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中央级报纸当记者的第4个年头，1989年9月，我突发奇想：组织一个慰问团，去中国最南端的南沙群岛。理由是，那里除了守备的军人可以去，老百姓没人可以到达。

那年我31岁。也许就是年轻，敢想敢为。我把这个想法在部门新闻选题会上说了，部主任首先提出反对：慰问解放军想法不错，但没有实现的可能，不要浪费时间。我知道他的反对是有根据的。他来我们报社任新闻部主任之前，是在解放军报任记者，对部队各方面都很熟悉。

几天过去，我还是不死心，又到他办公室去泡蘑菇。也许是他了解我父亲离休前一直在海军工作，也许是我在报社一直负责部队的文化宣传，也许是他想让我碰碰钉子，好让我死了心安心工作，就敷衍地点点头，算是默许了。

转天我就去了公主坟的海军大院黄楼，那里是海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所在地。我知道，去南沙，没有海军的批准，没有海军派军舰，那就是天方夜谭。

经过卫兵的指引，我到了政治部的一个部门。那里的一个干事接待了我，听了我的来意和想法，斩钉截铁地说，老百姓去南沙根本没有可能！什么慰问也不行，找谁也没有用！没有一点可能。看着他那一脸的严肃，而且没有再说话的可能，只好无可奈何地打退堂鼓了。

就在我快要走出黄楼时，一个中校叫住了我，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下。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政治部文化部的干事，姓王。

在他的办公室，他让我把我的设想仔细地再说一遍，整个交谈几乎他没有插话。最后就说他要向领导汇报一下，就送我出门了。

我不抱任何希望了，我知道这么大的事，就是政治部的文化部长也定不了。所谓等消息，就是一种客气罢了。因为他知道我是报社负责部队宣传的记者。

随后的一周，我都在东方歌舞团采访，几乎忘了还有个南沙的事。

一周后的某天，海军的王干事突然来电话说，让我马上去他们那里，说政治部的文化部的周部长要找我聊聊，并说那事有门。

周部长说，这事事关重大，他们报请了政治部主任，主任又报请相关的副政委。他们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他们支持，但有个要求。要求是：这个活动必须由海军和国务院文化部共同组织，原来设想的组织单位级别太低了，无法协调四方关系。

我把情况向我的顶头上司新闻部主任汇报了。他一听说脑袋都大了，可能报社领导要请示文化部。没几天，我就听说部里把社长找去了，办公厅、艺术局、计财司的领导参加了会。

一个星期以后，文化部办公厅给报社传来了文件，文化部与海军共同组织国家慰问团，1990年初赴西沙、南沙慰问。文化部派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任慰问团团长，全国政协常委、文化部老部长周巍峙任顾问，报社可以派一位记者随行。

听新闻部主任和海军王干事对此事给我的信息，我高兴了好几天。我开始着手准备参加慰问团的准备工作。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不几天，新闻部主任通知我，要我随文化部王蒙部长去西藏参加晒佛节的报道活动。南沙行，报社领导准备派总编室主任去，以示报社对此活动的重视。

随后的两周，文化部办公厅的钱处长和海军的王干事牵头组织了一批人，住进了海军第一招待所，红红火火地开始了策划和筹备工作。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组织定下来的事我必须执行。我一方面准备去西藏采访的案头工作，也主动找文化部的钱处长，看有没有可能还是让我去南沙，因为我心里放不下这个事，情绪上也别别扭扭的。

好事多磨，不几天新闻部吴主任通知我，我还是去南沙，去西藏派副刊部主任去了。15年前，那时的王干事已经是大校的海政文工团王政委了，他告诉我，是钱处长找他说了我的情况和想法，他找到王济夫的秘书，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于是我马上也住进了海军一所，参与了慰问团的筹备工作。确定了殷秀梅、关牧村等艺术家参团的名单，确定了带往南沙的部分物资由广东文化厅筹集，确定了慰问团乘坐的海军最大补给军舰事宜，确定了乘坐空军飞机的事宜，确定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派记者随行采访的任务。

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可又有新情况了：总参根据海况，建议取消这次活动，而且有首长批示。

也许这次活动意义重大，许多领导和部门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和部署，最后我们终于成行了，慰问团乘坐空军的飞机直飞三亚，我确另有任务，坐民航到广州，拉上物资，再飞三亚。

从三亚海军基地赴南沙的开船时间已经确定，我却被因为天气的原因困在了广州。王干事来电话说，启航的时间不可能更改，如果赶不上，你就只好回北京了。

还是好事多磨，我最后还是赶上了军舰，近一个月的乘风破浪，我们登上了南沙群岛的永暑礁、赤瓜礁、诸碧礁等5个岛礁，到了赤道，绕过曾母暗沙，看到了台湾军人驻守的太平岛。

好事多磨，寓意着总有些意外会发生。也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数年后，王济夫副部长发生意外离世了；慰问团成员、著名歌唱家叶矛也意外地英年早逝。

过了好些年，宋祖英作为团长也带着海政文工团去了南沙慰问。回来后，我给她打了电话，交流了南沙诸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