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会是一个人情泛滥、信用匮乏的社会?
文章来源: sandstone22021-05-29 19:44:25

01 阶级斗争?还是职业分途?

我们的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20世纪中国的大儒梁漱溟,曾经有过八个字的概括:职业分途、伦理本位。

先讲职业分途。

过去讲中国历史,总是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推动古代社会进步的,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什么是阶级呢?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定义,阶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在所有制关系中,因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经济集团。梁漱溟在抗战爆发的第二年来到延安,在窑洞里两次与毛泽东通宵长谈,争论中国究竟有没有阶级。

梁漱溟说,中国哪里有什么阶级!中国与欧洲不一样,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科举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不像欧洲的贵族与平民都是世袭的身份,中国人的社会身份是自由流动的,没有永远的地主贵族,也没有永远的农民工人。士农工商这四大社会阶层,不是固化的阶级,只是职业的不同!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来讨论士农工商究竟是阶级还是职业,只是要清楚一点的是,古代中国的确没有欧洲、印度、日本那样世袭的阶级或者种姓,社会的上下之间、贫富之间和贵贱之间,没有绝对的阶级,只有相对的阶层。阶层是开放的、流动的。

大史学家钱穆也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看法,他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流品。“阶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而“流品”是一个文化概念。他的意思是说,虽然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固态化的世袭阶级,但是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这就叫“流品”。中国是按照文化品位来实现社会分层的!

你想想,文人士大夫身穿长衫、举止文雅,整天之乎者也,与赤脚在田里干农活的农民在文化气质上自然格格不入。鲁迅说《红楼梦》里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中国人的男婚女嫁很讲究门当户对,最重要的不是看对方与自己是否同一个阶级,而是能否气味相投,有共同的文化流品。你可能也有体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你讨厌一个人,未必他与你的利益有什么冲突,只是他的谈吐、他的做派你看不惯!

文化流品当然有高下之分,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区隔。由此你也可以明白,在中国是不是一个贵族,未必决定于你有多少钱,那叫暴发户,不是贵族。所谓贵族,最重要的是有贵族的精神气质,主要看气质!

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不是世袭的,而是流动的,同时又仍然按照流品的高下,分为不同的等级,因此就形成了我所说的“流动的等级社会”。它与世袭的阶级社会相比,有一大缺点。

世袭的阶级社会,虽然平民与贵族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倒也带来一个好处,每个阶级有自己的名分,有各自的责任义务,只要将自己名分之内的事做好了,哪怕是平民,同样可以得到贵族的尊重。你看英国连续剧《唐顿庄园》中的管家、仆人,个个有自尊,伯爵大人对他们也客客气气。

但在中国这个“流动的等级社会”里,人人都有机会往上爬,因此让人不安分,变着法儿要改变命运,成为人上人。于是,造成这样一个局面:普遍地对上没有尊严,对下缺乏尊重。你要赢取更多尊严,就要拼命往上流动,科举又提供了上下流动的制度性条件。

这种“流动的等级社会”,会造成某种变态的人格,对上的献媚屈辱要靠对下的轻蔑傲慢来补偿。对上越是自卑,对下越是自大,反过来也是如此。

02 伦理本位与人情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伦理本位。

过去有一个说法,说欧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是以集体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是要从集体本位转型到个人本位。这个说法,其实是不靠谱的。

为什么?英国有一位大思想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说即使对于欧洲,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也都是近代的现象。新教改革之后,个人主义出现了,但集体主义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反弹,最典型的形态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才叫以集体为本位的极权社会。

中世纪的欧洲是以上帝为本位,那么传统中国以什么为本位呢?梁漱溟说得非常好,既不是以个人,也不是以集体,而是以伦理为本位。

在中国文化系统当中,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要对别人尽道德义务,这就是伦理。中国与日本虽然都是东方社会,但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伦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伦理是特殊主义的,日本的伦理是普遍主义的。

这怎么理解呢?以家族伦理为例子吧,日本人讲到家族伦理的时候,是对家族的整体即家族的每个成员尽道德义务,这是普遍主义的伦理。但中国的家族伦理却是特殊主义的,你对家族内部的各个成员,根据你与他关系的亲疏,有着不同的道德义务。你看,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都是个别对个别,不像日本那样有一个对家族整体的普遍伦理。由此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聊到中国家族制度的时候,再为你详细分析。

03 人情泛滥,信用匮乏

伦理本位,实际上就是关系本位。是个人最重要,还是集体更重要?对不起,在中国文化里,关系最重要。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文化系统里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会明白对待不同的人,应该以什么方式相处。与不同的人的相处方式,都是特殊主义的,这是习惯了普遍主义伦理的西洋人和东洋人——比如他(她)成了中国人的女婿或者媳妇——永远闹不清楚的。

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关系文化。你猜猜看,关系当中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信用?信用是陌生人社会的联系纽带,而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靠的不是信用,而是人情。人情是关系文化的中轴,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

假如你问国人一个问题:发生麻烦事儿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关系,还是找律师?绝大部分国人的第一反应必定是:肯定找关系啦!找律师,是契约社会的正常反应,可以通过法治的保障,维护自己的权益,寻求公正的解决。而找关系呢,是人情社会的第一反应,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熟人的关系网络,找到一个有权势的陌生人,将他发展为自己的熟人,然后通过他以及他的熟人将麻烦事儿搞定。

于是,从古代开始,中国就是一个“无讼的文化”,发生了与官家法律有关的诉讼,总是不好的事儿,最好是通过熟人关系私下了结,哪怕私了的成本要比打一场官司高得多。

为什么宁愿高成本的私了,也不愿低成本的公了?且不说公了能否了断,最重要的,是每一次私了都不会伤和气、结冤家,反过来还可能扩大自己的熟人圈子,将自己的关系网络铺得更大更远。于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拉关系,对中国人来说,便成了一门人生的必修课。

人情与信用,都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本。当代世界上最红的政治学大家福山,曾经写过一本书《信任》,指出在中国文化当中,最稀缺的社会资本,不是人情,而是陌生人之间的信用。

 

 

 


作者: 许纪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