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烦恼 

这是我的经历，发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因为事关隐私，直到坐五望六的年纪，才愿意公开谈，也可对今天的养生学说提供一个实际例子。

我是在那年的5月到了边疆农场接受“再教育”，开始的三个月水土不服，在挣扎中求生存。三个月之后，开始逐渐适应环境。因天气酷热，没有油水，我的肠胃又常常出问题，因此一直非常的瘦弱。

当年判断年轻女子美不美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长得够不够分量。我本来就不够分量，到农场之后进的少，出的多，当然更加消瘦。两手一叉腰，指尖就可以合围；平常干活高高卷着裤腿，被人称为“麻杆腿”。加上头顶厚发，常常处在头重脚轻的状态，比别人都更容易掼跤。

那时候队里一年才杀一次猪，一人能分到1-2公两，就是不到半磅肉，平常大锅水煮菜也根本没有油星。奇的是大部分女孩子只吃木瓜香蕉也能长肉，只是我像破气球，吹不起来。我自然不愿当异常之人，非常盼望能增重，每天去收胶站秤自己的体重，能长一斤就兴奋好久。

收胶站的大秤是用来秤每日的橡胶产量用的，每天割胶工把橡胶树的胶乳收下来，要在收胶站过秤，记下个人的产量。然后把全队的胶水放进有盖子且密封的大桶，用马车送到加工厂，在那里把胶水加工成干胶。

收胶站的秤通常有两种用途，一个是用来秤割胶工人每天的产量，当时的胶桶最多只能装12公斤，两桶胶水装满了也不过24公斤；另一个用途是记下当天全连的胶乳产量，然后装进可以封闭的大桶，每桶容量50公斤。也就是说这个秤从来不需要秤25到49公斤之间的重量，所以就没有25公斤的秤砣。可是我的体重偏偏是在25到49公斤之间。为了知道自己的体重，我每次都和装了水的桶一起过秤（加起来必须超过50公斤），然后再秤一下那桶水，减去那桶水的重量就是我的体重。我的体重一直在38到44公斤之间徘徊。

我们是5月到的农场，已经错过当年的割胶培训机会，只能加入林管班，给林地砍草，也干农活和一切杂活。林管班与割胶班相比，是比较低层次的群体，对外说起来的时候都想含糊其辞。连我们的班长都是因身体不好，不能在割胶班坚持工作才下到林管班的。这位班长的脾气喜怒无常，大概想到割胶刀握在她手上，安全系数比较低，所以就给她个小班长做算了。

我们既然地位比较低，又跟着一位神叨叨的班长，除了心里有些嫉妒人家，也有些放任自流。直到秋天，我们才真正被割胶班的同志们大大地羡慕和嫉妒了一把。

意外的收获

大约在十月中旬时，班长穿着短短的花小褂，口中哼着山歌，迈着轻快的小碎步走来，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姑娘们，快要收花生了”，我们对她大喜大悲的情绪已经感觉麻木，没怎么领会她的心情。十月正是橡胶树的高产期，大家都在创高产，队里的三块花生地，交给我们林管班的十几个人来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开始收花生之后，我们才明白，班长为什么如此快乐。收花生这营生既省力又实惠。第一、花生地都不太远，十来分钟就走到了，不像砍林地的草，光爬高山就要一个多钟头；第二、干活不累，热带气候潮湿，土质松软，花生很容易被连根拔起，不像砍草、锄草都很费力气；第三、最重要的，是可以边干边吃。

收花生的过程是，我们先去地里拔花生棵子，然后抱到地头堆成了高高的一堆，就坐在花生堆面前，把根部的花生撸下来，放在筐里，顺便也往嘴里送。花生棵子就垫在屁股下面，等垫得够高了，再去拔新的花生棵子。

第一天，我刚吃了几颗擦去泥巴的生花生，就开始拉肚子，于是闭口不吃。一起收花生的有位老右派，他看见人人开口，唯独我不吃，就好心劝我也放开吃。我不识好人心，很不屑地说：我不想吃。他说：生花生的营养比熟的更好，尤其是对女同志，这里一年吃不到三两油，吃花生可以补充大量脂肪，像你这么瘦的很容易补起来。他又想教我，怎么样快速地揩干净泥巴，我仍然坚持不吃。

可是我的坚持在一周之后就停止了。人人都热情高涨地边干边吃，唯独我只动手不动口，于是那些稳坐稳吃的人，都理所当然地把我呼来唤去，让我为他们源源不断地供应新拔下的花生棵子。换言之，他们都动口不动窝，只有我在花生地和他们之间跑动，不断提供新拔下的花生，如果我不能及时供应，不但影响收成进度，也影响他们吃的进度。

老右派再次说服我，不要脱离群众。我只好告诉他我的肠胃不能适应。他教我头两天先少吃点，拉肚子也不怕，过几天肚子就适应了。老右派还提醒我不要脱离群众，现在想来还真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和我们队上的现行反革命，都是极能干的人才，按当时的话说，都有相当的理论水平，也都是劳动能手。他们之所以被戴上帽子，说好听点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说白了就是聪明太露，领导在他们面前一点显不出自己的水平；群众自然更看不惯他们那副啥事都明白的得意样子。得，文革一来，人家都要扬眉吐气，右派和反革命当然得缩脖子做人了。

再说，我不吃生花生，吃的人心里也不自在，不断给我心理压力和加重工作量（他们吃的速度加快），必要将我拉下水。还好，我当年虽然悟性不够，肚子还算争气，改变主意并开吃之后，拉了几天肚子就恢复了正常。于是我和大家同吃同乐，只是吃的功力比较差，每天满嘴泥巴回到队里，又顺便省了午、晚两餐饭（不去食堂打饭），很快就有人发出了疑问。班长提醒我们：收工之前一定先洗干净嘴巴，说大姑娘满嘴泥巴叫人笑话。

后来就有同学从副班长那里学会了技巧，叫“两搓三卡擦”。副班长是身材异常敦实的红脸汉子，个头不高，坐到哪儿都像半尊铁塔。旁人让我观察副班长吃花生的程序，先用巨掌攥住花生根部，捡那最肥美的几颗，放在掌中搓两下，表面的泥土已经大致干净，然后极其秀气地只用上下门牙轻磕花生皮三下，饱满的花生弹入口中，花生壳轻巧地落在地上，嘴唇干干净净，完全不留泥土痕迹。后来我发现一些妆容精致的女子，吃饭用类似方式，口红始终保持完美唇型。我的吃功差，索性一直不擦口红，免得露马脚。无论如何，我还是技不如人，吃的最少，嘴上的泥巴最多。

全班人都在同心同德地收花生，果然皆大欢喜。我克服了肠胃的困境，生花生的营养价值，便在我身上得到完美体现。我的胃容量本来就不大，以花生为粮之后，只需每天早上吃二两稀饭，午晚餐都可全免。偶尔花生吃得厌了，想换个口味，才会补上二两米饭。

自从开放花生进口之后，我的体重明显上升，原来需要加大半桶水上秤，渐渐水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不用加水桶，秤砣就自动跳起来，也就是说，我竟然到了50公斤，而且这上涨的行情没有丝毫停滞的迹象，渐渐的我接近了55公斤，最后到了60公斤。

可这时候，队里的舆论开始不利，虽然我们闷头吃，却似乎人人知道我们因收花生而得利甚大。终于有一天，这问题上了桌面，三个割胶班一致向领导提意见，要求参加收花生。我们当然不太情愿资源共享，队领导也认为割胶班的任务更重大，最好专心提高橡胶产量。

但是人家有理有据，说我们吃得太过分了。有人就指证说，自从开始收花生，那些个知青都不到食堂打午饭和晚饭吃了。还有人指着我说“你看看这个女娃儿，原来是一根风能吹得折，水能漂得起的芦苇草，现在吃成了油滋水旺的白莲藕”。众人的目光热辣辣地集中在我身上，我的体重直线上升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哎，一个多月之前，我被迫放下身段，加入同吃团伙，谁知道我“吃了班里的饭，长给全民看”，现在变成被人指责的活证据。

其实除了我之外，别人的体重也在上升，当时大家都缺油水，“给点阳光，你就灿烂”，只是我 “给点花生，你就膨胀”得过火了。

众人的快乐

队领导接纳了群众意见，也不需更多的调查研究，因为只需要拿我来举证，就事实俱在了。于是全队一百多工人家属，一起来收最后一块花生地。那一天真如盛大节日，全队老小都上了山，队领导发话说，还是要留出明年的种子，言外之意大家自明：吃要掌握政策尺度，如果过度就会变成政治问题了。那天除了全队的劳动力，孩子们也拿了小篓子，老弱病残齐出动。收工时﹐人们看我的眼光充满喜悦柔情，要不是拿我的体重说事﹐他们哪有机会灿烂呢。

我在那一个多月之内养足了膘，在后来逃回北京的近二十天旅程中，常常吃不上饭，却始终精力充沛。我逃回北京是协助父母亲搬到江西五七干校安家落户，从大船上往下挑蜂窝煤时，听到许多人表扬我很壮实。

70年春节时，连里宰了一头猪，炸了花生米庆祝，我无缘参加盛宴。不过这一吃，连花生种子都吃光了。1970年春农场改建制为军垦农场，农业问题更加次要了，阶级斗争更加火爆升级，那种同吃同乐的盛大场面，从此再未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