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达多伦多的第三天，房东王太太就跟我提起，租住在她家地下室的一名房客决定在六月底搬走，她问我要不要租下那间房。我下楼看了一下，那间房比我租住的旅馆房要宽敞许多。另外，地下室有独立厨卫，仅供两名租客共用，论私密性，倒是好过楼上的租户。缺点是地下室只有两扇高度不足五十厘米的小窗与外界相连，采光不足，就算大白天也得靠灯火照明。但是，长租的价格按每夜费率折算下来，还不到家庭旅馆的一半。想到只出不进的荷包，当下我就接受了。

在加拿大搬的第一次家相当轻松，我只是把两个行李箱收拾收拾，从二楼搬到了地下室。之后的几年，我又搬迁数次，行李家当越积越多，搬家的载体也从小轿车演进到箱式小货车，到最后不得不租用专业搬家公司的大卡车。生活啊，就是这样越过越繁杂，越过，便越多了牵挂。

安了家，我便寻思着该找份工作了。虽说日子过得简约，然每日里坐吃山空，心里终究没底。地区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并不多，大多只招累脖(Labor)工。偶有招聘财务的广告，要求都奇高，哪怕是最初级的记账员（Bookkeeper）职位，都要求有本地资质和工作经验，要有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能multitasking，能与其他部门同事协调解决问题，还要有自我激励的能量，有领导力，不一而足。在我看来，这哪是在招记账员，他们分明缺了个财务总监。既然我在国内都没能混上经理一职，就更别指望在陌生的国度人品大爆发了。如此窝在房中读了好几天招聘启事，我竟是没有勇气投出一份简历。

生日过后的第三天，我在约克商业街闲逛时，看到一家餐厅的玻璃门上贴出一则小广告，只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招收银员”，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把揣在包里多日没能用上的简历给前台递了一份过去，当天下午就收到了面试通知。这可把我激动坏了，即时恶补了几个常见的面试问题。前往面试时，我一路忐忑，担心自己蹩脚的口语会拖了后腿，没想到餐厅老板跟我拉了几句家常，就直奔主题：“你明天可以来上班吗？”我连连点头，说：“可以的，可以的。”

我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开始了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真正上班后，我发现收银员其实就是一份累脖工，拿着最低标准的薪酬，干着最杂的活儿。说是收银员，收银只是占了日常职责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时间里，我需要清理餐台，打扫地面，泡咖啡，清理咖啡壶，给客人送餐，等等。换言之，大堂内肉眼可见的服务，我都要及时顶上。有时大堂清闲，我还得去厨房帮忙洗刷碗碟，清理垃圾。

这样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只要手脚勤快，谁都可以做，怪不得老板根本不用面试，只看你需不需要这份工作。后来在加拿大待久了，我发现累脖工还是挺容易找的，超市餐馆遍地都是类似的招聘信息。这类工作报酬低，人员流动也快，但凡有更好的选择，工人们立刻跳槽，所以低端职位永远都有空缺。我也注意到，就算拿着最低工资，如果兢兢业业每周做满40个小时，到手的工资用来支付房租和购买日用品已是有余。所以，在加拿大养活自己并不难，像我的房东王太太一家，俩人打了几年稍微高级一点的累脖工，竟然还能凑出一套房子的首付来。

如此过了两个月，日子枯燥，倒也平稳。各种杂活干起来已是得心应手，仿佛生来就是一个打杂人。回想在国内，我是标准的白领丽人，拿着高薪，出入CBD高档写字楼。到这边系上围裙，做起最底层的工作，不是没有心理落差。只是，“人生地不熟”这个现实，对于我找专业工作来说是个巨大的障碍，在如何顾全颜面方面倒成了一桩幸事。在这里，谁也不认识我，本应感受到的那层难堪似乎也就没那么不堪了。我想，放不下身段有很多种原因，最大的原因是面子问题，怕自己阶层退化，怕别人瞧我不起。只是，一旦进入生存模式，面子就排不上号了，几斤面子能换一顿晚餐？是活在两年后可能露宿街头的恐惧中好，还是尽可能做到手有余粮心中不慌？对于在传统务实的中国家庭长大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无脑的选择。

打工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让我把思绪从过往的失败中慢慢挣脱出来。在一番纯体力的忙碌中，我的心境渐渐平和。虽然还是无法原谅故人与往事，但不再动辄落泪。我甚至已好久没有梦见伊伊。刚离婚的前两个月，她常常出现在我梦中，面貌在甜美和冷酷之间无预兆切换。梦中的我常常哭着问她：“世上那么多男人，你为什么非要选择大鹏？”有时她会说对不起，有时只是决绝转身。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梦中没有答案，现实中更是没有。自从昆鹏在生日那天给我发过一封简短的邮件，他俩就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只要我不想起，似乎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像是被按下了重置键，我又回复到了七年前大学刚毕业时的那种状态，清贫却又纯粹。我逐渐不悲不喜。

只是，再简单的工作也有挑战。临近九月开学时，校园里的人流量明显增多，餐厅的生意也应声繁忙起来。我对工作本身并无抱怨，削土豆也好，擦桌子也好，都是我为换取支票所必须付出的劳动，我也应付得来。然而，与顾客日渐增多的口头交流却让我心生惶恐，因为我发现自己蹩脚的口语甚至无法应对顾客的日常问询。

一次，一个女生急急走到咖啡机旁，对正在冲泡咖啡的我唧唧哇哇说了一大堆。她语速极快，我完全没有听懂。她耐着性子又飞快地复述了一遍，我还是一头雾水，只听懂了其中的几个单词，譬如“学习资料”、“座位”，以及她最后的提问：“我应该找谁？”我内心里涌起一阵慌乱，又不愿让自己看着像个白痴，只能把零星片段拼凑起来自我发挥。我想，也许她是新生，想知道图书馆在哪里？又或者，她想要复印学习资料，却又找不到地方？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是我能给出答案的。我胡乱指向正在用餐的其他学生，说：“你找他们吧。”那女生瞪大双眼，吃惊地反问：“我找他们？”显然我的答复不能让她满意。我只能硬着头皮打断正在收银的一位同事，让她替我了解女生的需求。原来，那女生打翻了自己的咖啡，弄湿了学习资料，还弄脏了座位，想要我们帮忙清理。学了多年的哑巴英语，我竟是没能听懂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

又有一次，一个好几天没有出现的男学生来餐厅点餐。他几乎每天都来，轮到我收银时，还会跟我聊上几句。我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每次也都礼貌性地点头微笑，配合着“是啊”，“不错”之类的万精油词汇。他消失几天后，重新回归，看到我很似乎很高兴，特意跑到我收银的款台来，絮絮叨叨跟我说了很多。我断断续续听他说起“纽约”，“家人”，“奶奶”，“待了几天”等词汇。串联起来，我想他应该是和家人们去纽约渡假了？或者去纽约看望他的奶奶？我微笑着回复说：“听起来太棒了，你一定很开心！”然而，他的微笑瞬间凝固，只是默默接过我递给他的零钱，走了。在一旁清理咖啡机的同事听到我俩之间的对话，跟我解释说，这人刚才跟我说他去纽约参加他奶奶的葬礼了。我目瞪口呆，一时手脚冰凉。我竟然对着一个善意的年轻人说，他去参加他奶奶的葬礼一定很开心。多年以后，每每回想起这一幕，我都感觉无地自容。我多想穿越时空回到那一刻，真诚地对那个年轻人说：很抱歉听到这个坏消息，请节哀顺变！

这样的事遭遇多了，我便越发不自信，对各种交谈能躲则躲。发展到后来，只要收银处不忙，我就主动钻进厨房，淘米切菜洗碗拖地，彻底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卑微的勤杂工。我悲哀地想：是不是以后的人生就这样了，做着最脏最累的活儿，拿着最低的工资，为了维系温饱日复一日？

我开始怀疑来加拿大是不是一个错误。当初决定下得匆忙。离开北京，只为逃离人情是非的江湖，并未考虑太多与生计前途相关的问题。此刻旧时光的悲喜渐渐落定，本我的需求便日益清晰地浮出了水面。我想，也许我应该回老家去，有爸妈在，至少我不用担心无家可归。

在我感觉晦暗的时刻，上天给我派发了一颗糖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