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莎拉這“過來人”成了許多年輕傳教士傾吐心事的長者,熱衷于反纏足與禁鴉片運動,領外交界婦女贊助紅十字會,籌辦養老院,還和一位笃信佛教的王太太合作,募款建築亭子給人力車夫避風雨,曾說服梅蘭芳爲此義演。

富路德的大姐葛麗絲比他大五歲,到美國讀完大學後回北京,以中國爲家。此時用美方庚子賠款余錢創建的清華大學已成立,她嫁了個年紀比她大到清華教書的美國人 Ernest K.Smith,在清華園和趙元任太太楊步偉相熟;丈夫 1926 年轉到燕大教書,她也在燕大教聲樂,搬到燕南園與洪業家毗鄰。

Ernest K. Smith在燕京大學教授拉丁語

1941 年美日開戰時她恰好在美國探望讀大學的子女,便參與“美國之音”漢語廣播的項目,自此再沒有機會回中國。

葛麗絲的長女——即富路德的外甥女——多蘿西娅到美國讀大學後回北京在燕大教舞蹈,試圖把傳統武術的姿態和京戲裏的台步融進現代舞,也曾把趙元任替徐志摩的詩配了樂的《海韻》編成現代舞。她的丈夫韓蔚爾(Norman Hanwell)常有文章在歐美各大報發表,評論中國情勢,爲躲避日軍耳目,把稿件拿到美國使館隨同外交文件寄出去,有時用 David Weile 這筆名發表。他和在燕大教新聞的斯諾(Edgar Snow)同出入紅區,兩人的文章被人匿名譯成中文,1937 年上海丁醜編譯社以《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爲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49 年重刊,書名改爲《美國記者中國紅區印象記》。現在國內許多人知道寫《西行漫記》的斯諾這個人,早逝的韓蔚爾很少被提及了。

多蘿西婭嘗試把中國武術的姿態和京劇中的臺步融入現代舞

美日開戰前夕,美日關系已很惡劣,美國國務院一再催促僑民歸國;燕大英籍教授林邁(Michael Lindsay) 是韓蔚爾的好友,妻子李效黎也是多蘿西娅的學生 ,勸多蘿西娅這年輕寡婦跟他們一起走,經紅區到後方;然而她不忍心抛下不肯離開北京的年邁父親,結果她和父親一起被送入集中營,半年後遣返美國。

葛麗絲的次女珍妮特(Janet)通過中文考試在燕大讀了一年才去哈佛,後來對燕大校友會很熱心,八十年代讀到《洪業傳》和我聯絡上,告訴我洪業的長女向她披露孩提時怎受母親虐待,于是商務印書館 2013 再版《洪業傳》時,我附錄了一篇“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劇”;我也因而和她住在聖塔巴巴拉城的姐姐多蘿西娅相熟,承蒙她送回憶錄,對這不尋常的家族有些了解。有趣的是愛新覺羅 · 全耀東亦有後人在此臨海小城定居,曾外孫女張美玫提供我不少資料。她指出抗日時她的姥爺全紹文——即全耀東的兒子——擔任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的特別助理,日本人盯上了斯諾,全紹文曾保護過他,《西行漫記》中提及，可惜姓名拼錯了。

多蘿西娅跟她的外婆一樣非常愛漂亮,九十多歲進了養老院。我有一次去看她,她道歉說:“哎喲,我還沒上口紅呢!”在她的心目中,富路德這舅舅永遠是英俊潇灑的。她去世後我把她兩本回憶錄複印了,寄了給耶魯大學神學院駐華傳教士檔案館保存,請該館同她祖父母的資料放在一起。後來多蘿西娅的女兒清理她的遺物時,發現一些母親前夫的文件,問我該怎辦。這些文件的來歷我是知道的。據多蘿西娅的回憶錄說:韓蔚爾的文件都在日據時期燒毀了,她 1965 年左右收到一位耶魯大學研究生Robert Kapp 的信,說他看過韓蔚爾的文章,要找些關于八路軍將領的事迹,問她韓蔚爾有沒有遺稿,她突然記起1939 年曾把一個皮箱托給住紐約的舅舅富路德保管,內有韓蔚爾 1935 至 1936 寫給她的情書,提及紅區的情形,此研究生居然在情書裏看到他要找的資料。于是我建議多蘿西娅的女兒把這些文件捐贈給斯坦福大學,因該校的胡佛研究中心以收集中共早期文獻著稱。

韓蔚爾與斯諾登合著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很快就被譯爲中文出版

富路德十二歲到山東煙台,在一所爲傳教士子弟辦的學校寄讀了四年,同學中有後來很出名的劇作家 Thornton Wilder 和《時代新聞雜志》的創始人 Henry Luce。他中學最後的兩年適逢父母有例假,跟隨父母到美國念,繼而上他父親的母校威廉斯學院;畢業後從軍,因當時美國已參入歐戰;不到一年後戰事就結束,他到法國基督教青年會替華工服務,不久回北京在協和醫院任職。他 1925 年往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第二年即開始同時授課,1934 年得博士,1961 年退休;曾出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亞洲學會會長。

富路德退休後,邀曾和恒慕義(Arthur Hummel)編撰《清代名人傅略》的房兆楹與杜聯喆夫婦 , 與他合編《明代名人錄》(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富路德因而得法國儒蓮獎,房兆楹與杜聯喆則因而得獲哥倫比亞大學榮譽博士。我還記得洪業穿著整齊高高興興地飛到紐約觀禮,頗引這兩位學生的成就爲榮。富路德 1981 年終于再有機會與他的妻子到久違的中國訪問。

富路德九十一歲去世後,美國亞洲研究協會東亞圖書館小組通訊(CEAL Bulletin)上登載了一篇悼文,說他雖然不是圖書館員,但對美國東亞圖書館的發展亦很有貢獻。還說他不但自己有許多著作,還樂意成人之美,譬如李約瑟(Joseph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冊討論化學技術,《紙和印刷》分冊則請錢存訓寫 , 富路德幫了他很多忙,所以錢存訓把書獻給三個人,頭一個就是他;富路德 1949 年開始和錢星海英譯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 兩年後錢星海無法繼續,富路德孤軍獨鬥把它完成。

漢學家富路德

富路德讀中文的能力顯然不太好,他在煙台上的中學是英國人辦的,預備讓孩子上牛津或劍橋,中國話連講都不准講。富路德第一本書《乾隆時期的文字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Ch'ien-lung)是博士論文改成的,1935 年出版,前言裏坦承得到袁同禮、馬鑒、馬准、陳垣、鄭振铎、洪業等中國學者的指點。書出後雷海宗和郭斌佳分別在《清華學報》和《武大文哲學季刊》介紹,稱許之余也指出他譯文有不少錯誤。《中華民族史》主要依賴西方人研究中國的資料以及華人的英文論者;其中當然經過層層過濾,但也因過了濾,才能作出高度的概括;也許因作者對中國與西域間物質與文化的交流特別有興趣,而涉及這時段紮實的現成西文資料額外豐富,魏晉南北朝那一段竟占全書約五分之一。然而好的素描空白的地方雖多,線條若勾畫得巧妙,仍可構成一幅令人折服的圖像。

富路德生長于一個開明而有濃厚學術氣氛的家庭中,長時間思考各種文化如何交集和融彙,才寫得出《中華民族簡史》這部宏觀歷史。傳教士的家族背景造就了他, 但相信也是個交織著各種複雜思緒和情感的包袱,“路德”這名字大概宗教彩色太重了,他報英文姓名時習慣把“路德”略掉,用 L. Carrington Goodrich。 中文倒沒有這個顧慮,因一般中國人見這名字不會想起基督教新教創始人馬丁 · 路德,反而會覺得“富”姓礙眼,仿佛是種炫耀。網上富路德有時也作“傅”路德,是否他自己覺得不妥後來中文取用此姓?他一部分書信保存在哥倫布亞大學圖書館裏,待考。

本文摘自“中國好書獎"得主陳毓賢的隨筆集《寫在漢學邊上》，壹嘉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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