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那天，一个公众号发了一篇有关老上海的文章。作者曾经居住在杨树浦一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华忻坊”里，最近，这条弄堂被拆了，因为要兴建“北外滩”。

作者怀着恋恋不舍之情，访问了断壁残垣和高低不平的拆迁现场，找到了自己家的老宅，还有一所深深吸引过他的小学旧址。

这所小学是我父亲1942年办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上海的租界。此前，虽然上海沦陷了，但是租界还在，成了“孤岛”，在孤岛上，相对自由一些。当时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南浸信会之下的沪东公社，在上海开办了七所女工夜校，帮助女工识字明理，希冀以此让女工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提高她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日寇占领了租界之后，女青年会迁往内地，上海的女工夜校全部停办。那时候，我父亲在沪东公社工作，受地下党的委托，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杨树浦办了两所工人夜校。

杨树浦当时是上海的工业重地，有许多棉纺厂、机器厂、肥皂厂等，发电厂和煤气厂也在那里。为了解决夜校的场所和经费，父亲开办了一所小学，学费的收入可以贴补办夜校的费用。

父亲的这段历史，我在上海档案馆的刊物和网站上看到过。因为是“正史”，用的是正规的官方语言，三言两语，缺乏细节。父亲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一无所知，完全靠想象。而前两天看到的文章是私人回忆，读起来就亲切了许多。

作者的祖母是虔诚的基督徒，祖父去世后，她离乡背井从宁波老家来到上海，在一个同乡家帮佣。后来作者全家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搬进了这条杨树浦的大弄堂。他祖母经常参加沪东教会的活动，经教友介绍，进了我父亲办的小学当校工。

以下，我引用作者对我父亲的描写。

“校长是一位三十来岁的男教师。他戴近视眼镜，穿简便洋装，中等个子，额头略高，与人交谈轻声细语，和颜悦色。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你的叙述，偶尔用手托一托镜架，微微地点着头，仪态慈祥而恳切，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读到这里，我也有温暖的感觉，彷佛又见到了父亲。我父亲也是宁波人，十二三岁就来上海做学徒，工余去速成学校念完了初中，后来成为女工夜校的老师。抗战爆发之后，父亲跟一些热心的年轻人一道，在沪东公社救助难民。

作者接着写道，他祖母勤快能干，进学校后里里外外干得十分利索，敲钟看门，油印装订，打扫卫生，买菜做饭（为学校的老师做午饭）。由于她任劳任怨，早来晚归，以校为家，我父亲很赏识感谢她。父亲得知她家贫寒，破格免费收她的大孙子（作者的大哥）来校读书，读了整整四年。因家境不好，作者的大哥最终不得不缀学去工厂做工。

作者的大哥在校期间，除了免学费，父亲还为他免费提供课本文具。每逢春游，免交“远足费”，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领到饼干、蛋糕、糖果。

作者说：“校长如此关心我们，祖母感激涕零，经常在家里念叨他的恩泽，要我们感恩勿忘。”

作者的祖母已经去世七十多年了，作者也进入了了老年，但是依旧记得祖母的话，动笔写下了这段经历。

这段往事不仅让我瞥到了年轻时的父亲，更令我为老一辈人的赤忱真心而感动。

忠孝仁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惜如此美德，在革命中再三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抹杀了阶级界限。幸好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长河中，革命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虽然有时候我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断流，但是融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传统，会通过各种渠道保留一点下来。天时地利人和之时，又得到弘扬传承。

12月28日是父亲的忌日。为此，我写了一篇长文。当我的稿子还沉睡在编辑的电脑里，不意读到了这篇回忆老弄堂的文章。那些人，那些事，带来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