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生四次怀胎，生了三个孩子，姐姐，我，还有弟弟。头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产了。因为母亲对重男轻女观念的深恶痛绝，在她的家里，儿子女儿是绝对绝对平等的。母亲深爱她的孩子们，用她独特的方式爱着，用她的命爱着，因为孩子们都是她的命根子。用父亲的话说，‘你妈妈爱孩子是超常的。’母亲是慈爱的，又是严厉的，她对孩子们的爱从来不是溺爱，管教孩子们的时候也绝不手软。母亲爱孩子很像姥姥，都有她们的标准和规矩。

文革的时候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姐姐六年级的时候在学校里被红小兵司令部的一群学生带到父亲单位去，要她当面检举揭发父亲，姐姐不敢不去，也不敢不检举揭发，好像姐姐说父亲在家里不学毛主席语录之类的话。姐姐是左右为难，那些红小兵们逼着她，她不敢不去揭发父亲，又不想伤害父亲，就捡一些轻的事情来敷衍过去。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肯定是吓坏了。这件事情对姐姐的刺激很大，她以后就生病了。放学回家的时候经常哭，而且停不下来。再后来她生胃病了，病得很重，常常会胃痛一口一口地吐酸水，吃了饭后也会呕吐，瘦得皮包骨头。父母亲为姐姐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中医都看过，连各种偏方也试过，都不见好。姑姥更是每日专门为姐姐煮她能吃的饭。

母亲常常告诉我们要坚强勇敢，不要哭，哭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我们遇到困难要是哭的话母亲会很生气。我是听话的孩子，也很要强，就训练自己尽量不哭。姐姐是个例外，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她是可以哭的。我一看见姐姐哭，心就开始往下沉，因为我们都无法让她停下来，现在想想她是因为被逼着去揭发父亲的事心理上有些创伤，后来父母亲的工作都恢复了，姐姐的胃病也慢慢的痊愈了，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了。有一阵子母亲也被关起来不许回家，在班上交代问题。记得有一次母亲回家拿了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临走的时候嘱咐我，弟弟的感冒过两天没好的话就带他去医院看看；还有千万别让你姐姐哭着睡觉，你一定要把她哄好了才可以睡。从前母亲有个表哥因为没考上大学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哭，哭着哭着睡着了，醒来之后就精神失常了。所以母亲还有姥姥家的人都是这样说，千万不能让孩子或者大人哭着睡觉。母亲是真不放心我们，好像她到了班上还是满脸愁云，说她的三个孩子有两个都在病着，然后领导看她的样子太可怜就放她回家了。我都不太记得那些年是怎么过去的，反正就是很难很难。本来我那时生病了都是父母带着去医院，现在父母不在家让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病也给我很大的压力。

我们都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高中毕业后只能下乡务农。母亲为了我们回城，为了我们都能有份工作操碎了心。

后来姐姐高中毕业因为生病没有下乡，留在家里。过了许久，才开始以临时工的身份在一家针织厂工作。这样的工作都是三班倒。一班是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二班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三班下午四点到半夜十二点。姐姐上一班的时候都是母亲送，三班下班的时候都是母亲去接，因为女生半夜走路母亲不放心。母亲曾经让父亲去送和接的，但是父亲说厂里离家不远，走路就几分钟，其实用不着接送。这不是一趟两趟，长年累月的谁吃得消，大家还活不活呢。父亲也很爱我们，他爱的方式跟母亲不大一样。母亲就是不放心，半夜三更的怕姐姐遇上坏人。想想母亲真不容易，五十几岁的人半夜起来去接送，之后很难再睡着了，而且母亲的睡眠本来就不太好。母亲就是这样每天又接又送直到姐姐换了全部白天的工作。

弟弟挺聪明的，就是不太喜欢念书，对学校也兴趣不大，这让母亲很费解，竟然有人不喜欢念书。其实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都不一样，才能也不一样，不喜欢念书也很正常。可是中国之前的科举制度和传统文化在人们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即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都报名参加了。弟弟当时是下乡知青，他虽然不喜欢念书，可在当时却是离开农村的一个重要途径。

弟弟不是一个好学生，上中学的时候还跟同学一起逃学抽烟什么的，被母亲发现了会挨打。父亲是好脾气，不太打我们，他一般都是跟我们讲讲道理。母亲生气的时候是真打。有一次弟弟跟一些同学在一起抽烟被姐姐看见了回来告诉了母亲，好像是弟弟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弟弟回家后母亲问他你今天是不是又逃学去抽烟了，弟弟说没有，母亲说你姐姐看见了，是你撒谎还是你姐姐撒谎？你过来我闻闻。抽烟是闻得出来的，这下弟弟无话可说了。家里刚好在做木工活，母亲随手拿起木匠的刨子就开始打，一边打，一边说不许你抽烟你却偷偷地抽，又逃学，还撒谎！你说你错了没有？弟弟那时候虽是初高中生，却长得很高像个大人了，宁可挨打也不肯说我错了，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一副你打吧我不疼的样子。母亲更加愤怒，说你长大了我管不了你了，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孩子啊，我也不活了，你以后爱怎样就怎样吧，然后用刨子朝自己的头上砸。弟弟一下子抱住母亲的头说，妈你别打自己呀，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不敢逃学了。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弟弟没有考上大学，他的户口还在农村。后来母亲看他是考不上了，就跟父亲商量让父亲提前退休弟弟顶替，这样弟弟才可以回城，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农村啊。父亲也只好退休，弟弟进厂工作，户口迁回城里。其实父亲是一百个不愿意退休，他那年也才五十多岁，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都是为了孩子啊。

记忆中我也被母亲打过一次。我和弟弟都还小，是刚有塑料凉鞋的时候。从前都是穿布鞋或者胶底鞋，逢下雨天或是路上泥泞时都不能出去玩。可是有了塑料凉鞋后就方便多了，因为在水龙头前冲一下就干净了也干得快，不像布鞋胶底鞋那样还得洗刷，也须要时间晾干。

那一天雨刚停，我和弟弟穿上新买的塑料凉鞋跑出去玩，在泥泞的小路上留下许多漂亮的鞋印，我和弟弟鞋底的花纹不一样，但是都很好看，我们还专门踩在水洼里用水去溅对方，我们都玩嗨了。我忽然觉得这个鞋底倒像玫印章一样，在印泥里蘸一下，可以印在其它东西上，就脱下一只鞋，在弟弟的脸上按了一下，一个好看的花纹就印在弟弟的脸上了。我觉得有趣，弟弟不高兴了，一边哭一边往家里跑。我一看不好，弟弟这是要回家告状去了，一只鞋提在手上还来不急穿也跟在弟弟后面跑。

到了家里，弟弟一边哭一边回头指着我。母亲怒了，拿起扫地的笤帚转过来叭叭就是两下。那是夏天，我们只穿着背心短裤，我腿上马上就肿起两道红印子来。母亲说这还得了，你竟敢用鞋底打弟弟的脸！我顾不上疼痛，跟母亲说，我没有打弟弟，我只是…叭叭又是两下重重地打在屁股上。母亲用笤帚指着我，你看看你弟弟脸上的鞋印子还敢犟嘴，啊？你为什么要打弟弟？你说？你说你错了没有？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我只能说我错了，不然母亲不会停手的。

这是母亲的规矩，也是太姥爷家的规矩，犯错误的孩子一定要认错，点头都不行，一定要说‘我错了’。声音小也不行，一定要周围的人能听得见。照他们的观念，这样孩子才能记住，以后不敢犯同样的错误了。但是他们的管教是只能打屁股，从来不可以打脸的。这一次母亲问都不问，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是弟弟脸上的那个鞋印子被我印得太清楚太漂亮了，而且那只凉鞋还拎在我手上，也难怪母亲愤怒到那个程度。

记得我是说我错了，母亲也没有继续打了。可是说完之后我就哭起来了，哭了很久很久，不是因为挨打疼痛而是心里委屈。痛当然痛，可是那个痛比起委屈来就不算什么了。其实我也知道我是该打，因为再怎么闹着玩也不能拿鞋底按在弟弟的脸上玩，可是这跟拿鞋底去打弟弟的脸还是两回事儿啊。我只是想跟母亲说明一下，然后挨打我也能接受。

以后我是否有机会跟母亲解释过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那不重要，打也挨了，错也认了，都是因为我打弟弟了，还是用鞋底打弟弟的脸的缘故。我这个委屈倒是一直记得的，还有也记得开口说我错了真的很难，即使向母亲认错也还是很难，虽然我知道她很爱我。

我有时会思考爱与刑罚，还有委屈，就想起了耶稣基督的故事。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也是需要先认自己的错，然后刑罚和委屈都由他担当了。

我高中毕业后只能下乡务农，没有任何其它选择，母亲每日担心我。她听了太多太多女知青在农村遭受各样迫害，甚至有被害死的事，她每日觉也睡不好。75年的时候，上头政策开始有些松动，有一部分行业的职工退休后，子女可以进厂顶替。这就像天忽然开了一道缝似的让母亲看到了女儿回城的一线希望，母亲很是兴奋，要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是她那一年才54岁，不到退休年龄，就赶紧求人给她办因病退修的手续。我说你真不用这么早就退休，我可以等招工回城，也就一两年的事，而且我能保护好我自己，不需要母亲担心。我们青年点没有老知青，我们这些人是那个生产队的第一批下乡知青。我那时年轻不谙世事，觉得靠自己的努力回城才是好样的。母亲听不进去，她说她老是想着我在农村太苦了，晚上醒了的时候，因为惦记着我就再也睡不着了。拗不过母亲，她退休了我只好回城顶替。

母亲何尝愿意退休呢！工作是她这辈子在儿女之外最看重的事情了。她不喜欢做家务，这些琐碎的事都交给姑姥姥，只有逢年过节母亲才会亲自下厨。母亲退休在家很无聊，身体也开始出状况。一开始时后背很痛，过了一段时间都没有见好，后来痛感还加重了。去医院检查，X光片初步诊断可能是癌症，然后去了北京的医院确诊为类风湿。那时我们对类风湿知之甚少，感觉随便什么病都比癌症好啊，一家人的心情也轻松了不少。

我后来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母亲为我收拾行装，千叮咛万嘱咐地送我去火车站。火车开了，我很兴奋，母亲却是很担心很不舍的样子，虽然当时我们有几个人搭伴儿一起坐火车去南方读大学的。她后来说她很不放心，巴不得陪我去学校，帮我安顿好。记得我和姐姐十二三岁的时候暑假跟着小舅舅去姥姥家，母亲跟我们一起往火车站走，走了很远，我们三人都让她回去不用送了，为什么要送呢？母亲就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往前走，也是那种不放心和不舍得的眼神，我们离开她，她心都空了的样子。

我在外地读书，母亲每月都早早地把生活费寄来，还寄得比较多我根本用不完，就请母亲不用寄这么多。母亲说这叫做穷家富路，也是姥姥家的习惯。所谓穷家富路就是一个人出门在外不容易，多带些钱以防万一，在家里钱少些总有办法可以想。后来干脆在我过了寒暑假要离开家时就把一个学期的费用都给我带上了。母亲念书的时候家里不给她钱，都是姥姥帮她四处张罗到的各样费用。母亲知道在学校里没有钱的日子很难过的。

我们那时在东北是穿棉袄棉裤的，但是南方不需要。可是母亲说南方没有暖气，冬天冷啊，是那种湿冷。母亲在长沙住过半年，所以她说她知道。我暑假离家返校的时候，母亲让我把缝好的棉衣棉裤都带上好过冬，我不肯，只带了棉衣不带棉裤，因为穿棉裤太难看了，再说南方不像东北，也没有那么冷，年轻人挺一挺就过去了。谁知道中秋节一过，我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一看，不得了了，里面有三条棉裤：薄的，厚的，还有一条中等厚的。特别是那条薄的是在秋裤里面絮上一薄层棉花，母亲知道我穿棉裤怕难看，说这样穿在里面暖和，外面又看不出来是穿着棉裤。然后又说那条厚的棉裤是怕万一今年的冬天特别冷呢，你不能硬扛着，哪怕就穿几天这条厚棉裤就没白缝啊。

毕业的时候，学校分配我回东北工作，我很不愿意，因为在外面的这些年让我更喜欢南方。我原来在东北的时候比较容易感冒发烧生病，读大学的时候就不怎么生病了，南方湿润的气候更适合我。但是我又不会找关系托人办事啥的去找个我喜欢的地方工作。原来这样的事情都是母亲一手包办的，我们下乡的时候母亲找关系把我们分到离家近一点的公社，就连我回城顶替的时候都是母亲托人给我安排个好一点的单位。母亲人缘好，她很能帮助别人，别人也乐意帮助她。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写信回家了，想问问母亲能不能帮帮我。

母亲退休后慢慢地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时好时坏，大部分关节都疼痛，没什么特效药，只能靠止痛药维持着。曾经有一段时间服激素类比较有效，可是激素不能长期服用，停下来关节又痛。后来医生好不容易调整了止痛药，把激素停下来，病情也慢慢稳定下来了。偏偏这时候我的那封该死的求救信寄到家了。母亲思前想后说她出一趟远门吧，看看她认识的一些同学熟人能否帮得上忙。那时母亲的身体还很虚弱无法出远门，就只好又开始服用激素，然后由姐姐陪着坐上了火车。父亲当时非常反对，说不过是毕业分配，东北也不错嘛，母亲这身体怎么可以出门呢？可是母亲就是母亲，她决定了的事情谁也拦不住。

我那时候不太知道母亲的病情，在学校里为各样的事情忙碌着，也为毕业分配和其它的事情愁烦。家信从来报喜不报忧，家书每次都说母亲的病情好些了，好些了，… 这些都是姐姐后来告诉我的。

父亲平时都是夸我的，可为这事父亲专门写了一封信来重重地责备我，说我不该让母亲在生病的时候为我去做这些，信中的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 “你妈妈爱孩子是超常的。”本来母亲病成这样她不去我也理解，我不过是问问，但我信里的忧愁和无助的情绪她一定感受到了。她真像父亲说的那样，拼了老命也要去帮她的孩子。后来我一直后悔，后悔…，唉，到如今就只剩下后悔了。

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才多少体会到母亲的心。都是母亲操心儿女们，儿女有需要才会想起父母。我一个美国同事说她读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里都玩疯了，需要钱的时候才想起来好久没有跟父母打电话了。所以当她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会先问候父母，再东拉西扯地找些话说，因为不好意思开口就要钱。她爸爸很风趣，以后一听是她打电话来，就打断她说 “how much do you want?” 因为知道女儿打电话就是想要钱的。

母亲从来不是个完美的人，好像她也没有想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她只是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去做她认为是重要的事和对的事。她有许多长处也有许多缺点，人么，大概或多或少都是如此吧。但是我们姐弟三个都知道，连父亲也知道，母亲爱她的孩子们真是超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