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周前，《纽约时报》的 podcast 介绍了华裔女作家李翊云 （Yiyun Li）。我孤陋寡闻，以前未曾听说过她。

李翊云是北京人，北大毕业，1996年24岁的她来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免疫学博士学位。自从上了一门写作课后，她迷上了写作，在业余开始用英文创作，最后决定放弃读博，转行写小说。她的这段经历令我刮目相看，更厉害的是，李翊云从一开始就决定用英文写作，这更引发了我的好奇。

李翊云

根据《纽约时报》的介绍，李翊云（以下简称李）1972年生于北京，上个星期刚过了50岁的生日，已经出版了10本书，且获重大文学奖项多次，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 。至于她为何选择用英语创作，《纽约时报》是这样报道的：

她记得在一次爱国主义宣讲后从台上扫视观众，看到一些人脸上有泪水，这让她有点震惊：她无法相信这些人竟然被她的话打动得如此之深。

“我觉得那是我与中文断绝关系的时候，”她说。“我知道中文很美。我喜欢中文诗词。但每当我说中文时，我总会想起那天我的话把人感动得流泪的情景。”

或许有人不理解，既然中文这么好，为什么要舍弃中文？李认为语言无形中限制了一个人的思维空间。在特定时期运用自如的中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和创意。相比之下，英文不是母语，为我们展现出另一个视角，诱惑我们用新的方式思考人生，用新的文字表达自我。

事实上，李并未非常明确地阐明用英文写作的原因。我的解读是，她决定要摆脱中文的限制，用另一种语言、另一个视角、另一种思维去反思解读人物的命运和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她曾透过一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了这样一句话：A new language makes you a new person （新的语言让你成为新人），颇有一种语言养育一种心灵/心境的意思。

两周前我去图书馆找到了两本李的小说。一本是她的第一本书《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也有人译成《一千年的美好祈祷》)，另一本是《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看完了《千年》，刚开始看《理性》，今天就先谈谈《千年敬祈》吧。

这本书出版于2005年（李时年33岁），里边收了十篇中短篇小说，故事都以中国人为主要人物。十篇小说中的两篇——《千年敬祈》和《内布拉斯加的公主》被改编成电影，由好莱坞香港裔导演和制片人 Wayne Wang （王颖）执导。但是，这本书里最受人瞩目的不是这两篇小说，而是《不朽》(Immortality)。

导演王颖

《不朽》的叙述者是”我们“，非常符合中国近七十多年来的叙事风格，一群没有个性、没有姓名、不知道谁是谁的群众。故事从清朝末年的”大爸爸们“ (Great Papas) 开始，村里那些当太监的男人，牺牲了自己的男根，换取了朝廷发给的银元，以此养活了家族中的男女老少，保证了家族的香火不断。当大爸爸们到了暮年，都会回到村里养老，族人在安葬他们的时候，会把保留了多年、藏在丝绸袋子中风干了的男根放进棺材，这样大爸爸们以完整之身去往极乐世界。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男孩在村里出生了。出生后不久，他父亲在喝得醉醺醺之时嘲笑了“英雄母亲”。他说：我家的母猪一下子生了十只小猪崽，是不是也算英雄母猪。仅仅因为一句“反动话”，他就被枪毙了。男孩的母亲很迷信，怀孕时天天盯着“独裁者”（李没有说明是哪位领袖，用了独裁者Dictator这个词）的画像看，因为她相信这会使她的孩子长得像独裁者。

果不其然，男孩长得跟独裁者非常相像，而且越长越像。小时候，他因是反革命的儿子经常遭到村里人欺负，直到有一天，母亲为了保护他，提醒村里人仔细看看儿子像谁，羞辱他就是羞辱了独裁者，大家吓得不敢再欺负他了。

文革中，这个男孩（已经是年轻人了）成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文革后，又被传唤到北京去接受训练，以便在电影和公众集会上扮演独裁者。扮演者在公众的欢呼声和掌声中，迷失了自我，以伟人自居，婚姻大事上挑挑拣拣，直到中年仍单身一人。有一天看了些黄片后，决定去找妓女寻欢作乐，可当他刚摘下口罩，就被老鸨拍摄下来，并拿照片来勒索他。更可悲的是，这一丑闻不胫而走，他再也不适合扮演独裁者了，因此丢了饭碗，被遣返回村。在一个黑夜，他独自去了寡母的坟头，割去了令他失去一切的男根。

之后，“我们”去坟地寻找，他的男根不见踪影，因此也无法收藏到丝绸袋子里。我们担心的是，怎能送一个不完整的人去极乐世界？为此，我们每天为他的健康长寿祈祷，就像我们当年为独裁者祈祷一样。我们不愿意看到他的故事会终结。而且就我们看来，他的故事也不会终结。

这篇小说2003年发表在《法国评论》(French Review) 上，不仅让西方读者看到了他们不了解的中国历史，也展示出个体和群体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漫长的残暴的群体历史或许会让个人有短暂的喘息、甚至闪光的空间，但是群体政治、文化、历史随时可以吞没个体。因这篇小说，李翊云获得了《法国评论》颁发的普林顿奖。李顿时声名鹊起，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坛新星。2010年《纽约客》杂志把她列为美国40岁以下最受关注的20位年轻作家之一。

至于这本书里被改编成电影的《千年敬祈》，说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沟通鸿沟，这在充满谎言的环境中尤为突出。这篇小说中的父亲从北京来美国探望新近离婚的女儿，女儿早出晚归，跟父亲没什么话说。父亲认定前女婿伤害了女儿，决定帮女儿走出悲伤。当他屡次三番想跟女儿交流的时候，女儿却以沉默来回应。有一天父亲又一次规劝女儿应该跟他分享离婚之事，女儿告诉他，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她没有什么不开心。再说，从小就看到父亲在家里寡言少语，难道他也很悲伤吗？父亲的解释是，因为他从事火箭研究的保密工作，不便告诉家人。

与此同时，父亲遇到一位性格开朗的伊朗老太太，他俩的英文都非常有限，但是却常在一起聊天。除了“美国很好，美国很自由”是两人都会说的英文之外，很多时候他们是在用母语各说各的故事。由于双方包容开放的友好态度，虽然语言不通，却能感到对方在聆听，也能体会到对方的情绪变化。在女儿那儿频频碰壁之后，父亲向伊朗老太太述说了自己的困扰。能成为父女，那可是需要一千年的美好祈祷，然而，现在父女竟形同路人。

他还坦白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跟一名女同事非常谈得来。仅仅因为两人常在一起说话，领导认定他们在搞婚外恋，女方被调离了，领导要父亲承认错误。他觉得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拒绝认错，结果就再也不能从事科学研究，而被贬去管理资料。为了不伤害任何人，他许多年来在家里一直扮演着“火箭专家”的角色，其实家里人早就了解了真相，却没有人拆穿他的谎言。

说谎究竟是为了什么？父亲想起一贯被灌输的信条：我们需要做出牺牲，这才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活有意义吗？这时候，伊朗老太对着阳光，举起了一片金黄色的银杏落叶让他欣赏。

《内布拉斯加的公主》说的是两人同时爱上了一名京剧演员。男的是同性恋，女的是大学生，因为六四都到了美国，而他们的恋人还在中国。小说主要描写了两人的心理活动。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后，褒贬不一，不少观众认为故事太单薄，人物塑造得不够丰满。我自己觉得这部小说叙述政治背景的篇幅过大了，略嫌枯燥。

本书收集的其他短篇小说，故事都不复杂，而且都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也许因为作者的年龄，多数故事发生在文革后，涉及到六四、改革开放、贪污腐败、贫富落差等话题。这是一个新旧交接，各种价值观激烈碰撞的时代。李翊云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些小人物，如退休老人、大龄“剩女”、农民、未婚先孕的留学生等。政治、历史和文化与人格交织成个人的命运，充满悲欢苦乐的人生故事向读者揭示了陌生和熟悉的世界。

李翊云是讲故事的高手，读者很容易被带入故事。她的语言简洁清晰，所用词汇都是最简单最常用的，但是组织在一起，竟有了回味的余地。或许因为所用的词汇量宽度有限，细微之处难以表现到极致，文字显然不如英美著名作家。然而，这一段由非母语导致的“未达极致”的距离（即没有达到上海话里的“煞根”），给了读者更多想象、诠释的空间。不期之中，文字的不足反衬出作者的母文化，文章能写到模棱两可、话中有话、任人自由解读，是何等的不易。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吧。

（所用图片均来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