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68) 再見﹐新疆

一 再見了，埋葬我青春歲月的地方

拿到「來往港澳通行證」後，我馬上返回奎屯交上辭職信。

18日，和劉寧在已經廢棄的豬圈前留下在新疆的最後一張照片。這個豬圈，1970年我們親手建造，八年來餵養了一百多頭豬，直到荒廢、坍塌，剩下廢墟一片，這是我們文革十年最後的記念。

筆者在新疆最後一張照片，和反革命同夥劉寧(左)在廢棄的豬圈前

離開奎屯的最後一晚，到支部書記呂景洲、行政股長于立金、儲蓄股長楊明忠家告辭。是老呂開啟了我命運轉變的大門，于立金是我八年餵豬生涯的頂頭上司，應該說沒對我太嚴厲，老楊是我「老首長」，也是我最後兩年工作的股長。

楊股長語重心長地給我最後的叮嚀：

我們從1965年儲蓄股開始，到今天十五六年了。我們互相都有較深的了解，現在你要走了，不管到哪兒，都要學習毛主席思想，都要牢記黨的教導，要繼續革命，不要辜負黨和同志們的期望。           

我非常認真地聽完他的教導，這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給我最後的教誨，我記住了，「到哪兒都要聽黨的話」。           

我沒有去看查四福，如果說文革中絕大部份人是「受蒙蔽」的好人，那麼查四福是極少數真正的壞人。

1981年8月19日一早，全行所有人都到車站，相送我這個奎屯銀行「不鬥你鬥誰」的唯一反革命，「屬於橫掃之列」的牛鬼蛇神，「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的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日薄西山窮途末路」的帝修反別動隊。今天我遠走高飛，去投靠腐朽反動的資本主義，對不起十七年來監督我﹑改造我的革命同志們﹐我頑固不化，沒有改造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

大家簇擁着我送到車前﹐和我握手歡笑﹐揮手告別﹐仿彿歡送我去北京參加黨代會﹐好像這十七年中﹐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什麼都煙消雲散了。如此「隆重」的告別，我有些感動，我知道這裡面有許多說不出的複雜話語。

再見了，同志們。再見了，奎屯。再見了，革命。

車啟動了﹐綠絨地毯般的奎屯﹐鋪陳眼下﹐旋轉着迅速離去。晶瑩剔透的半瓣月亮﹐載沉載浮在西方淨籃的空中﹐旭日剛剛昇起﹐把它微紅的溫柔的薄光均勻地灑遍了埋葬着我青春年華的大地。

這段二百八十公里的旅程我來回過十八次﹐一望無垠的戈壁﹐筆直伸展公路﹐沙灣﹑安集海﹑石河子﹑瑪納斯﹑呼圖壁﹑昌吉﹑頭頓 ……今日，我走了，再不回頭，再見了﹐再見了。

我生命的一部份已經永遠地，埋葬在這片土地下﹐我現在要前行了。我向留在那裡的自己告別﹐另一個我在遠方向我招手。

二 空無一人的羅湖界橋

9月18日從上海到廣州，次日到火車站憑出境通行證買到深圳的車票。當年廣州到深圳一天只有两班車，上午一班普客，下午一班快客。

9月21日，妻子在廣州車站和我道別，我們在火車站分手多少次了，以前是北行去新疆，這次不同了，我走向新生活。

1981年9月21日清晨在廣州車站

清早5點半開車，駛出廣州，太陽升起，藍天白雲，頭戴黑布邊大草帽的農婦行走在水稻仟陌，三兩隻水牛在大樹下反芻納凉，一派嶺南風光。火車速度很慢，站站都停，到樟木頭 (即現東莞)上来幾個邊防戰士查看證件，除了少數持出境證的港客，大多是深圳一帶持「邊境居民證」的邊民。走走停停，到達深圳已是中午11點半過後。 

火車無聲無息停下，没有任何廣播通告，也找不到列車員，我随人群下車，一腳就踏在路軌的碎石上，原來深圳車站連月台都没有。我環顧四周，人煙稀少，只有幾處低矮破殘的灰色瓦房，東倒西歪在大片金黄的稻田中。

驕陽當空，空氣清新，微風從南方吹來，那是資本主義之風，那是西方自由之風。當年要是一個非本地，身無證件來到這裡，等待他的將是叛國投敵的重罪，多少年來，我夢想着來到這裡，夢想着邊界外的自由，今天我終於在這裡了。

一個女人上來，揮動一雙手，說着我聽不懂的語言，我知道那是十塊錢把我行李挑到邊關，她用扁擔挑起我的行李，一轉彎就到了邊關。

這所謂邊關，只是一座大竹棚，裡面没有灯，進去好一會才適應裡面的昏暗。我還四週看新鲜，一個工作人員催我趕快，「快進去吧，12點吃飯休息啦，要等幾個鐘頭才上班呢。」       

人群排着两行隊伍，總共就四五十人，海關檢查很慢，邊防戰士用懷疑的甚至是仇視的眼光打量每一個出境客，尤其是第一次出境的内地人。                     

「你去香港幹什麼？在那邊有什麼人？」邊防軍人接過我的證件，看也不看望桌上一丟，神情嚴肅地問。

「叔叔要我去接受財產﹐回來支持祖國四化建設。」誰信這種鬼話，我說得毫無底氣。

「你叔叔幹什麽的？」如炬的目光仿佛看穿我的心裡。

「他是愛國商人。」

我想已經到了這裡，一個小小當兵的除了擺個威風，還能怎樣。

軍人盯着我看了足有一分鐘，才故意以特別慢的動作，懶洋洋地拿出圖章，在證件上蓋了印，扔在我前面。

再前面的門口又一個軍人﹐最後核對一下證件上的照片﹐我跨出了邊境檢查站。面前就是深圳河上的中英界橋﹐呵﹐我真的走出中國國境了。

這座大名鼎鼎的羅湖橋﹐短短不過三十米﹐卻是兩個世界的分野﹐天堂地獄的鴻溝﹐橋面上兩條鐵軌﹐是當年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唯一的交通，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外貿就是經這裡進出中國大陸。人車共用這座橋，橋邊有個小小的空地，幾隻石凳﹐當火車通行時讓過橋者停留﹐我前後幾十人全走了。我在石凳上坐下﹐週圍一個人也沒有﹐苦難的祖國在我身後﹐未知的新世界在我面前﹐我要獨自靜靜地享受脫離苦海﹑步上新途前的最後時刻﹐讓自己的心停下來細細品味這來之不易的一刻﹐讓這一刻的意義永久地埋入我思想與情感的深淵。

12點40分，我走上空無一人的羅湖界橋，沒有美蔣特務上來招聘我參加中央情報局或台灣情治組織。

我向對岸高高飄揚英國米字旗的檢查站走去。

羅湖界橋 (1970年-美聯社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