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2岁的邓丽君因哮喘死在了泰国清迈。现在医学那么先进发达，她那么知名那么有钱，怎么就走了呢？

她是华语流行音乐天后级的人物，两岸三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开会，气势汹汹地说，邓丽君的歌曲就是“靡靡之音”，腐蚀性很大，《何日君再来》就是汉奸歌曲。在有关单位上报的文件上，中央领导邓力群在文件上批示，口气严厉，上纲上线。部队的一些文化工作者撰写文章，到大学、机关事业单位、文艺团体宣讲，阐明其危害性和消除影响的紧迫性。

也没几年，这股批判声就销声匿迹了。深圳罗湖口岸、深圳中英街、广州越秀市场，邓丽君的磁带依旧买得火热。

随后几年我们有了一个动议：邀请邓丽君小姐访问中国大陆。

可能吗？她一个台湾人，政治倾向上好像也有问题。上面的领导机关能批准吗？大家的意见是试试看。当然这里有一个政治背景在里面——

1972年就和平统一台湾，邓小平提出方案。随后中央就委托章士钊到香港与台湾方面人员接触。廖承志也通过关系向台湾领导人喊话。可1979年中美建交，蒋经国先生马上提出“三不政策”。尽管这样，同年，香港大老板霍英东还是举办晚宴，借名招待国家女排，请邓小姐出席，想从侧面破局。

天有不测风云，大事发生，事情进展让人始料不及。台湾王锡爵架飞机降落广州白云机场，没办法台湾当局此时就不得不进行接触，开始了国共内战后首次公开谈判。

1987年，经国先生在形势的压力下，开放台湾老兵大陆探亲。由此，海峡两岸各种交流风起云涌。

1986年至1987年，我与文化部有对外演出申报权的华澣国际的曾总、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王冼平导演开始各自筹划，邀请邓丽君小姐到大陆演出。

首要的问题是，怎样能联系上邓小姐的经纪公司，或者联系上她的好朋友，当然家人更好。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通讯和交通还相当的落后，各种限制让你举步维艰。当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禁锢保守，特别是有些领导抵触情绪很大。好多时间都花在了找人开绿灯上。

王导通过香港演艺界的朋友联系上了成龙，好似成龙表态不太积极。

要办事情，而且是通过香港联系台湾、日本和新加坡，这就要找人进行前期投资。北京我们找了一大圈，天花乱坠与人家吹了一大通，肯出钱的人没有。当然，当时中国人也不像后来的中国人那么有钱。当时广东是改革的前沿，我们也把找钱的目光放在那里。很快筹备建设深圳华侨城的一个老板，邀请我们南下深圳和香港具体说说想法。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文体部也给了不少帮助。

回京时我们是带着投资和信息回来的。作家海岩（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作者）在北京竹园宾馆借我们了一间小办公用房，算是朋友帮忙。这里过去是康生的家，在一条小胡同内，很是安静隐秘。带回的一条是：找乔冠华的大儿子乔宗淮，因为他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当领导，与香港很多大佬相识，应该有关系能找到邓小姐；另一条是：找贺鹏飞，就是贺龙元帅的独子，因为军队系统的一些部门在港也神通广大，人脉了不得。

曾总，原是文化部周部长的秘书，又是当时广州军区尤司令员的女婿，无论从他自己的工作关系上，还是家庭在广东和香港的影响上，他出面联系乔宗淮最合适。那我任务就是联系贺鹏飞了。

我不直接认识贺鹏飞，那时他在总参装备部工作。也巧，我的大学论文导师黄钢与贺鹏飞的姐姐贺捷生很熟。黄钢，老八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作者，有一身份是《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乔冠华也有这个头衔；他还是报告文学学会的头头，贺捷生也专长写报告文学，她写的《击毙二王的报告》当时刚获全国大奖。我找到黄钢的夫人谭家琨老师，请她帮忙。不久，我们就通过贺捷生会晤了贺鹏飞。他在北京远望楼宾馆请我们吃饭，乐意促成。两三天后就有了回音，有眉目了。

很快我们一行人就到上海见到了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在上海人艺院长、剧作家沙叶新的安排下，我们一边吃着淮扬菜一边聊到我们的计划：在北京的展览馆剧场和首都体育馆演出三场，并邀请一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我们已经通过王光英的秘书向他通报了情况。他说光英同志也喜欢邓小姐的歌，也有她的磁带。

邓长禧说，演唱会能不能在故宫的午门、太庙或更大的地方举办，我们礼貌的笑了笑。他太不了解中国国情。当时谁敢在这种地方演出，谁敢审批。但我们不能把话讲透。

曾总也有反馈，他在珠海与乔宗淮的夫人彭燕燕接洽了，她有意与我们合作，给出了她设想的演出路线：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北京第一家合资五星饭店副总王雁南（紫阳的女儿）也表示长城饭店可以给予赞助，接待整个活动。

随后，我们又在广州两次见了邓小姐的哥哥邓长富，对邓小姐一些顾虑做了些介绍和解释。广州的中国唱片总公司的陈小奇为我们准备了所有邓丽君的影音资料，广东演出市场大佬邓军为我们所要报关的演出器材准备了报批材料。因为那时国内演出灯光和音响器材还比较单一落后，如果不从香港租赁可能达不到邓小姐演出的要求。

最难的事情是文化部报批手续的办理。文化部办公厅一处钱处长帮助起草报请文件，文件要会签中央和北京市多个政府部门，因为邓丽君的名字还是比较敏感的。

台湾当局通过渠道，知道了中国大陆政府部门正在着手邀请邓丽君到大陆并已经走马上路了。于是台湾当局马上派宋楚瑜出面干涉，找邓丽君及工作团队施加压力。1988年中央电视台那边首先邀请告吹，但我们还在努力做着各方面的推进工作。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邓丽君在此的表现，很令北京不满，一切邀请活动就此停止。

1992年，邓小平在珠海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重申对外开放，要让放缓的改革步伐提速。邓公的南巡讲话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同年，为加强民族认同感，消减政治分歧，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及交流又开始回升。

同年，刘忠德接替贺敬之主持文化部工作，1993年3月上任文化部部长。

这些变化，又燃起我们重新邀请邓丽君到中国大陆演出的心火。请示报告再一次上报到刘忠德那里，从刘部长初看报告情形看，他还是蛮支持这个事情的。可过去了两周，也不见报告批复回来。一问他秘书，知道这次又要告吹。秘书说，部长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是什么报纸透露出邓丽君可能有特嫌的信息。对于这种事，文化部只能等结论。这一等，许多事情就搁浅了。

1994年，邓丽君“御用词人”庄奴到北京，经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曾庆淮的介绍，我到北京王府井的华侨饭店去看他。我向他说了我们两次努力的邀请工作，也谈了他写的《小城故事》、《甜蜜蜜》的往事，后来我把这些写了一篇稿，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