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正兴致勃勃看Netflix的英国烘焙秀，秀中一名络腮胡子的小哥成了一周最佳烘焙师，笑得合不拢口。在掌声和祝贺声中，突然传来了杂音，隐约中似乎有人在呼喊，仔细听，好像是“Come help me”。再听，竟然来自卧室，吓得我不轻，赶紧往卧室跑，一边猜想是不是某人得了急病。打开门，果然是某人在黑暗中呼喊，连忙开了灯，一屋明亮，冲到床前，问他：你怎么啦？要去医院吗？

某人这会儿睁开了眼，喘一口气问我：你怎么才来？

我说：你出什么事了？

他揉了揉眼：哦，刚才我做噩梦，一直在呼救，可是没人帮我。

他从床上坐起来，跟我讲他的噩梦。他在睡觉，感觉有人在拉他被子（被子的确有一半快掉到地下了），他拼命想拉回来，却觉得有个人压在被子上，拉不动，于是就开始呼叫求助。他非常无辜地问我：我梦里的呼救你听见了？对不起，让你虚惊一场了。

还好是虚惊一场。年龄大了，虚惊十场百场都不是事了。

小时候，听到有人在梦里大喊大叫，觉得好玩，那是说梦话。我努力记住梦话，想在第二天告诉说梦话的人，可惜十有八九记不住。

十六岁我去插队，跟二三十个女孩子睡在一个漏风漏雨的木架子房里，听到不少梦话。那个木架子房在我们生产队的“地营子”。

我们屯子在黑龙江边，淘金辉煌时期，曾经是一个小镇，有酒馆饭馆杂货铺青楼洗衣房铁匠铺，住了不少居民。后来淘到金的赚了点钱的能跑的都跑了，只剩下没淘到金子，连车费都没有着落的失意冒险家、人老珠黄的妓女、一贫如洗规规矩矩的苦力。亏得那时候又从关内来了些闯关东的，这繁华过一时的小镇成了个村庄。屯子面对黑龙江，背靠一片山岭，周围都是森林，没多少耕地。

成立人民公社之后，我们屯成了一个生产大队，只能到离屯子较远的地方去寻找可耕种的土地。好在那时候，北大荒人少地多，随便跑到一块空地上，拖拉机耕犁一下，就成了生产队的耕地。可是因为生地头两年的收成不好，所以我们队就守着种了数年的熟地，并在那片土地附近搭了几间木头房子，成了“地营子”。到了耕种季节，壮劳力就离开家，住到离屯子三十多里的地营子里。秋天，收获完了地里的庄稼，大队人马再回到屯子里去过冬。

东北乡下男多女少，女人金贵，屯子里除了没出嫁的姑娘，没有单身的女人。寡妇、残疾人都被抢着娶回家。那些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人就不下地干活了，因此多年来，只有男人才来地营子。

上海知青来了之后，打破了传统，女知青来到了地营子。我们队知青多，200多个。于是二三十个女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很大，四面靠墙都是木板搭的大通铺，每个人只有一个被窝的空间，大家挨着睡觉。我的同屋多半是中学同学，因为我们中学“有幸”成为集体插队的试点，中学毕业后，整个学校的毕业生都被送到黑龙江边的一个公社插队，每个生产队有两三个班级。

我们中学地处上海较好的地段，原来的法租界，周围都是小洋房老公寓，因此学生的家庭背景也不那么无产阶级化，有不少同学出身于资本家、知识分子、高级职员。这些人家的孩子生活相对优渥，动手能力不强，为人处事比较拘谨。不少女孩子到了乡下，马上被视为“娇小姐”。

阿华就是这样一位所谓的“娇小姐”，她年龄较小，长得非常漂亮，身材纤细，白白净净，一看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到了乡下，风吹雨打，烈日暴晒，在地里常会听到她突然惊叫起来，因为看到了可怕的毛毛虫。不过，同学中这样的人不少，彼此也不排斥，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阿华比较敏感，城乡生活反差太大，受的刺激可能比我们大，到了半夜，常常会突然大哭大叫。一开始，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打开手电筒，围着她站了一圈，却发现她依然在睡梦中。被大家叫醒后，嘟囔一句对不起，又倒头大睡。她的夜半呼叫声相当频繁，后来我们都见怪不怪了，睡在她旁边的，被吵醒了，就推推她，她翻个身又沉沉睡去。

像她这样单纯的女孩，说梦话也没太大的危险。那时候的我，虽然也只有十六七岁，却非常害怕自己说梦话。跟我一起去插队的几个黑帮子女，我们经常在一起说“反动话”，所谓的反动话无非是骂骂造反派，或对社会不满。有时候，真怕在梦里管不住自己，万一骂得太开心了，骂出声来，又遇到不厚道的人，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幸好修地球的日子，把每个人修得一肚子怨气和怒气，别说梦话了，白天指桑骂槐的，甚至破口大骂社会黑暗的，越来越多。阿华的夜半呼声，却渐渐少了下去，不知是因为艰难的生活让阿华变得粗放了，还是因为已经习惯去忍受像噩梦一样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