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音乐的海洋里，音乐作曲家是一朵朵绽放的花，王酩无愧于这个百花坛中最娇艳那一朵。

不是音乐圈里的人，王酩这个名字，也许许多人不熟悉，但提到他写的歌，那可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青春啊青春》、《知音》、《妹妹找哥泪花流》、《渔家姑娘在海边》、《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特别是那每年春晚必唱的《难忘今宵》。王酩，他开启了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一个时代。

王酩过世了很多年之后，李谷一在与我谈到他时，还是激动不已。她说，王酩有非常强的乐器思维能力，当今既能写歌又能写交响乐的人不多。他多调性创作思维，使得他的歌曲的旋律非常好听。

也许就是这个好听的旋律，让他的歌传播得非常广，时代穿透力很强。30年过去，《绒花》经电影《芳华》的上映，韩红的重新演绎，王酩的歌又火了一把。

讴歌革命英雄的歌，写革命女性阴柔的一面，王酩的大胆和魄力，有目共睹。

我与王酩相识是他已经很有名之后。那时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正在创办中国轻音乐学会（后改名中国大众音乐协会）。有人通过歌曲词作家陈晓光告诉他，要办一份大众音乐类的报纸，一方面区别于中国音协的《人民音乐》，一方面让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当时由张丕基作曲、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受到很大的非难。

新闻出版总署很快批准了刊号，取名《音乐生活报》，由文化部主管。王酩对晓光（后任文化部副部长）说，他不懂办报，最好找一个熟悉音乐界又懂办报、而且又在体制内的，这样上级领导单位好批准。后来我听说，在一次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当时的《光明日报》记者、现在作家王蒙的新夫人单三娅推荐了我。

为什么是我？可能首先当时我在体制内，相关领导知道我，再有那时在圈内有些不好不坏的小名气。由于写了毛阿敏、蔡国庆、王菲、黑豹乐队、崔健、海军的陈红等有争议事件的文章，受到一些人的重视和谩骂。

见了王酩，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像南方人。他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大，不好与人争论，别人讲话时他总是全神贯注看着你，一般不插话。有个坏毛病，香烟不离手，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爱人王香珠从不说他，因为她也吸烟。开始我没有什么烟瘾，后来在办报的过程中被他们带坏了。

也不知道王香珠从哪里打问到，我家与李谷一的婆婆伟阿姨家相邻，就向李谷一了解我的为人和秉性。因为王酩是一个特别透明的人，不会弯弯绕，也不太懂人情世故，与我们这种从机关出来人打交道，容易受伤害。但王酩的笑特别慈祥，面对他你会被感染的，会从心底里喜欢他。喜欢他，你忍心伤害他吗？

很快我就被任命为《音乐生活报》执行总编，开始了与王酩夫妇的交往，当然不光是办报的工作，也成了忘年的朋友，他家成了我的食堂。我们常常工作到很晚，因为这时我身兼两个报社的工作。

但好景不长，来自各方的非议和挑拨就接踵而来。音乐界也可以算是文人圈吧，毛病很多，文人相轻，自视清高，相互看不起，相互拆台；好似派别也很多，谁是谁的老师，中间产生了很多误会。比如当时同是总政歌舞团的阎维文和郁钧剑在一些问题上就有分歧，有时相互不太给面子。我处中间，不免有些尴尬。当然不可否认，他们在音乐界的影响力，谁也代替不了谁。

面对不同声音和意见，我要调和，王酩不想和稀泥；我想坚持，他却默不作声。再则，经济政策的改革和社会文化的快速市场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局面已经蔚然成风。报社很快面临经济压力。

面对困难，王酩也不得不低头，报社转型，谁能搞来钱谁就说了算。由此，报社领导层像走马灯似的。我与王酩所占的位置不同，难免不生矛盾，产生不愉快和误解，难免，在报社用人和报道选题上越来越不融洽。就在此时管我人事档案的报社换了领导，对我很宽容的马社长退休了，后来荣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王文章上任社长。他找我谈话，按新章程办事，不能脚踩两只船。话说的很严肃。就此我请辞了音乐报执行总编的职务，就此与王酩少有了联系。

1997年的冬天，突然有一天接到著名作曲家郭诚志的电话，说王酩去世了，王香珠想要我参加他的遗体告别。

后来听说王酩为了这份报纸，心力交瘁，常常失眠。我知道他是一个特别不会生活的人，不养生，忽视健康，如果没有王香珠他可能饭都吃不上。说那天晚上，饺子吃多了，就出门散步，倒在了一颗小树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的那天，当我走到王香珠和他们的女儿小惠面前，我们拥抱在一起，我留下了眼泪。王香珠一边流泪一直在我耳边唠叨着：“臭小子，你去哪里了”。

随后的日子，我还是很关心这张报纸的，像是一个自己的孩子，情感埋在了心里。报社的门也常进常出，但永远回不到从前了，因为王酩不在了。

人这辈子，特别是那些有天赋的人，干好自己拿手的，不要跨界营生，否则人生之路不会精彩。王酩自从办了报，几乎就没有好作品问世了。

在出国前，与歌唱家张也、吕继宏吃饭，我们又谈起了王酩，他们说王酩喜欢我，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章，别人不敢评论的，我敢。比如韦唯与李谷一，成方圆与王刚，东方歌舞团的那些事，文化界的“穷庙富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