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以九十一岁高龄去世。世间三尊：年龄、道德、爵位，他都具备了。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爵位，以他史学泰斗的地位，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背景，分量足以碾压任何爵位。

有学问有成就的人，未必有高洁的人品，郭沫若是一个绝好的例子。有良知的重量级知识人中，道德文章在生前身后都受人景仰的，余英时先生是不多的一位。

他的令人景仰，是由始至终持守良知和独立自由的人格思想，不因怀柔或辱骂而丢弃原则，他持守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的尊严和情怀。

余英时先生的表侄撰文提到1950年余英时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放假期间去香港探望父亲，探亲结束后坐火车回京，因火车故障，滞留广州一夜，那一夜他突然明白了精神自由和窒息的感觉，当即决定折返香港，从此去国。29年后，他在1978年随汉学家访问团回大陆一次，“城郭如故人民非”，悲感甚多。1989年之后，便发誓不再回国。

在学术界大享盛名之后，虽然知道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官方还是拿出统战手段，修缮安徽的余家祖居，作为“余英时故居”；使领馆通过各种渠道，希望他回国走走；还派出过一个19人的安徽代表团赴美沟通，希望他回国走走。余英时的回答很断然：“我没有乡愁”。他在接受香港电台的采访时说：“我在哪，哪里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到某一块土地上才叫中国？那土地上反而没有中国。” 确实，那土地上已经没有了他眼里的“士“。

他就这样强硬地切断了自己归去的路。

这样个性鲜明的一代大家，毫不掩饰他的政治立场，也不掩饰他对人和事的看法。对梵文和巴利文学者季羡林被称为国学大师，他认为是啼笑皆非的事情。他说，不少人是因为对当权者歌功颂德而被封为大师的，包括杨振宁也是如此。杨振宁闻言，甚是在意，特地亲笔致函，说“英时兄”恐怕对他有误会，并附他写的“曙光集”，希望余英时读后消除误会。但实际效果适得其反。两位人文史学界和科学界的大腕，生前和身后有很多让人评说的东西。

二十多年前，我为了听流亡作家刘宾雁的讲话，来到华盛顿特区Woodrow Wilson Center的一个会议厅，介绍刘宾雁的就是余英时先生，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从此对他印象深刻.

余英时先生壁立千仞，无欲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