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只是真实记录发生了的事情，大家不喜勿怪。在2012-2013年间，我遇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简称马院）的人。我不太了解马院，因为马院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并不存在，对我来说，是个新生事物。

他是我2013年2月在加拿大列治文的家庭旅馆遇上的。那时，我带着怀孕的夫人，2013年2月移民登陆加拿大。先住进了列治文的一家家庭旅馆，老板告诉我们，这里还住了一家人，他们白天出去玩，晚上回来。到了傍晚，他们回来了。是一对夫妇和一个15-16岁的女孩。夫妇比我年纪大上十岁左右，十分健谈。他问我在国内何处高就？我说了我的单位、职位。他高兴的说，他也是大学教授，是马院的。我当场被他的背景镇住了，心里无数个疑问：加拿大为什么需要马院的教授？马院的老师怎么移民呢？你是马院的，你应该又红又专，你都跑了，说不过去吧。

我叫他X老师。X老师说，有一年，加拿大的联邦技术移民有个college lecturer的项目，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移民了。X老师和我一样，都是工薪阶层，需要工作才能生存。来了后，他的专业没有用，年纪大了也不想转行，所以也留不下来。国内的工作还干着，常住在国内。移民这事也一直保密，没有给国内人说过。因为女儿在加拿大长呆，所以每年他利用假期来加拿大呆几个月。他当时得到国家资助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于是利用这个机会，溜到加拿大呆几个月。他向我打听，如何才能在加拿大找到一份基本体面的工作，呆下来。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我也才刚来呢。他问我，“听说阿省的福利特别好，只要你学英语就给你钱。能不能去那里学英文，但是总也学不会，让他们养一辈子？”我心想，还有这种好事？X老师说：“我自己最后很可能留不下来，但是我把我女儿带出来了，这就值了，希望女儿不要再回中国了。很感谢加拿大善待了我的女儿，还给她发牛奶金。” 

我当时在网上google了他，X老师确实是北京某高校的马院副教授。后面几天，我们聊了很多，聊高校，聊社会。X老师并不迂腐，他什么都懂，只是也不愿意做更多的事情，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后来好几年，X老师和我还有邮件联系，他问我的近况，问我如何在加拿大留下来。其实我也没有留在加拿大，而且我们走的职业路线完全不同，他也没法从我这里借鉴，于是再后来就断了联系。我每次想到X老师，想到的都是他的坦诚和豁达。他移民这事，如果我告知了他的单位，对他很不利，但他并不介意，一开始就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我，我感谢他的信任。我刚刚google了他，X老师已经是正教授了。照片里的他老了不少。2013年2月我们在列治文因为命运的交叉而偶遇，十年已是弹指一挥间过了，人生有几个十年？祝福X老师，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他，希望他女儿在加拿大顺利。

他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吗？ 从他的行为来看，他不可能相信马克思主义。X老师温和，但是说一套、做一套。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不过是谋生的手段而已。我最感概的是X老师， 他一辈子研究自己并不相信的马克思主义，按理来说，做违背本心的事情本应痛苦，但是他至少看上去却并不痛苦，我想无非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马克思主义。一个自己完全不在乎东西，怎么可能影响自己的心情呢？就像你不认识的人的失恋了，不可能影响你的心情一样。你可以支持或者反对一个理论，但是不在乎它，却是对它最大的侮辱。

我也会想，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是这样的，说一套做一套？我想：中国人的民族性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顺从，相反其实满是反骨，随时可能反水。明末时的朝廷大臣，前一天还在拜崇祯为皇帝，后一天就可以拥李自成为皇帝，过一个月又可以拥戴清帝。这些受过儒家思想、忠君爱国教育的人，随时都可以抛弃现任主子，改换门庭。民众和统治者之间应该有着某种社会契约，如果大家觉得统治者没有遵守这个契约，他们就可能反水。这个契约的核心是生存和利益，并没有信仰。民众是一种“打工仔”的心态，反正在哪个社会中都是打工仔，给谁打工不是打工？谁是老板，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这种心态，双方都明白，也都明白对方知道自己的想法。我想这也是历代的统治阶级害怕的地方。民意如水，很容易变，也很难信任。今天朝你高呼万岁，明天你完蛋了，他就会去放鞭炮。前后两天的行为相反，但却都可以出于真诚，这就是人性。

我们现在的人呢，到底有多少人是口是心非的？我看网上的视频，记者在街上采访路人，问愿不愿意为解放台湾而牺牲的时候，人人说的慷慨激昂。我总是想：到底有几个人是真心的？我建议下次在街上采访路人的时候，凡是说愿意亲自参军打台湾的，一定要让他们当场签署《自愿服役承诺书》，留下联系方式，到时候要打仗了，就强制执行承诺书，拒不执行的人全部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做，对国家和他本人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