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北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长期租用一个大套间，设一名主任，两三名记者，还有负责广告的人员。主任姓陈，负责行政，也采访大事，不太介入我的具体采访事务，我也大部分时间只在港澳中心。有时候去办事处，偶尔向他汇报一下和某些预委会成员的访谈，他会点评一下，某某政治上比较不成熟之类。他能力极强，在中央高层有广泛的人脉，和港澳办主任鲁平的关系，情同父子。他太太患病期间，曾乘坐中央一名领导人出访的专机到伦敦治病，这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他基本上不和香港记者接触，但不少人知道他的神通广大而对他很感兴趣。有人还专门问我，他头上细密的卷发是不是真的。

因为他的重要性，报社领导对他十分倚重敬重。两会期间，他负责我们团队的采访任务。一天的工作完成之后，有时去京广中心吃宵夜。有一次听他谈1989年6月发生的大事，他那时负责采访，也负责轮流写社论。5月21日，即中央下达戒严令竖日，报社社论开天窗，只写“痛心疾首”四个字。一份党的喉舌报纸敢于这样，是石破天惊的。民心昭昭，而报纸的性质却摆在那儿，每天的社论该如何下笔，是焦头烂额的煎熬。他说在苦思无计之时，忽然灵光一闪，找到一个落笔点：香港群情如此激昂，是因为港人第一次意识到远在北京发生的一切，和自己是息息相关的。由这点落笔成文，成就了一篇他终生难忘的社论。

那晚宵夜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也成了他另一个终生难忘。

 那天我还是在北京采访。早上看报，头版不是我报道的预委会开会，而是主任的一条内容仅百来字、而红底标题特别大的新闻：邓小平在刘华清陪同下，在青岛观看海上军事演习。邓小平那时已经老病，香港新闻界”等死队“每天准备着接收死亡信息。这条新闻无非是想透露邓的健康良好，并在参与重大事务。

但江泽民震怒了，亲自下令，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抓人。公安警车包围了报社办事处，幸好他当时人在外面，接到消息，马上坐飞机远走内蒙古，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躲避了半年多。中央向报社追责，报社领导全体退缩，把所有责任推在他身上。他从藏身处打电话给报社一个铁哥们求助，这哥们放下电话，随即向上面通报他的行踪。后来事情渐渐冷却，他后面有实力的人也竭力为他斡旋，终于风平浪静之后，他再次露面，但报社已经心意铁定，坚决把他扫地出门。

他再次露面之后，有一晚在报社办事处单独相处时，我表达了对报社领导层的愤慨。他沉默良久，只就某一位领导说了半句话：“我以前认为他很不错。。。”

97年董建华成为香港第一任特首时，媒体都极其惊讶地发现，他以特首特别助理的身份，进入香港高官行列，这背后当然是鲁平等人的安排。之后历经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三朝，直到林郑上任，他才离开港府。港府官员薪金，循港英旧例，高薪养廉，所以他的月薪，那时是18万。更主要的是，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对新闻界来说，是绝好的信息来源渠道。报社的领导，对自己当时的短视和寡义，是否曾经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