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来到高楼林立的悉尼，站在渡轮码头水边，看着眼前雄伟的跨海铁桥和华丽的歌剧院，很难想象200年前这里只有一些破烂的帐篷和几排简陋的茅草屋。今天在悉尼市中心没有任何有关当年第一舰队登陆的纪念标志物，为了寻找现代澳洲起源的遗址，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来到坐落在市中心北面75公里处的怀斯曼渡轮码头。 

怀斯曼渡轮横渡霍克斯伯里河（Hawkesbury River），是悉尼最古老的营运渡轮。在附近的观景台登高望远，一条大河在脚下流过，宽阔的河面波澜不惊，四周山峦起伏，郁郁葱葱满目苍翠，颇有江南水乡的韵味。

此渡轮以其创立者所罗门·怀斯曼（Solomon Wiseman）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因为偷窃木料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流放澳洲。1806年他29岁时抵达悉尼，在服刑11年苦役后，1817年怀斯曼被赦免，并被授予霍克斯伯里河两岸200英亩的土地。此人八面玲珑长袖善舞，他经营酒业和旅馆，很快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同时成功游说政府，让悉尼通往猎人谷的道路经过他家，并获得了在霍克斯伯里河运营渡轮的独门执照。此君通吃黑白两道，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传奇人物，他的雕像至今仍耸立在渡口附近。

坐渡轮过河不远处，就是名列世界遗产目录的大北路遗址，这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工程壮举，由1830年代的罪犯完全用人力建造，旨在建立悉尼与猎人地区之间的公路交通。蜿蜒盘旋在山坡间的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仍保留着最初的风貌，路旁没有一根电线杆，只有茂密的丛林，透过树丛间隙还能看到山下的霍克斯伯里河，风景相当优美。路旁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反应当年生活的雕塑和文字说明，告诉游客昔日的历史：大英帝国当年向世界各处流放本国罪犯：北美5万，百慕大 9千，安达曼岛4万，澳洲16万6千 - - -，以达到在国内惩罚和威慑罪犯，在海外促进殖民地建设的目的。澳洲无疑是这个政策最成功的一个范例，而大北路则是这段历史最鲜活的见证。 我们踩着大北路的砂石路面慢慢地朝北走，读着路旁一段又一段的文字记录，仿佛一切又回到了200年前那艰苦的岁月。

1798年，约翰·肖特兰中尉在追捕逃脱的罪犯时，发现了土地肥沃的猎人谷，同时看见了高质量的露天煤层。从1804年起，成批的罪犯被流放到这片土地，他们开采煤炭，砍伐木材和制造石灰。殖民地政府还鼓励被释放的囚犯迁入定居，到1820年从猎人谷到纽尔卡斯已经建立了20多个农场。同时猎人谷繁茂的水土环境，开始吸引英格兰的自由移民，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本来发展庞大的农牧企业。而免费获赠的大量土地，和源源不断的囚犯提供的无偿劳动力，更是使他们如虎添翼，这片土地日益繁荣，于是修建一条连接悉尼的交通干道就被变得日益紧迫了。

1826年，240公里长的大北路正式破土动工。两群囚犯抡起大铁镐，分别从南面的纽尔卡斯和北面的悉尼城堡山（Castle Hill）同时向前掘进。他们南北对进，一路披荆斩棘开山凿石，从悬崖上手工采掘了数千个各种大小的砂岩块。然后对它们进行整形，整理和组装，以形成巨大的挡土墙，溢洪道，排水沟，涵洞，支柱和复杂的排水系统，其中大部分公路建筑今天仍然清晰可见。沿着这条道路，保留了采石场，上面显示了手工钻孔的三角形标记，而单个砂岩块上则显示了标记，零碎石块被用来构筑道路路面。可以看到罪犯建造的住宿山寨的遗迹，以及路旁建的石棚。随着道路的进展，这些在夜间为罪犯提供了临时住房。岩石切割的饮水盆，火药洞，英里标记和一些废弃的砂岩块也被保留。

有趣的是囚犯涂鸦的例子随处可见，包括肖像，姓名缩写和在岩石表面切出的各种单词。可以想象当年那些衣衫褴褛的可怜囚犯，每天在荒天野地里干的精疲力竭，也只有抽空涂鸦取乐。还好监工们有着英国人特有的幽默感，没有干涉囚犯们这唯一的娱乐项目。

1827年，澳洲作家约翰·邓莫尔·朗（John Dunmore Lang）描述了在建设初期，沿着这条道路行走的所见所闻。虽然景色很美，但道路本身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写道“当我们沿着山峰行进时，初升的第一缕阳光给在霍克斯伯里两岸的高耸山脊镀上金光。第二天早上，马匹走向河边，我们利用运送人和牛而建造的平底船横渡河流。对岸的道路仍然比较险峻，需要更多的人力进行施工。我们爬上山时，许多罪犯正在为此工作。”

其实那些服劳役的英国囚犯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而仅仅是一些小偷小摸的穷人。18世纪的英国，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工业革命的起步，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导致犯罪率剧增，政府以严刑峻法对付。当时任何人掏包窃取1先令，从商店偷得5先令，或从住宅偷取40先令都会被判处死刑，偷马偷牛偷猪羊也是死刑。这些因为偷窃罪而判死刑的人，没有人真的被处决，最后都被送到殖民地服劳役，让他们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伟业添砖加瓦。其中一个出名的倒霉蛋，就因为嘴馋偷了12根黄瓜，被万里迢迢充军到澳洲；另一个就因为从别人口袋里掏了一本书，也被送来澳洲。

值得庆幸的是绝大部分被流放来到澳洲的罪犯，在服了5至10年不等的劳役之后，都被解除劳役恢复自由。在他们被释放的同时，均被授予数百英亩的土地。虽然这些没有道路的丛林在当时似乎价值不大，但是能够拥有这样大块的土地是这些英国穷人以前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情，自由给了他们生活的勇气，财富则增加了他们对将来的信心。澳洲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的确使他们受益匪浅，过上了以前不敢想象的好日子。一名被释放的罪犯写信给英格兰的朋友说：“我原本希望自己一旦解脱奴役的束缚，就尽快回国。但是今天我比英格兰一半的人情况要好，现在如果有人愿意支付我的回国船票，我也不会回到英格兰。“

240公里长的大北路建成之后，很快就跟不上澳洲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大北路的许多路段被整合进了更完善的公路系统，被改造成更宽阔平坦的路面。其中靠近怀斯曼渡轮码头约7.5公里的一段则被永久保留，成为澳洲早期历史的见证，供后人漫步游览。

长期以来，世界其它地方对澳洲历史不甚了解的人们，常常对其早期的流放罪犯有着某种鄙视的眼光，好像这些罪犯祖先是澳洲的原罪，给了他们看不起澳洲理由，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所谓罪犯是当时英国穷人中拥有最多反抗基因的人。这些人被流放澳洲后，面对艰苦的劳役、食物的短缺和严苛的惩罚，他们没有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而是一踏上澳洲土地，就走上了政治抗争的道路。这些被流放的男男女女可不是什么逆来顺受的善男信女，集体行动是他们斗争的手段，当时集体潜逃、罢工和拒绝工作司空见惯。 

据劳动力历史学家迈克尔·昆兰（Michael Quinlan）估计当时至少有40万人次的罪犯因表达异议而受审，这是一股令人震惊的反抗浪潮。“一般来说，许多罪犯被送上法庭上超过六次，这些案件绝大多数与工作相关的异议有关。" 迈克尔是这样陈述的。

迈克尔说：“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通过偷船彻底逃离殖民地，但更多的人则是搬到了其它地方，只想找份工作，逃离束缚，赚取工资。民主不是由个人的经历建立的 — 而是建立在要求更多话语权的人们的集体行动之上的。”

这些穷人罪犯从一开始就憎恨世间的不平等，他们持续的抗争就是在获得自由之后也没有停止，而是通过工会的形式以更大的规模传承下来，成为澳洲工会运动的起始源头，以至于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这块地球上最不自由的司法管辖区变成了一片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土地。在这些拥有浓厚自主意识和强烈抗争精神的穷人不断的努力之下，1855年，悉尼的石匠工会在全世界第一个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日，使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1817年提出的口号：8小时劳动， 8小时休闲， 8小时休息终于成为社会现实，之后澳洲其它的行业工会也陆续争取到了同样的待遇。到1858年，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全体男性公民都取得了选举权，而且没有财产限制，而在英国直到1884年才作到这点。1908年澳洲就实现了妇女的选举权，而在英国直到1928年妇女才争取到这一权利。

获得政治权力的结果，自然就是经济报酬的提高。从很早开始，澳洲劳工的工资就明显高于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同行。相比欧洲，澳洲劳工早就过上了小康生活，当肉类和茶叶对欧洲普罗大众还是奢侈品的时候，澳洲的劳工们已经将这些视作每天的必需品了，于是澳洲当之无愧地有了“打工者的天堂”之美誉。20世纪初，一位刚到悉尼的英国工人叹道：“我绝不想再回英国了，那里只是富人的天堂，多亏上帝还帮助我们穷人。”

时间临近中午，太阳越升越高，气温变得炎热起来，我们一行人离开大北路，开车向猎人谷而去。大北路渐行渐远，澳洲早期历史仍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回味无穷：一块远离世界任何文明的荒蛮之地，成为了人类最宜居的乐园；一个被军法严厉管制的地方，成为最民主自由的国家；一所强制劳役的大监狱，却成了人人平等之所在 - - -，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迷人，虽然时不时给人猝不及防的意外，但还是常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