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治病疗疾，中医和西医完全不一样，西医治病是“杀”，是用迫击炮、机关枪，面对病毒“杀无赦”。只是非常遗憾，病毒可杀死，但绝不可能杀尽，春草年年绿，病毒代代新。而中医绝不言杀，只是讲“祛”，讲究的是“和谐”。病菌来了，其罪不在病毒，而在于我自己的不善摄生，导致邪从外入；或内心欲念太多，导致邪从内生。邪既已入，如盗已入室，怎么办？中医是打开门窗，给“邪”一条出路，围山畋猎，网开一面，让“邪”自己离开，邪去则病除，病去则体安矣。比如这次新冠肺炎，中医于轻症患者的治疗能获全胜，关键在于祛邪一法，邪既入户，急将内室门窗紧闭，打开外门，请“邪”出户，如是，邪虽登堂而终未能入室，则轻症不会转为重病，既是轻症，不需要切气管、上呼吸机等西医的终极手段，用中医调理，病自愈也。对于这一点，西医朋友们真要细心的揣摩，至少能给自己治病下药多一点启发。此次大疫，我很佩服张文宏先生，作为一个正宗西医，反中医必矣。可是，他在全国性研究会上，能够认识到中医防治新冠肺炎的独特之处，他认为中医能阻止病人转化不治重症，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如果每一位西医都有如此认识与胸襟，则医之幸，苍生之幸也。

中医西医，同为医者，都是为生民疗疾去病，终其目的是完全一致的。19世纪法国胡佛兰德的《医戒十二章》就规定：“医之处世，唯一救人，非为利己，乃业之本旨也。不思安逸，不图名利，唯希舍己以救人，保全人之生命，医疗人之疾病，宽解人之疾病，宽解人的苦难，此外无所务也。”故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立门户之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同为医者，同样仁心，不要轻易去否定对方，为医之人，连这些胸襟都没有，枉为医也。实事求是的说，中西相忤，西医甚于中医；西医对于中医，基本上是全盘否定。这可以理解，因为西医理论是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具有相对严谨的科学性（只能是相对，绝对不能说绝对）；而中医理论是建立在古代哲学的基础上，与现代科技格格不入，动辄阴阳五行，“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让人目之“玄之又玄”。更由于中国上古是“巫医一体”，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春秋战国始，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之训，但在中医理论中，免不了还有迷信落后与牵强附合的糟粕。这样一来，很容易引起西医的否定；而中对于西医，则明显表现为认可与接纳，这是由西医明确的科学性质所决定的。只不过当下中医太过于依赖西医，乃至失去中医的本真，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最后，还有几句赘语，一讲到重视中医，时人就喊上几句“中西结合”的口号；凡是真正明乎中西二者理论源流者，都会认为此说谬之甚也。中医西医，井水河水，怎么结合，只能“配合”，配合定能济苍生，结合似乎成了“四不像”。可以打一个简单的譬喻，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需要长枪大炮这些先进武器，但也需要大刀长矛的冷兵器。远距离是枪炮“交火”，近距离是短兵“相接”；不同战况采用不同的武器，这就是“配合”。而“结合”则近乎刺刀挂在大炮上开火，多此一举；或肉搏时同时用机枪，自己当了活靶子。中西医“配合”的正确原则是，一是摒除门户之见，互不攻讦，各识其短长；二是具兼容并蓄之德，互不排斥，充分利用二者之优势；三是怀仁心济世之志，互相扶持，中医能解决的问题用中医，西医能解决的问题用西医，衡其病之危急，愈之缓速，治之难易以及经济负担之轻重，双剑合璧，无敌天下。

反对中医，西医有一个重要论据就是认为中医只有经验，缺少理论，然而又把理论局限于现代西医科学化的理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所副所长廖育群先生说：“有关中医知识的来源，经验所得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却是用先验的理论模式来构造它。”比如人如果尿不出来，古人会类比到自然界中车轴运转的不灵活，根据“以滑养窍”的理论，寻找东西来治疗。后来发现将滑石磨成粉后服用，效果很好。先验的神妙之处居然得到现代医学证实。西医后来发现，摄入滑石粉，符合化学上溶质分子渗透利尿原理，滑石粉提高了肾循环时的渗透压。所以，廖育群先生认为：“如果我们仅仅是实践，我们绝对不会想到说试试滑石粉，而中医通过类比的思维方式，在漫长的历史阶段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药物来实践，没有效的就被淘汰了，有效的就被留下了，不能简单地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就是从实践才来的，这种类比就是它的理论之一。”所以，衡量中医的科学理论，真是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标准。

还是清华大学秦晖先生说得好：“求医就是为了看病，医院是为患者办的，不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打倒帝国主义’或者什么更伟大的目的而办的，看病的任务就够重了，没必要赋予它更多的任务。”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对患者而言，就是不管中医西医，能治得了病就是好医。

但愿这在不久的将来，中西合璧能够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