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宾雁先生去世想到知识精英和中国的改革

从刘宾雁先生去世想到知识精英和中国的改革
还在Montreal 就听到了刘宾雁先生去世的消息。回来一看，多维上对刘先生的颂扬的文字已有很多了。我不用再多谈。读罢多维记者高伐林的专访稿，对刘宾雁来美十几年来反复追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颇有感触：“为什么我们对中国前景的预测老是出错？一方面，中国危机的严重程度超出我们的预计，但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没有发生我们认为理应发生的变化。错在哪里？很显然，我们没有把十三亿人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刘宾雁可贵的地方在于他能自我反省，而他的这个反省多少已接触中国八十年代知识精英最根本的弱点。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对中国在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时的社会基本分析和理解。笔者在八十年代中就提出，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对中国改革的期待基本上是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脱离了中国的大多数人。而这个错误理解，无论对知识精英自身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悲剧。   
用现代政治学理论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是一个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执政党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对于全权主义，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的贫乏》，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合著的《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都有过经典的论述。后来做过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还专门在他的《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中对前苏联的全权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比较前苏联，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全权主义走得更远。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再加上中国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古为今用的保甲制度，使得全权主义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发展到了极至。共产党通过控制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进而控制了所有的社会活动，控制了每一个个人。个人的经济来源，医疗福利，住房，子女的教育，就业，甚至生活方式，思想言论都被控制于他或她所工作的单位。没有工作的无业人员则受控于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简而言之，整个社会的基本单元，除了家庭，都成了共产党的派出机构。当时流行的一个口号：“工农兵学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是反映了这个现实。这种东方式的全权主义是简单而有效的。党的中央只要控制了自己的组织系统，就可以通过成千上万个党委，支部控制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这就是为什么，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历次的政治运动伤害了这么多人，三年的饥荒饿死了人，只要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健全，就不可能出现街头示威和游行，更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起义暴动。
对于中国全权主义社会形成的原因，这里不谈。对于它的历史功过也不谈。这是另外两个大的题目。这里只谈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现实。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极端的全权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改革所面对的基本现实。
另一方面，全权主义有效地控制了社会，但并没有解决存在的矛盾和潜在的冲突。这是改革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任何一种社会改革都涉及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都意味着固有社会关系的变动，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可能引起社会某个阶层的更高期待和要求。稍有不慎，改革就可能转变成革命。在世界历史上，许多激进的革命都是从温和的改革转化而来。在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有三个没有引爆但又无法立即消除的炸弹埋藏在社会之中。一个是1949年后国家原始积累时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化。有八亿左右的农业人口被法律不公平地束缚在土地上，承受着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也就是说，中国有超过75%的大多数人口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二是从共产党打天下到执政三十年来留在民间的各种不满和仇恨。三是在中国土地上分布着56个民族。虽然汉民族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占了中国国土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在这些地区，汉民族并不占多数。在全权主义的社会中，这些深层的矛盾并不会显露出来。但一旦改革的盖子揭开，这些炸弹随时会爆炸。在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在开始改革之前，不得不认真考量这三个没有被引爆的炸弹。
除掉以上讲的改革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和矛盾，改革还有一个它自身的悖论。一方面，改革是要对社会的资源和利益进行再分配，这不能不损害到拥有既得利益的阶层和集团；另一方面，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最高决策者又不得不依靠现有的官僚队伍。中国的官僚集团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官僚集团的态度。戊戌变法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是光绪皇帝的软弱无权和慈禧太后的反对。从本质上看，是光绪皇帝仅仅靠几个智囊，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向手握实权的整个官僚集团全面开战，即使没有西太后，改革的失败也不可避免。同样，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也并不在于毛得罪了工人，农民，红卫兵和知识分子，而在于毛要用自己周围的几个笔杆子来向整个共产党的官僚体系挑战。 毛泽东纵然拥有巨大威望和高深权谋，但在顽强的官僚集团面前也不得不败北。中共的高层决策者在毛泽东逝世后逮捕毛的遗属及其同党，与其说是顺应了民意，不如说是顺应了中国官僚集团的集体意志。这是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进行改革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因为邓小平本人也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产物。
但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精英的基本主张却是政治民主化。他们坚持认为，没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新闻和出版的自由，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笔者认为，中国知识精英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主张，在理论上是违背现代民主社会形成的一般规律；在现实上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和要球。
从一般理论上讲，全权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民主社会是没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全权主义对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导致了自由经济的全面消失和公民社会的全面退化。民主机制在这样一个社会找不到生长点和社会基础。一般说来，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这一点已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就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而言，全权主义社会通常是转化到威权主义社会（authoritarianism）。在威权主义社会，政府退出了大多数经济领域，自由经济和公民的独立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民主在这个社会仍然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政府主要通过警察和军队来统治社会。不过随着自由经济的发展，威权主义社会大都能转化成民主社会。六七十年代的西班牙，葡萄牙，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南韩，台湾等都是由威权主义社会转化成民主社会的典型。但从全权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民主社会，在世界历史上并无成功的先例，相反，只有后来前苏联失败的例子。直接过渡，实质上就是偃苗助长，空中建楼。根本无助于民主化的实现。美国现代保守主义之父Russell Kirk 在他的《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 to Eliot》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现代民主社会是长成（growing）的而不是被制造(making)出来的。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主张政治尽快民主化的大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对西方的民主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把民主化看作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一把钥匙。在现实上，他们大大地低估了中国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并且弄不清楚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度，但他们本身并不代表社会的大多数。换一句话说，中国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并没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样，主张进行民主化改革的知识精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虚幻的境地。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多数人的统治。知识精英显然不是中国社会的多数。但主张民主化的知识精英自认为是代表了多数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其实，这只是知识精英的自我膨胀而已。在八十年代的舆论界和学术界，知识分子一时成了讨论的中心。知识分子仿佛成了社会中最受压，最贫困的一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也成了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下，当时的中国农民在加上城市里的劳工阶层，占了中国人口的90% 左右，他们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中？每天还有多少人因吃不饱饭而英年早逝？谁来讨论这些英年早逝的农民？如果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们关心的应该是社会大多数人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不错，从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看，是到了需要政治上的民主和言论上的自由的时候。可是中国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民主选举，不是新闻，出版自由。他们首先要能够吃饱饭，能够摆脱全权主义社会中的人身依附状况。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经济自由，人生自由都没有，谈甚么民主选举，谈甚么言论自由！抛开口号从本质上看，知识精英要求的实际上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而是少数知识精英自己的民主。但是，一旦民主改革的盖子揭开，社会的发展将不以少数知识精英的意志为转移。这种例子在世界历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中是常见的。1789年，当法国议会的第三等级和部分贵族，教士在网球场宣誓时，他们并不知道人数更多的下层社会人士正站在他们背后等待机会，他们更不知道当他们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后，后面的罗伯斯庇尔们也会用同样的理由把他们送上断头台。1917年3月的俄国也是类似的情况，当克伦斯基和他的同志们在推翻沙皇，筹建革命临时政府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半年，十月革命即爆发。我们从1989 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也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尴尬性。在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后，有两个湖南人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挂像扔了装有颜料的鸡蛋。这两个人立即被学生扭送给公安人员。（这两个人好像很快被判刑）无论学生的这个行为是出于策略或其他原因，在道义上都缺乏正当性，在运动中也缺乏可操作性。人们会问，为什么你们学生可以骂邓小平，我们就不能反对毛泽东？为什么你们可以违背现有法规占据广场，我们就不能违背法规扔鸡蛋？一句话，革命并不是知识精英才能拥有的专利。实际上，这两个湖南人的行动已经预示了运动的前景。如果当时学生的浪潮冲垮了政府，后面的民众浪潮将会铺天盖地而来，无人能够阻挡。盖子一旦完全打开，民众一旦从麻木中清醒，民众一旦从听天由命转变到充满希望和期待，历史的发展将不是揭盖人能够所掌握的。本文上面提到的三个炸弹随时都会爆炸。
八十年代的民主派脱离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跟他们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心理上跟社会大众有很遥远的距离。即使他们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流亡在海外，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非常成熟的西方社会，他们和生活于其中的海外华人社会也完全脱节，所谓海外民主运动成了少数几个人的顾影自怜的活动，连对海外华人社会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何谈对中国大陆民众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知识精英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劳工阶层在心理上和社会要求上的巨大的差别，刘宾雁很坦然地承认过。刘曾对洛杉矶时报记者说：“我在去劳改地的工地上总想和工人和农民沟通，但我发现很困难，因为我们不是讲同一种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兴趣。” 而到了八十年代初，主张政治民主化的知识精英实际上已经和共产党内主张民主化的政治精英接合，进入了统治权力的边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追随共产党，在八十年代都或多或少担任了不同的职务。（从前一段时间纽约举行的胡耀邦90周年纪念会上可以看到，大多数流亡在海外的异议人士还是把自己十多年前在中国担任的政府或研究机构的头衔挂在在身上。）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更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潜在的不合理性，矛盾的尖锐性大大低估了。倒是邓小平一路从井冈山打过来，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了然于心。对他也亲手参与建立的社会下面埋藏的炸弹不敢忘怀。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邓小平是共产党内头脑最清醒的领导人。
这样，主张民主化的知识精英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作为接近权力中心的改革者或者共产党内政治精英的智囊，他们觉得提倡民主化改革是为了巩固现有的政权；另一方面，在共产党的核心决策者眼中，这些提倡民主的知识精英将会毁掉整个共产党和社会。主张民主化的知识精英始终想不通，他们的民主化改革是利国，利民，也利于执政党，为什么会遭到共产党决策者的反对和压制？所以，当刘宾雁在1987年1月23 日听到新闻广播，中国共产党将他开除出党时，一个人坐在家中默默流泪。刘宾雁真的是想不通，真的是太委屈了。其实，刘宾雁和其他提倡民主改革的知识精英一样，对中国的现实完全停留在表面上，既缺乏对中国经济政治结构的深入理解，又大大低估了社会中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从八十年代民主派经常讲的一句话可以看到问题的一个侧面。民主派常讲，让人们拥有新闻和舆论的自由，天不会塌下来。其实，这句话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错误的。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如果人们真的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自由发表意见，天真的是要塌下来。因为自由的新闻媒体可以在短时间内把现政权所有不合法，不合理的东西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把社会中所有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公开，渲染，放大。这样，共产党会在道义上必然会失去执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在现实上将会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革命必然会爆发。改革，是在现有体制内进行逐步的，循序渐进的改良，不让现有政权崩溃是任何改革最基本的一条底线。这一点，邓小平要比胡耀邦以及所有主张民主改革的知识精英清醒得多。
如果说政治改革不能动，那么是不是中国的改革就只能局限在经济领域内了呢？共产党这二十多年来的宣传就是把经济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基本内容。对此，主张民主化改革先行的知识精英一直有一个疑问萦绕在心头：一个纯粹以经济为内容的社会改革怎么可能进行？但如果我们从从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看，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从来就不是纯经济的，政治改革在中国一直就没有停止。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中国政府一直大声宣称，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相反，对政治改革却一直很低调。但是，中国进行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改革呢？看了本文对中国在改革前的基本分析后，不难发现，在一个全权主义的社会，根本没有纯经济的改革，因为政治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步改革，都不能不牵涉到政治。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改革措施，同时也就是政治改革的措施。中国前进的每一步，都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性。这场改革，从经济角度看，是一个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从政治角度来看，是一个共产党和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共产党逐步退出政府管理事务的政治改革过程，是一个共产党逐步改变其统治方式的过程。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是一个从全权主义转化到威权主义的过程。通过25年的改革，这个转化过程已接近完成。今天的中国，已基本是一个威权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吴稼祥的《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改革仅仅狭义地理解为民主化过程，任何人都难以否认，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谁能说中国没有发生政治改革呢？难道说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乡，镇两级政府不是一种政治改革吗？ 难道说撤销政府掌管经济的各个厅局，把企业的还给企业不是一种政治改革吗？难道说让社会的经济活动摆脱共产主义意识型态的束缚，摆脱党和政府的直接干预不是一种政治改革吗？具体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个人在择业，迁居，个人生活方式，思想的表达方面是不是有了更多的自由呢？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发生，人们怎么会获得这些自由呢？当然，中国人的自由还很有限，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事实。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在进行当中。中国社会从全权主义转化为威权主义的过程，就是经济和政治双重改革的过程。只不过这个政治改革并不是以民主化为基本内容。
今天，很多人都承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采取了瞒天过海的策略。邓小平对所有的经济改革措施都加上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明明是全面地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却声称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明明是要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声称是要和世界经济接轨。这个瞒天过海的策略有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保证了中国社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了中国的改革是作为体制内循序渐进的改良而不是体制外的革命；二是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稳定和对改革的配合；三是降低了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期望和要求。这是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能够平稳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邓小平的瞒天过海策略不仅运用于经济改革，同时也运用于政治改革。从八十年代初的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就表现得极为低调。闭口不谈民主改革。并且多次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手段来防止民主运动的兴起。从二十多年来的改革看，共产党决策者不仅反对以民主化为内容的政治改革，而且竭力防止社会各阶层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改革。即使当政者在进行体制内的，渐近的政治改革，也不愿公开宣称政治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任何政治改革的讨论，都会导致民众在政治制度上的期待和要求迅速提高，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无法在短期内满足民众不断提高的期待和要求。再一个原因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改革已经狭义地与民主化划上了等号。大多数的知识精英都认为，政治改革就是引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别无他义。如果中共决策者公开宣称把政治改革作为主要任务，必然会引发民主改革的浪潮，而这个浪潮必然会突破现有体制内的改革所能容纳的范围。如上所述，不允许现有政权的崩溃，是改革的一条基本底线。所以，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共决策人始终采取淡化政治的手段，尽可能的把民众的注意力和视线集中在经济上，让政治改革静悄悄地进行。这与中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的策略是一致的。正是这种淡化政治的策略使得大多数人认为，中国这二十多年所进行的仅仅是一场经济改革。
本文的结论：发端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性改革。只是其间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以民主化为基本内容。这场改革是以共产党逐步退出经济活动为主轴。改革直接导致了执政党和政府统治方式的改变。通过这场改革，中国基本上由一个全权主义社会进入了威权主义社会。尽管，中国社会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但这场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和变化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和25年前相比，中国人在经济上，政治上，生活方式上所获得的自由和进步，也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并没发生刘宾雁所认为理应会发生的革命的根本原因。
新的问题：刚刚进入威权主义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冲突和问题。一些是潜伏在过去，但在目前变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一些是在社会从全权主义转化到威权主义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贫富悬殊和社会弱势团体的问题，官僚队伍日益腐败的问题，地方宗法势力和黑社会合流的问题，民族矛盾和冲突问题，社会道德意识沦丧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日益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笔者坚信，饱经磨难的中国社会再也经不起一场革命了，无论这场革命的目标有多么伟大崇高。只有逐步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才是中国的最佳选择。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的不归路。但是，中国改革的下一步究竟走向何方，究竟以甚么作为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