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榕著
丛书名：北京人艺经典文库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9-01
凤翔有一处东湖，湖上有个亭子，风景优美，据说是宋代苏东坡修建的。古代凤翔是西北的军事重镇，曾是抗击西夏侵扰的前沿阵地。苏轼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凤翔府签书判官。他在公堂北面建了一个亭子。当年适逢久旱，亭子落成之日，竟连下了三日大雨，因之特命名此亭为“喜雨亭”。1944年我去那里，城中景色荒凉，听说不久前街上还出过木笼悬挂人头的事。街巷里常见成队的伤兵走过，有些脚肿得怕人，淌着脓水。我在此地肚子上生过一个大疮，请了位土医生，用把剃须刀就将大疮割除了。我卧床休养时，全亏了我的弟弟在旁照护。他是在我离家不久后也来到后方的。我送他到辅导处上学，衣食暂时有了保障。惦念着母亲，日本投降后他便辗转回京了。
考虑到布景等条件，我想到排演《天罗地网》（这是一个法国剧本，写一个人因谋财害命遭到报应的故事，中旅剧社演出时译为《干吗？》），其中有一个浪漫夫人的角色，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演员。我们单位的教师里有一对来自辅仁大学的夫妇，女方原为男方的学生，曾是师生恋。这位女士长得很漂亮，她的风度和装束在当时荒凉边远的小城里更是绝无仅有。我壮胆前去征求她的意见，请她出演，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看得出，她乍离开大都市，对此地的一切还不习惯，生活有些苦闷。话剧上演后，反响不错，她感到很高兴。有时演出结束后，她在月光下披散着湿漉漉刚洗过的长发，对我大谈莎士比亚，显得兴致盎然。在她面前我自愧学识浅陋，总是谦逊地倾听。她很少大笑，高兴时两只大眼睛便闪出灵动的光亮……她的丈夫个头瘦小，性格内向，总是坐在小屋子里捧着大部头的外文书专心阅读。女方有时候不高兴做饭了，这位教授便饿着肚子，无奈地将手插在西服口袋里，在门廊里来回踱步……
不久，机关改编，归教育部直辖，裁减一切非教职员工，我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生存。那位美貌的女教师对我说，颇有名气的女演员白杨和她是小学同学，她愿为我写一封信介绍我去重庆见白杨。我不由大喜过望。重庆当时是全国话剧活动的中心，那里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我由衷地感谢了她，带上她为我写的“推荐信”，用遣散费当盘缠，和另一个将去教育部任职的人同路，一起搭车前往重庆。
那时，去重庆只有长途汽车。抗战时期物资匮乏，运输极端困难，汽车成了宝中宝。司机有时夹带走私和私搭乘客（俗称“黄鱼”），财大气粗，一车人都得小心讨他高兴。山路陡险，往复盘旋，陈旧的老牛破车，路上颠颠簸簸令人胆颤。
自陕入川，一路经过名胜古迹无数，可惜那时没有条件也没有心情去观赏。我至今记得，途经剑门关，但见两山耸立，一线通天。从那里过去不久，便进入了一片碧绿的天府之国。那荡人心魄的景色又让我想起了杜甫的诗篇：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
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
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
重庆“剧运”
中国话剧是从外国引进的，开始引进它的人们是抱着唤醒民众良知和改革中国社会的目的。最初的文明戏曾为宣传辛亥革命出了不少力，但辛亥失败后迷失方向走入庸俗化的商业道路，内容转向堕落，很快在1915年便解体了。
“五四”前后胡适曾提出引进三百出外国戏来取代中国传统戏曲。1920年上海演出了肖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此剧失败的原因很明显：剧中反映的西方社会面貌和社会问题与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实相距太远，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上海在左翼剧联的领导下成为中国话剧的中心。“七.七”事变引发全面抗战，内地绝大部分话剧界人士相继从汉口、长沙转移到重庆、桂林一带，话剧运动进入极盛时期。二、三十年代演出的话剧大多是翻译、改编的外国剧本，抗战八年期间，重庆上演的就几乎全是中国自创的剧本了！据统计，八年里共编演了170多个大戏，70多部独幕剧。当时在重庆大型的话剧团有五个：中艺、中术、中电、中万和中情。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半职业剧团若干。
许多年来，到过重庆的人，对当年盛极一时的话剧都充满怀恋之情。例如，《屈原》里金山的独白“雷电颂”；《天国春秋》中舒绣文扮演的洪宣娇——激声呼唤“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厉责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张瑞芳在《棠之花》中扮演了富有正义感的春姑和《屈原》里圣洁的娟……那些活灵活现的人物群像令人一生难忘。有位当年的观众在老年后回忆说：“当年我们都是半夜里去排队买票，收入少买的是站票……重庆的话剧提高了我们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欣赏能力，陶冶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使我们思考活着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
白杨当时住在南岸中央电影厂，我到重庆后好不容易才找到她。她接见后问我想干些什么，我说想学习演戏。她说，重庆剧人过于集中，像陶金那样的著名演员刚来时都有一段找不到工作……我告辞后，心里空荡荡地在街上徘徊，路费已经用光了，马上要面临无以为继。第三天，遇上一个曾和我一起分配到78师的熟人，他是在我之前开的小差。他说重庆有个胜利剧社，只有一个社长，目前正在筹备演出，可以有饭吃有地方住，我就随他去了。剧社在黄家口的一座小楼上，有三间房，挤满了人。正在赶制服装布景，还有人在做道具、试效果（那出戏里需要有飞机空战和空降伞兵的效果）。我只能找点杂活干，刷海报、画广告、收门票、管伙食…后来会计走了，还叫我管钱。社长名叫张光，是一个不合常情的演出者。他孤身一人，没有职业，整天东跑西颠，借到钱就筹备一个大戏的演出，不顾后果。开始售票后，他的债主和前后台的工作人员就蜂拥而来，吵着要钱，拿不到现金甚至在演出过程中以拉闸、闭幕来要挟。一轮演出结束，所有的服装道具、效果器材全部被人拿走抵债，有时连社长身上的西装都被剥下来拿走。剧社里人去楼空，伙食也停了。什么时候社长又筹到一笔资金，再招兵买马重开张。我在张光那里干了一年半之久，没领到一文薪金，只能勉强果腹。剧社演出期间我和雇来的其他人员一样，拍戏时一天一毛五车马费，上演时一天三毛夜宵费（大演员都有“黑市”——相当于红包拿）。为了通过此路跨入重庆戏剧界，生活再清苦我也从无怨言。剧社停伙时，就请别人介绍我在其他演出中管道具、当剧务打杂。当时，三四毛钱能买一斤经济饼干，可当一日的食粮，我干得挺起劲。
我打杂时，遇见过个别摆架子的演员，但剧组大部分人都对我心怀同情，帮助我四处借道具、告诉我如何与各种不同的人打交道，令我感念。
胜利剧社排演阳翰笙先生的剧作《草莽英雄》时，我认识了沈浮、项堃等剧坛名人，他们待人宽厚，一点没有架子，对我表示了关心。温和的沈浮像个老妈妈，有一次我弄丢了两张刻印剧本的蜡纸，赶忙连夜刻出来送去，他不但没有责备我，还给我以鼓励。后来我当舞台监督，沈浮说“大个子，你很能干。我就要回北京接管中电三厂去了，什么时候你回北京来找我，给你个剧务当。”这句话曾成为我的最高理想，可惜当时凑不够路费，始终没离开四川。从话剧移植进中国，“民族化”一直是话剧工作者探索的课题。从广义上来说，演真正的中国人、中国事就可以算作民族化了；有些人想进一步把中国传统民族戏曲中的精髓也吸收融入到话剧中来，这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贺孟斧导演曾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我看过他导演的《风雪夜归人》，非常可惜，演出的当年他就病故了。在贺孟斧的著作《前苏联演剧方法论》中，高度评价了瓦赫坦戈夫的“导演演员中心论”，认为这比起斯坦尼斯拉夫的“演员中心论”和梅耶荷德的“导演中心论”来，更适合我国的国情。他的这种观点和后来我在人艺的导师焦菊隐的主张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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