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我们的生活仿佛一切照旧，但我的脑海里开始环绕着一个挥不去的画面。
女儿已经可以自己开车上学了，每天清晨我只需要送儿子去学校。我家附近有一个小学校车站，每天早上我都会路过看见在校车站等着上校车的孩子们，还有陪着孩子的爸爸们。
这些男人牵着自己孩子的小手，有时侧头弯身和孩子说说话，孩子仰着头和身边的爸爸说话的时候，眼睛都亮亮的，小脸散发着幸福的光彩。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寒风刺骨，这些孩子的小脸冻得红扑扑的，他们看向自己的爸爸的眼睛还是像星星一般明亮。
这种时候，我的心都会很痛。我的两个孩子，那么乖的两个孩子，他们永远都没有这样爸爸陪在身边等校车的回忆。
有一夜，我梦见了一个室外泳池。两个孩子在水里嬉戏，一个8，9岁的男孩扬手把他手里的黄色塑料球扔到好远。他的胳膊细细的，他咧着嘴开心地笑着，露出两个大门牙。
一个面孔模糊的成年男子奋力朝前游，他捞起那个塑料球，转身举着那个球，像举着一个奖杯。两个孩子都欢叫着：”爸爸！给我，扔给我。”
小男孩突然调转方向，对着小女孩泼水。水花四溅，笑声一片。
那个男人的五官清晰起来，是吴青。泳池的边上坐着四岁的我的儿子。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泳池边，小手里举着一个大鸡腿。我看不清梦中的儿子的脸。
这时我惊醒过来，一切都消失了。我睡在我那个小屋里，四周漆黑一片。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搬回美国后，”父亲””爸爸”这两个词在我们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们假装这个角色是不存在的。孩子们已然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我觉得这样最好。
但是最近这两年，我的心里越来越有一种冲动。吴青这个名字开始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给小兰打了个电话。这几年，小兰成了我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小兰知道我所有的黑历史。在外面，我是一个坚强能干乐观的女人。我给自己套上了一整套铁甲。我很担心别人会看穿我，会看到我的孤独，脆弱和深深的自我怀疑。
只有两三个很亲近的朋友，我会允许她们看到真实的我，一个伤痕累累的女人。
小兰是一个很体贴很善解人意的好朋友。她总是穿着得体，化着淡妆，说话轻声细语，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
但我从来不跟小兰比。她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女人，本来也长了一张很有福气的脸。
小兰建议我去找吴青要钱。她说：”美国很贵，孩子越大花钱越多。何况，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完全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一个人养孩子，多苦啊。你应该联系孩子们的爸爸，让他出钱出力，节假日过来看望孩子们，将来孩子们的大学费用，找实习找工作，买房子的首付，你的前夫都应该和你一起分担。你完全一个人支撑，所以才这么累。”
我醍醐灌顶。我刚离婚的时候，一心想着去父留子。那时自己还年轻。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时，我以为我能力超强，前途无量，养两个孩子有什么不行的。
我完全低估了单亲母亲养育孩子的难度。尤其这两年，孩子大了，反而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全力帮助我的母亲也越来越虚弱。现在我真的感觉力不从心。
上次看到吴青对他现在的孩子一副好爸爸的样子。我气不过！凭什么？为什么他能像甩掉垃圾一样把我们甩掉，转头就去结婚生子，做好爸爸，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是我有勇气去面对吴青吗？面对这个伤我至深的男人，这个我曾经付出全部真心的男人。
虽然我常常嫌弃我的老妈。我觉得她勤快得过份，太多的无用的牺牲精神，脑子常常是一团浆糊，但每次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还是会去问她。
老妈说，你的朋友说得没错，找吴青要钱。转眼孩子们就会上大学，美国大学学费多贵啊。
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老妈交了不少老朋友，老人们互相交流各种信息，老妈也挺了解美国的。
虽然老妈和小兰都劝说我联系吴青，我还是迈不出这一步。
有一天，我开车送女儿去看心理医生，也许女儿那段时间和一个男孩在感情上有些拉扯。女儿从没有说过这个男孩，我只是发现女儿突然很爱打扮，买了很多新衣服，总是笑眯眯地抱着手机在聊天。
之后是女儿的生日，还是她那几个女同学给她庆祝，并没有一个男孩出现。我就想是不是那个男孩不喜欢她。
我和女儿都没有提到这个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的男孩。但是那天在路上，女儿突然提到了爸爸。她说她的好朋友劳拉的爸爸搬走了。我装作无心地聊了几句闲话，然后我一边开车一边问女儿：”宝贝，你还记得你的爸爸吗？”
“你想他吗？”这是我第一次这样问孩子们。我总是很害怕问这个问题。
我放心了，手扶着方向盘，看着前方说：”宝贝，爸爸不来看你们，不是你们的错。有些人就只爱自己。你们都是很好的孩子，而且有很多人爱你们，妈妈爱你们，姥姥爱你们，还有......”
我话没有说完，女儿突然大叫道：”你不用安慰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他！我不需要爸爸！”
我吓了一跳，转头看女儿。女儿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她开始大哭起来。不是默默流泪不是抽泣，而是张开大嘴痛哭。声音好大，大滴大滴的泪珠滚下来。女儿的整张脸都湿了。
我吓坏了，连声安慰道：”宝贝宝贝。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哭成这样？”
我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抚摸女儿的背。女儿哭得肩一耸一耸。我看这样不行，当下把车开下高速，在一个商店前的停车场停下来。女儿抱着自己的头，大声地哭了好久，她的哭声高亢响亮，流不尽的眼泪哗哗地流淌，好似心里装满了数不清的委屈。
女儿的伤心让我彻夜难眠，既难过又内疚。看来我是完全低估了爸爸的缺失对孩子们的伤害。我是错了，哎，最近我发现，我真是总在犯错。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领英一搜，就跳出来吴青穿着西装的半身照。他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脸圆了一圈，多了些皱纹。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偏分发型，鬓角些许白发。他微笑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电脑屏幕上俨然一副成功人士模样的吴青静静地看着我。他的职务是加州一个中型科技公司的副总。
我不想高估自己面对吴青的定力。我决定还是花钱请个律师来发这封信。
我们离婚的时候，孩子的抚养费是一次付清的。当时说好的是，吴青每两周接走孩子过一个周末，一个月见两次孩子。
过去的十年，吴青一次都没有来看孩子。确切地说，就是那次我让他再也不要来打扰我和孩子们后，他就消失了。
有时我感觉吴青的消失，有点像有一次弟弟训练，他抱着一只足球站在一个斜坡上，斜坡的下面是足球场。弟弟走得着急，手里的球掉了，顺着斜坡滚下去。那时才4岁的弟弟，着急叫：”球，球！”
黑白相间的足球还是加速朝下面滚。弟弟迈着小脚追逐着球，还摔了一跤。他爬起来，咧咧嘴，气呼呼地叫：”你滚吧，滚吧！我要妈妈买个新球。我不要你这个球了。”
其实不管弟弟做什么，说什么，这个球都是会”滚”下斜坡的。这个球的”滚”，不可避免，无可挽回。那只球滚得越来越快，一直滚到坡下的球场，才停下。
这天早上，律师写了一封规规矩矩的信，发给了吴青，同时备份给我。信里提到这么多年，他都没有来探视过孩子，很快女儿就要去上大学，希望他这个父亲能承担一半的大学学费。
律师的信用词严谨，态度得体，不软不硬，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这封信其实是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生活太苦闷了，找一个出口撒撒气。
那天的工作很忙。最近美国疯狂升息，房地产低迷。我有一些老客户要看房，但又不愿意下单。我是既有工作，又赚不到钱，属于一种”瞎忙”的无效状态。
中午有朋友约饭，我们去吃了烤鱼。我不停地吃到肚子都鼓了起来，硬邦邦的。最近接二连三的烦心事，我反而胃口大开。午饭后，我回到办公室，又打了好几个工作上的电话。
下午四点，我终于有时间查查我的电子邮件。只一眼，我就看到了吴青发来的电子邮件。
那个熟悉的电子邮件地址，qingwu@…...， 像一双眼睛，透过长长的岁月，悠悠地看着我。
这几个字母，好似有一股魔力，一股把我卷起来再狠狠地摔下去的魔力。
我关上我的办公室的门，在我的电脑前坐下来，定定神，打开了这封邮件。中午吃的烤鱼很咸，我满嘴都有一股怪味。
谢谢你的邮件。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们的情况。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们已经离婚十多年。孩子们也长大了。这没多年，我常常想起你和两个孩子，我并没有忘记你们。”
读到这里，我的手已经抖了起来。尤其是这句：”我常常想起你和两个孩子，我并没有忘记你们。”
“我很抱歉，我没有尽到最基本的父亲的责任。我对你和孩子们都很愧疚。我知道在美国生活很不容易。你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很难。我向你道歉。现在我想尽一些力来帮助你和孩子们。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请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孩子们的理想和未来，看看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我们分开已经十年了，我们也都老了，恩怨已经放下。祝你一切都好。”
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面。这是一封很友善的信，我却像被重重地打了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地眩晕起来。
这封通篇是理解，感恩，善意的短短的电邮几乎要把我击倒了。
我闭上眼，胸中郁结，喘不过气来。我想哭却哭不出来。我总算明白为什么电影里总是演当一个人遇到很大的伤痛的时候，会站在山巅，对着那一片山谷狂喊。
但我在办公室。美国办公室的隔音不好，我不想被老板同事当作一个疯子，我还需要这份工作，我还需要赚钱养家。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要对我们不闻不问，转头就去给别的女人和她生的孩子做爸爸，做一个那么温柔体贴的好爸爸。
我的孩子不好吗？他抛弃我们的时候，女儿8岁，弟弟才5岁。像洋娃娃一样可爱。他们不仅可爱，他们还会抱爸爸妈妈，亲爸爸妈妈。
那时，弟弟会把他的脸蛋紧贴在我的嘴唇上，让我好好亲他爱他。
姐姐从小有点胖，她的小脸颊总是鼓鼓的，像塞了两个松果。活像卡通片里的小松鼠。
她会两手比划着托着自己的圆脸蛋，笑眯眯的，比一个”花朵”的姿势。
他们的爸爸为什么明知道孩子们需要他，我需要他，但是还是要决绝地离开，头也不回。
我的眼眶涌出了泪。我很丑吗？我太能干了？我不该很会赚钱？
是不是我天天美容，减肥，化妆，购物，天天问男人爱不爱我，我反而能留住我爱的男人？
我像一个男人一样地在职场拼搏，不要命地战斗。我肯定没有女人味儿。
那些年，我曾经如此地爱他，爱我们这个家。我们刚搬回北京的那个冬天，外面飘着鹅毛大雪。他和孩子们装好了一棵矮矮的塑料圣诞树。女儿要搞一个点灯仪式。
我把客厅的灯熄了，女儿带着我们三个一起拍手：一，二，三，点灯！
弟弟还小，他仰着头，一边听姐姐数数，一边看我和他爸爸拍手。弟弟拍手的时候总是慢半拍。
吴青按一下按钮，”啪”的一声，整树的彩灯亮了。落地窗外一片白的浑浊，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知道是在旷野还是都市，雪花纷纷落下。
我的耳边响起一个冷酷的声音：”你的真心一钱不值。” 我满腔的爱被人像垃圾一样扔掉。
这么多年，在我竖起所有的盔甲，不再有任何渴求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来告诉我他理解我的痛，他看到我的难。
女儿马上就18岁了，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他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太晚了，太晚了。我的痛永远没有办法弥补。我看到我会永远地恨下去。我才四十几岁，我还有几十年要过。这几十年，我都要用来恨他吗？这样的生活我该如何过？
但是我怎么能做到不恨呢？我满腔的委屈如何能排解呢？
人生最让人绝望的是，那个伤害你的人不能一坏到底，坏到腐烂，坏到让人一提起就咬牙切齿。
他还有些良心，也有些无奈。说到底，也就是他不爱我。他的伤害也许是出于无心，但痛苦是那么的深。一切都无可挽回，没有办法弥补。
他捅了我一刀，我倒在地上，痛得撕心裂肺。这时我宁愿他是一如既往地一脸冷漠地看着我，那样，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恨他，咒他去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他好像戴着怜惜的面具，温柔地对我说：”你痛吗？我知道你痛。我捅了你一刀，我知道错了，但是也没办法。”
他这样，我如何能彻彻底底地恨他呢？如果我不能完全地恨他，我如何来疗愈自己呢？如果我一直恨他，我又如何能向前走呢？
我的脑海里划过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小视频。是一对看起来大概50岁左右的中年夫妻闹离婚。他们参加了一个婚恋节目。
这对夫妻分坐在一张几米长的大长桌的两边，主持人坐在中间。
女的穿着件黑底红花的土里土气的毛衣。略微发福的身材把毛衣撑得鼓鼓的，肚子上突出一圈。她黑色的头发向后梳起，扎了一个半长不短的马尾。
她长脸，嘴有点突出，眼角下哒拉着，很深的鱼尾纹。她扑了粉，遮住了一部分脸颊上的黄褐斑，但遮不住她脸上的憔悴。
她的双手交织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两只手较劲似地死命绞在一起。好像左手要绞断右手。
她开口说话了。她的普通话说不上是哪里的口音，但口齿清楚。
她说：”离吧，我同意离婚。我去找个工作，我能养活自己，孩子们也大了。”
对面的那位中年男士，敦厚的身材，圆胖的脸，短短的寸头。他的嘴也有些突出。上身穿着深色的毛背心，外面套了一件蓝灰色的外套。
他像一个单位领导在员工大会上发言一样一板一眼地说道：”我也同意离婚。我们结婚二十几年，你为孩子，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你辛苦了。我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以后你过得好。”
镜头转到了对面的女士。女士听到丈夫的话，开始眼泪横流地痛哭。男人在桌子的一边说着感谢女人的话，女人在桌子的另外一边呜呜地哭。她哭得满脸通红。
男人的感谢宣言说完了。只剩下女人的呜咽声，她没有抱怨，谩骂，只是一声一声地哭。她脸上的一道道皱纹变成了泪水的小溪流。
女人的哭声道出了一个结婚20几年的女人的委屈，孤独和不甘。
我也是那个女人。这世间，有千千万万个那样的女人。我和她们的眼泪汇成了河。
这个下午，远在大洋彼岸的我，坐在办公室里，关着门，压低声音，捂着脸痛哭不已。
哭了一会儿，我给小兰留了条微信：”我收到了吴青的回信。”
小兰知道我找律师给吴青发了律师函。实际上，这件事就是她撺掇着干的。
微信的对话栏里，先是一个巨大的惊讶的表情包。小兰写道：”天啊！我要给你100个拥抱。你真是太难了！”
我写道：”我真的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孽，现在要对付这些男人。”
“是啊。他们太狡猾了了。没人能对付得了他们！你还好吧？”
“你现在来我家，我们随便吃点东西，我再叫上吴总，我们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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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说：这一章是女主的故事的高潮，还是催泪的一章。我写女主的内心纠结的时候会有一种“心流”的感觉，我理解她的痛苦与纠结，作者变成了人物。我写的时候很感动，也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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