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一开始，就开始繁忙起来。每周除了上四门课，还要教五节中文，每天一节。除了做功课、写论文，还要改作业、见学生，忙得团团转。

忙还在其次，更难应付的是各种全新的挑战。

语言障碍是首要的挑战。虽说在国内学了多年英语，并考了托福、TSE，但真刀真枪的实战却没有过。来了美国，无论日常生活、上课、教课都用英语，连跟电话公司讨价还价也离不了英语。

在听说读写四大技能中，说的重要性尤其显得重要。我们在国内学的都是哑巴英语，重阅读而轻口语，也怕开口。记得在北大图书馆遇到一个外国女孩子，她问我，”Do you speak English?” 我明明听懂了，却怕对话中露怯，回答说，“No, no!” 过后又后悔，为什么不抓住机会练练呢？乍到美国，迫于生活和学习需要，口语再烂也得上。闹笑话在所难免。好在人家知道你是外国学生，并不太较真。

英文写作是中国学生的另一短板。可是在美国读书，全用英文写作，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这似乎与中国大学里的外语系不同）。虽免不了丢三落四，错误百出，也得硬著头皮开写。教授发回的作文，已被用红笔改得面目全非。自己常常被弄得面红耳赤。

英文阅读是中国学生的强项。但一节课要求读几十页英文，有些字还得查字典，非常耗时。有时不得不挑灯夜战，很晚才能上床睡觉，苦不堪言。

听力好像不太引人重视，但来美以后才发觉，它是最难的。因为它挑战你的词汇、语法、习语掌握、对西方文化的理解，等等等等，并且要求你立刻反应。虽然上课听老师讲课没什么问题，但有一次东亚系开学术会议，一位教授演讲时照稿子念，念得很快，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文章的内容大半没听懂。

有一次在文学史课上教授布置作业，让写一篇读书报告，谈一谈要求阅读的三篇文章中的一篇。我没听清楚，以为是谈所有的文章，写得很长。第二天，教授在课上很严肃地说，你跑题了！他可能觉得过于严肃了，下课以后去了我的办公室，说，“没事，就是写得太长了。”

学生提问是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虽然你可以让学生再重复一遍，但如果你还没听懂，就尴尬了。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其他学生会帮你解围，否则就要考验你的智慧了。教中文大多用中文，但学生常用英语问问题。有一次一个学生告我状，说问我问题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于是我约他谈话，耐心解释，终于成功沟通。从那以后他经常去我办公室问问题。

我注意过几个来自国内名牌大学、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找到长期教职、但最后在拿终身教职时出了问题的人，有中文系毕业的，也有英语系毕业的。在网上一查学生给他们的评语，都有“问他东他说西”的问题。可见听力是多么难过的一关。

与克服语言障碍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是当TA 教中文，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因为它关乎我们的饭碗，还决定了学位能不能继续读下去。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教人说话吗？但教书真的是一门学问，无论教什么，都不那么简单。就像厨师做饭，你做咸了不是，淡了也不是；油大了不是，少了也不是。

当然也有天生就擅长当老师的，一上来就做得有声有色、像模像样、人人喜欢。可我偏偏缺乏当老师的天赋，一开始教得自己想夸自己都没法夸，空有几十年积累的知识。美国学生可不会客气，评语给打得很低，惨不忍睹。好在有机会根据学生评语改进，才慢慢赶上来。

这种经历倒是给后来找工作提供了便利，因为在北美，即使你应聘教中国文学、历史、或者其他学科的位置，都可能会连带教中文。有些名校不给博士生当TA 的机会，成了短板。有一学校中文部负责人就说过，我们不要xx大学毕业的，他们没教过课，不会教。

文化差异是另一重要挑战。且不说如何接人待物、与美国人融为一体，就说这上课时间吧，刚来时就极其令人别扭。在国内，我们中午有一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可以用来吃饭或者午睡，可是在美国，中午12点是上课时间，很不适应。

吃饭也成了问题。在国内喜欢吃的是馒头，在美国基本上见不到，除非你会自己蒸。除了自己蒸米饭，经常吃面包，吃得烦烦的。披萨在国内没吃过，第一次吃到，觉得不错。有一次帮同学搬家，她请大家吃披萨，我们都每人一张。

新来的同学，买东西时都喜欢把美元折换成人民币，加以比较。有一次在北京饭馆吃饭，点一份饺子是六个，三点八美刀，合人民币五、六块钱一个，觉得很贵。

当时往国内打长途是七、八毛钱一分钟，而一只熟鸡是五美刀。通话10分钟就是七、八美刀。有时打电话稍长一点，妻子会说，别打了，再多说几句，一只鸡就没了。

其他方面的挑战当然还有很多，难以尽述。但这才仅仅是个开始。

（2-2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