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Kim是八十年代初，在校园里。一个剪着短短的头发，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晒得黑黝黝的亚洲女孩，用中文跟我打招呼。在遇到Kim之前，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说中文了。

从旧金山机场出关之后，见到了我大学的老师，他正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嘱咐我说：你到了美国，别老闷头念书。念书，在上海图书馆也可以念。来了，就应该See the country, meet the people 。我一听，什么？让我四处游玩，广交朋友？这恐怕难以做到，毕竟那时候，囊中羞涩，正想着如何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别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师建议我住到美国人家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唯有这样，才能提高英文，了解本土文化。

我一向佩服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师，他的指示，当然要坚决执行。幸运的是，我去的是一所较小的私立大学，又是该校第一名就读硕士学位的大陆学生。物以稀为贵，学校上上下下对我特别热情，校长和教务主任，都是解甲归田的外交官，深谙入乡随俗之必要，自告奋勇帮我物色美国家庭。这时候，负责学生事务的院长劝他们别忙了，她把我接回了她家。就这样，开始了我跟三个美国家庭五年的“三同”经历。

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三个月不说中文，只说英文；结果不知怎么的，三个月变成了六个月，六个月变成了九个月。直到一个学年结束，我在大学的暑校教中文，才又开始说中文了。

Kim的普通话说得马马虎虎，一听就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果然，她是马来西亚的华侨，会说一点儿广东话，她最强的语言是英文，一口伦敦音。那个暑假，她跟着一位教授单独上课 (independent study)，为的是早日念完中文学士的学位。给她上课的教授是中文暑期班的负责人，于是，我俩常在教授办公室和校园遇见，一来二去就熟了。

对她的伦敦音，我很好奇，原来她在新加坡念了三年小学，后来转学去英国，在那里念完了小学和高中。高中毕业后，在英国和美国上大学，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至今还没本科毕业。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她公寓的阳台上，阳台下面是沙滩，沙滩上有戏水的孩子，抬头是一望无际蓝色的太平洋。

我当时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对景观房、名牌车、名牌衣之类的，毫无察觉。或许因为我住在院长家，她家在一个富有的小镇，离海边很近，院长的社交圈里，白富美（白人、富有、美国人）为主，对于美国中上阶层的生活，已相当了解。Kim跟那些白富美的生活似乎没有显著的不同。

Kim  开着宝马带我去这去那，偶尔有小伙子过来搭讪，夸她的车，她一开口，纯正的伦敦腔，让小伙子一愣一愣的。她笑起来很好看，黑眼睛忽闪忽闪的，整齐细白的小牙齿。我根本搞不清楚车的牌子，车，在我的眼里，只有大小、形状、颜色的不同。或许，正是我对物质的木知木觉，让Kim觉得滑稽、新奇。

有一天，她拎来一个旅行袋，打开一看，十几件衣服，基本都是T恤牛仔裤。她说买了太多，壁橱放不下了，拿来给我穿，物尽其用，我信以为真，全盘收下。现在回想起来，Kim用心良苦，看我整日穿着大陆带来的一本正经的服装，活像个中年妇女，特意送来“本土化、年轻化”的戏服。果不其然，穿着她的衣服进了课堂，学生连说，老师真年轻。听得我心花怒放。

Kim提到她的家庭，父母亲在东南亚一带做木材生意，她还有一个妹妹，在英国留学。有一天她给我看照片，照相簿里有一张集体照，二十来个二三十岁的年轻男人端端正正站了两排，第一排坐着的是一些中老年人，正中一老头，旁边有男有女，女的较多。她告诉我，那老头是她父亲。我想当然地说：哦，这是你爸公司里的员工吧？她说：是我哥哥。我问：哪个是你哥哥啊？她说：都是我哥哥。

这下轮到我吃惊了，那些男人看看都差不多年纪，长相也各有异，不说，绝不会猜到来自同一个家庭。

原来，Kim的父亲有五房太太，二十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她母亲是“五太太”，最年轻，最受宠，曾经是父亲公司的雇员，算是职业女性吧，嫁给她父亲后，仍旧介入公司事务，五房太太中，唯一的一个。父亲非常信任母亲，把家庭内部的财政也交由母亲掌管。她母亲需要根据五房太太的情况，公平合理地分派每月的开销。那些哥哥们，有的工作，有的上学，有的帮父亲做事，有的在其他行业。Kim的母亲非常能干，也讲道理，其他四房都跟她母亲相处不错，家里一旦出了什么事，怕给年迈体衰的父亲添堵，四位太太私下里都找母亲帮着处理。

Kim说得很坦诚，除了五房“妈妈”，还有几位“姨妈”。她家的管家、女佣、公司的员工，不少人是她父亲的情人。我问：你妈妈知道吗？知道要气死啦？她用饱经风霜的眼光看了看我：我妈妈当然知道，每个月还要给她们生活费。

由于父母忙着做生意，小时候Kim由佣人带大，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被送到新加坡，之后又被送到伦敦，从六七岁起，她就离开父母，住寄宿学校。Kim的眉眼之间，总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她几次三番提到，父母给她的只是钱。在她的眼里，父母像陌生人一样。

我们谈起未来的计划，我目标明确，读博；她的一直在变，今天说，想去南美看看，明天说，去西班牙学西班牙文，那年，她25岁了，假如好好学习，一年之后就能拿到学士学位了。我劝她，你好歹把大学念完，可以一门心思找工作。她不置可否，既不反对，也不赞同。似乎她的母亲也在催她，希望她念完了书，回去帮母亲一把。

秋季开学了，Kim继续修课。有一天晚上，她打电话来，说第二天要回马来西亚奔丧，父亲去世了，她的口气很平静。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知道，葬礼，还有随之而来的祭奠活动，大概需要两三个月吧。她倒是给了我一个承诺：反正在你毕业前，我会回来的。

第二年春天，我毕业了。她没有回来。

我倒是希望她又去游山玩水，广交朋友了，而不是闷在那个关系复杂的大家庭里，跟她母亲一样，成天三思而言，三思而行，处处提防，事事小心。

记得她的中文名字叫“美金”，她曾自我讥讽：我的英文名字叫Dollar 。那天，她穿着黑色的T恤和淡米色的七分裤，笑得很好看，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