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5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是顶层一人独大，中层群魔乱舞、底层忍气吞声。

“知青”就在这种乱象中去到了边疆。

三类群众

当年的云南河口农场(兵团)的底层社会，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云南的“内地人”，多来自红河州的建水、米勒和文山州，这些地方是云南省的“内地”，比较有农耕和文化传统。云南内地支边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复员军人。1950-60年代，延续了清朝“屯垦戍边”的国策。王震打前锋，带三五九旅开发新疆；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也有许多复员兵来“开发边疆”。这些人朴实本分，在文革中都加入了保皇的“炮派”。

第二类是湖南人，分为两种：有一批人，是60年代被征召来“开发边疆”的，他们都有户口，比较憨厚本分。另外一批湖南人，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为逃避饥荒而“流窜”到云南农场的。他们没有正式的户口，是农场的“临时工”，薪水比较低。文革开始后，这些“湖南盲流”成为造反的主力军。

毛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底层农民不但要造反，还想上“少奶奶的牙床滚一滚”。这些人本性生猛，原来被身份所限不敢造次。文革中被“解放”，有幸成了造反派，把长年积怨都施加到“保皇派”身上，打击报复的力度很凶猛。

第三类是知识青年，包括了：1964年来农场的成都老知青，69年来农场的昆明知青、北京知青和华侨知青，还有71年来农场的重庆知青。前面几批知青，每地人数只有十多人，而重庆知青，一来就是一百多。

知青群体中，除了那些在缅甸就“左倾”、到了昆明华侨学校继续持“左派”立场的华侨，其他人都明里暗里地同情“受压制”的云南老工人；也多数都看不惯湖南“盲流”的凶悍张扬。那些如我一样，傻里傻气地被卷入派性，公开支持老工人的，就备受逼迫。

三名反动派

当年队里有三名“反动派”。一名是“老右派”，广西人，年纪大且低调，是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就是他教我吃生花生。他是从饥荒中活过来的人，知道“低调存活”。

还有一位长相凶猛，很原生态。我已经忘记他被打成“反革命”的原因，似乎是因莽撞而落网。他不但没有动机，也弄不清“革命”、“反革命”的区别。

 最引人注目的一位“现行反革命”梅X光，是一位复员军人，也是高调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具体说就是：当大家都齐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时候，竟然接口说“也祝我们大家都身体健康”。这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立刻就被“揪出来”批斗和监督劳动。

梅X光虽然没有受过高深教育，智力和体力却超强，个性超“倔”。他在部队是出色的侦察兵，与上司不和（嫌弃上司太笨），被转业到农场。他的存在，总是让人有压力，觉得自己太笨太窝囊。他被定为反革命，让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反革命”当然要受体力惩罚，他被派到最高的山上割胶，却往往很快割完，而且产量奇高，伤树率奇低；连里遇到什么疑难事情，都会找他，“勒令”他去解决。在日常生活中，男人的活计他全都无师自通，女人的事情他如果愿意做，也做的极好。比如副指导员家买了台了缝纫机，不太会用，他去了鼓捣几下，很快就可以为人们剪裁衣服。

他被定为反革命之前，有些老工人、包括他的同乡、战友，都受不了他的“傲气”。不过当他成天被批斗、常常被打，却不认罪，也不“咬别人”之后，老工人就都开始同情他。他常被“私刑”修理，却拒不“交出同伙”，反倒发现了不少消息，然后偷偷告诉知青，再让知青通知相关的老工人，帮助不少人躲过了灾祸。

所以梅X光这位“现行反革命”，其实很得到普通人的尊敬。只是我后来离开了，不知“林彪事件”之后，他的命运有何转变。

造反的盲流

  来说说农场的湖南“盲流”，他们做为文革的基本盘，是有历史根源的，也是毛特别关注的。

中国的农业社会，本来是多层次和有序的。当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这个秩序就被颠覆了。在农民问题上，毛从来就不是马列的信徒。如果照马列的理论，农民、尤其是流民，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还常常“破坏生产力”。毛将最底层农民的地位抬高，是因为这些人可以构成“农民革命”的队伍，也是底层“文革造反”的基本盘。

毛善于利用矛盾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他1920年代的“阶级分析”，是要构建起农民革命的生力军。他1960年代发动文革，是利用底层的劳动者，来砸毁他自己政权的中间环节（那些官僚机构），保证他“一人独大”的统治。这些都跟马列理论毫无关系。

毛的同盟军，来自最底层。这批人“造反”，不但毫无顾忌，而且从报复中享受“快感”，破坏力极强。当年边疆农场造反最猛的，就是湖南“盲流”这批人。

  其实在不同年代，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都会有各种矛盾，这事并不稀奇，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矛盾。西方社会，一直认为有众多的“中产阶级”，可以构成社会稳定的根基。而“阶级斗争”，是用暴力剥夺的方式，重新分配财产。当资源极度缺乏，分配极不公平时，会有人跟从暴力。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是在底层农民失去活路时，才爆发的。

在资源相对丰富的社会，则可用“调和”的方式，用税收调节与福利制度，来缓解矛盾。只要社会的基本生活资源丰富，贫穷的问题就可以透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可见暴力革命、均分财富，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当生产力更发达、物资更丰富、分配更合理时，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人们就没必要“铤而走险”，用暴力打杀富裕阶层了。

我们洽洽是在“阶级斗争”最火热、社会资源最贫乏的年代，被送到了底层的中国社会。不过，那些当年从底层造反的红人，他们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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