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郡70%居民接种了疫苗，前几天，成为加州COVID19 风险最低四个郡之一了，令人欣慰。于是，我电话预约眼科医生，约到了第二天，不像看牙医，等了三周才有空档，估计眼科医生不那么忙吧。

到了诊所，果然只有我一个病人。诊所的候诊区，是个眼镜柜台，候诊无聊，病人就会去浏览镜架、墨镜、平光眼镜。就如我上次去，那还是去年二月底，看中了镜架，正好眼科医生让我配眼镜，立时配了两付。遗憾的是，刚从那里拿到配好的眼镜，就开始执行居家令，也无机会展示复古的圆形眼镜了。

说起戴眼镜，一把辛酸泪啊。从小近视眼，原来个子高，坐在教室的后排，渐渐黑板上的字看不清楚了，眯起眼睛看。我的“眯眼”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让我换座位到第二排，还立即跟家长联系。父母遵师嘱，要带我去配眼镜，遭到我强烈反抗，主要是怕同学叫我“四眼”。那时候，所有戴眼镜的同学分享“四眼”这个外号，比较讨人嫌的还被称为“四狗眼”、“四眼猪”等等。虽说我老好人一个，但万一哪天惹上谁，比“四眼”更难听的外号就可能从天而降。

父亲比较宠我，让我得以缓刑一学期。他带我去求医，那位眼科医生是日本留学回来的，穿着长长的白大褂，有一双肉嘟嘟的手，之所以记得，是因为他用那双肉手，往我脸上扎了很多金针，还在各个穴位把金针捻来捻去。这位应该是针灸治百病的前驱者吧。

遗憾的是，金针全白扎了，不得不在小学六年级戴上了眼镜。第一付眼镜，是在淮海路的茂昌眼镜店配的，父亲说，那家的验光师好。那时候，计划经济，最好的眼镜店跟最差的眼镜店，价格是一样的。

八十年代初，临出国之前，又去配了两付眼镜，这次去的是南京东路的吴良材眼镜店。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班上一个学生的父亲在那家店工作。学生一听我要配眼镜，让我去找他父亲，可以确保质量。那会儿，质量的确是个问题，处处都是心不在焉，不安心工作的小青年，谁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眼镜来。

到了美国之后，继承了中国人的传统，几年不去看眼科。由于申请一个妇女组织的奖学金，结识了一群奖学金委员会的女理事，她们除了热心公益，也养尊处优。一听我竟然无视自己的眼睛，大为不满，派了一名委员，特意带我去看眼科医生。这也是第一次，我听说亚洲人中，近视眼的比例较高，或许与基因有关。委员会的女委员，贴心时尚，执意要我摘下眼镜，佩戴隐形眼镜，还我青春形象。

“青春”了一阵，转眼到了老花眼和皱纹密布的年龄，有些不戴眼镜的同龄人，特意去配了平光眼镜，遮去一些眼角的皱纹。我则是由于近视，看远的需要眼镜，近的不需要，为了方便，重新戴上眼镜。

美国配眼镜，价格高不说，也比较死板。首先镜片都是树脂片，询问为什么没有玻璃片？说是玻璃太危险。再者，镜片非常厚，问能不能做成超薄片，又说太薄容易碎，也很危险。这里倒是安全第一，但也不能全然不顾顾客臭美之心啊。

于是，回国时而光顾眼镜店，要什么有什么，价格还合理。只是有的店家，技术实在不过硬，验光全然靠电脑，又多快好省，差不多了事。有一次配的眼镜，看出去的东西都是歪歪的，只能扔了。上海的家人说，还是要去吴良材和茂昌，比较靠得住。

两年前，正好去上海，先去淮海路的吴良材（这家南京东路的老店在淮海路开了分店），店里冷冷清清，我想先问问价格，一听我有散光，又要变色镜片（可以兼作太阳眼镜）和超薄镜片，开价七千元人民币，不包括镜架。我吃了一惊，这换算成美元就一千多刀，太贵了吧？

退了出来，又去了淮海路的茂昌，这家店堂里明亮整洁，也没有顾客，一位小伙子接待了我，镜片报价一万元。他说，镜架么，价格上下很大了，进口架子，戴得出去的，四五千吧。我是离开上海太久，不会装模作样地来一句，我考虑考虑。反而傻呵呵地问，怎么那么贵？小伙子说，镜片都是进口的，当然贵了。再说，我们卖就是卖茂昌这个牌子嘛。我心想，茂昌眼镜店这个牌子，出了上海，谁知道？就算在上海，除了老上海人，谁知道？

朋友告诉我，可以去上海火车站附近的眼镜城。刚走近那座城，就跑出来很多拉客的：阿姨，要配眼镜吗？进来看看，看看不要钱。眼镜城里一家连一家的眼镜店，门面不大，有的小到两三个柜台，夫妻老婆店不少。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老城隍庙的小商品市场。到处挂着花花绿绿的大广告，眼镜150元起，满300元送镜架，满800元买一送一，五花八门，应接不暇。举棋不定之后，决定遵循老人的智慧之言：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又过了几个月，最终在眼科医生候诊室的眼镜柜台，配了两付眼镜，镜片加镜架，变色、散光、这个费、那个税，加在一起一千多刀。正巧为了减税，用税前工资在灵活医疗支付计划里放了一些钱，足够用来配眼镜了。

去眼科医生的诊所，戴的是去年在那里配的复古圆形眼镜。遗憾的是，眼科诊所的助理和眼科医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摘下你的眼镜，让我来检查一下你的眼睛。

2021年，据说最流行的是猫眼镜架了（见下图）。不幸的复古圆形眼镜，还没来得及让外人欣赏，又回到老旧行列去了。所幸在我的心目中，圆形是“经典”，好看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