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们说，头疼脑热不是病。可我这头痛病，可折腾了我好久，好似从10岁左右就开始了。

关于它的症状，随着年纪的增大，有些变化，但主要的症状还是一样的。这些症状主要有：左部头痛，恶心呕吐，气喘、心悸、全身无力、怕光，盗汗，脸色发白，四肢发冷，腹泻、失眠，有时单侧手抖动。但看东西不转，没有语言障碍，必须卧床，不能站立。年轻时半年犯一次，中年之后三、四月犯一次，现在好像一年犯一次。恢复正常少则5、6天，多则10天半个月。

它为什么来，何时走，没有规律。犯病时，挺吓人的，有人说像心脏病突发，也挺耽误工作的。

记得小时候为这病住了几回医院，父母都在军队上，常常下部队去基地，好长时间家里没大人，所以病好了没有接，就在医院里住着，一两个月。好在那时候军人的孩子的医疗费是包干的，自己不用出钱。

记得大学实习，在黑龙江报社，是后来非常出名的、拍摄“文革”题材摄影家李振盛老师带我。那天我们刚从大兴安岭采访回来，我就病在了办公室，呕吐不止。也许是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大学生精贵，也许是北京重点大学来的，我被马上送到哈尔滨第一医院。随后母亲出面又转到了哈尔滨解放军211医院。因为我母亲在南海舰队巡回医疗，她就委托她的同事給她爸爸打了电话。他爸爸来看我了，可我已经可以下地与病友打乒乓球了。本该出院的，医院又不让走了，说再查查。因为她爸爸是刚恢复工作的省委书记赵德尊。弄得我们学校的辅导员挺不高兴的。

还有一次联系宋祖英在首都体育馆参加抗洪救灾义演，在她家病倒了。（以前的文章提起过）义演策划及总撰稿人4人，战友文工团的甲丁和中国广播的姜昆起草框架第一稿，我和《北京日报》副总编初晓玲润色第二稿。我病了，只好初小玲一人忙活。

记得还有一次，去成都参加第五届“中国艺术节”的新闻报道工作，在临上飞机前，发病在机场，给报社添了不少麻烦：要派人送我上医院，又要重新派记者。在家躺着那一个星期，我心里好不是滋味，过意不去。可病来如山倒。

还有一次，去新疆伊犁采访，病在了察布查尔，也被送到了医院。医院的大夫肯定地说，是醉酒了。确实那天晚上被当地的锡伯族老乡灌惨了，又吐又拉，可我自己知道自己又犯病了。

还有一次，临来美国，快到走的日子，又病了，只好改签退票，老婆、儿子好一顿忙活。

北京相关脑部的大医院都去看过，比如宣武医院、天坛医院。也找了著名医生看过，比如王忠诚院士、张亚卓教授、郝峻巍教授，涵盖了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有次正好病着，还请解放军301医院的神经科主任王振福来家看看。哈，他说，他也有这种病，他经验是马上躺倒睡觉；睡不着就吃安眠的药。脑的CT、脑的核磁共振都做过，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

改革开放前后，我父母经常委托在巴西、阿根廷的亲戚徐中夫大使给我买西方的药，好似吃了也不管用，有的只是缓解一些症状，

看了那么多医生和专家，对我这病说什么都有。比如：帕金森综合征，偏头痛，耳石症，美尼尔综合征、心脏神经官能症，神经根型颈椎病，但都否定了癫痫、脊柱裂、神经纤维瘤。

我自己也找来医书自我诊断。听说林彪元帅在抗战时误挨晋绥军一枪，到死都有类似症状的病痛。他就自己看医书。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乱吃自己开的药差点死了。久病未必能成良医。

我自我诊断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国外称之为神经性循环系统功能障碍。因为病的症状有多处吻合。

医书上说，这病引发主要是紧张、焦虑、交感神经张力过高、体力锻炼少、案头工作、身体的循环系统弱。女人高发。我慢性子，非女性，但好吃不锻炼是真，认为人生最大享受是躺着看书、吃猪肉韭菜馅煎饺子。

不能确定病因又不能阻止病的光临，我能做的就是在预防上下点功夫：

我总结了几条：常年吃谷维素（我当医生的妈说一点没用）；加强锻炼，游泳，来美后打匹克球；不烟不酒；减少夫妻性生活（网上有类似病的患友谆谆教导）；每天仅喝一杯咖啡；注意对脚的保暖。

最近发生了“油罐车”事件，今天开始断了爱吃的“老干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