年因结婚而出国的护照手续已经成为可行之举；不怎么顺利的是考建华的母亲。她担忧女儿出国以后遭遇不测，但无奈女儿去国之心已定下来，考建华母亲只得勉强同意地说：“你在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生活，我不放心，假如西风压倒东风，你就回来……”
1980年以前，考建华参加了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后的高考，由赤脚医生转变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毕业后她如愿以偿地来到恩格斯特•比尔身旁，有情人终成眷属。
现在，阳建平的女儿已经十七八岁。
阳建平在国外生活得不错，他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每年年薪4万美元，后来有别的公司挖他跳槽，给他每年6万美元，他没去，原来的公司老板也给他涨到每年6万。
1995年，阳建平第一次回到他生活了22年的中国。下了飞机，在机场路上，他寻找以前曾是“中阿人民友好公社”的地方。但是斗转星移，除旧布新的北京市城市建设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的农田被征用了，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故地重游的他简直找不到儿时玩耍的地方。来到他上学时的母校门口，他留恋往返地转悠着，寻找过去的遗迹，不知就里的路人们不得不纳罕地看着他……
1999年8月2日，阳建平携夫人考建华第二次回到中国。考建华一方面在美国一家通讯公司任职，另一方面她还兼任在美国开办的“华夏中文学校校长”。1998年中国国内闹水灾，考建华从媒体上了解情况后给武汉一所遭水灾的小学捐资重建，这次回国她先到武汉，后回北京作为中国儿媳去拜见公公婆婆。
“她很能干！”阳建平当着父母夸夫人。“她在美国通讯公司干得很棒，公司总裁很赞识她的能力。”
在美国国内开办的中文学校，课休时间学生们都喜欢听中文歌曲。中文歌曲是连结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嗓音不错的阳建平经常光顾这里，成为首席演唱者。他会唱《乌苏里船歌》、《新货郎》、《我们新疆好地方》。现在尚能听、能说，能读，但不太能写中文的阳建平动情地唱着中国歌曲，心里自得其乐。
前几年，恩格斯特•比尔47岁时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部分。我的人生如果比作教材的话，那么‘四人帮’的垮台结束了十年浩劫，也结束了他的社会主义部分，现在他在资本主义生活的部分达到了与社会主义部分同样的厚度。”
对父母执着的选择，他理解，但保留意见；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已成过去，现在双方都能平静地接受对方，互相尊重。建平称自己是“父母的右派朋友”，哥哥妹妹与父母的思想接近，尤其是妹妹阳及平，因她与父亲生活得时间长影响深。
阳及平在美国念完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十多岁才结婚，丈夫是一个资质很深的石油地质方面的美国专家，三十七八岁她才有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但是自从她生下儿子以后，她得了一种很难治的重症肌无力的疾病，很多年没有上班工作。多亏丈夫薪水不菲，对她也很关照，她一边养病一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丈夫由于工作需要，几次变动工作环境，她家从美国迁到欧洲瑞典，迁到挪威，还将要迁到丹麦，已十岁的孩子在她的熏陶下，已经学会英语、汉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
三个子女都能理解并尊重父母的执着信仰。
阳建平保留他的意见说过：“若在这个世界上找出像他们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比较难了。”
阳及平希望父母干不动的时候，回国写回忆录。她说她母亲很能写，以前有些以阳早、寒春名义发表的文章，其实差不多都是母亲写的。她说她父亲写文章的水平要差些，她父亲是个实干家，他的能力主要表现的实践操作上。
阳早、寒春说阳和平和阳及平跟自己一个思想体系。他们虽去国多年，政治敏感依旧。寒春戏称她的这两个儿女像“鸡蛋，皮白心黄”，心里永远向往着中国。
阳早、寒春对女儿劝他们回国写回忆录的提议，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牛场里的职工对他们说：“照这劲头，恐怕小王庄就是你们的归宿了。圣诞节你们都不过，你们不信，一辈子就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寒春说：“我们什么都离得开，就是离不开牛。”
前几年，农机院按有关副部级的待遇在北京北沙滩的市区分给阳早、寒春一套四居室200多平米的单元式新房，老俩口一直没有去住。寒春说：“那里有新鲜空气吗？这儿多好哇，我们的工作就是玩。”他们每天清晨都要去牛场看看奶牛，都要了解奶牛的产奶量，研讨有关牛的育种和胚胎移植问题，他们仍然住在小王庄农机站院内，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奶牛场，他们确实离不开牛。
阳早、寒春的三个子女与他们远隔千万里，在他们耄耋之年也没有一个留在身边，按中国人的习俗：“父母在，不远游。”这肯定让人感到遗憾，而他们却不在意，他们不愿拖累子女，没有一点寄生心理，没有把儿女变成养老的私有财产。
他们只要活着一天，就要自食其力地干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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