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的村庄在黑龙江边，那一段江面较宽，隔江是个军营。隔着宽阔的江面眺望，紧贴江岸的是浓密的植被，看不到任何建筑。有人说，偶尔对岸的灌木丛和野草之间，人影时隐时现，我却是从未见过。

我们村里，有不少二毛子，当地人管俄国人叫老毛子，老毛子和中国人通婚，后代就是二毛子。村里的党支书是二毛子，支书的父亲没了，老毛子母亲还在，深居简出。有人去支书家，见过老太太，白白净净，举止文雅，沉默寡言，全然不像村里咋咋唬唬的东北农村老娘们。据说她一家人，十月革命后，流落到西伯利亚，最后不知为何，把她一人留在了我们村。我那时年少，又自顾不暇，回首静思，三言两语的人生梗概，埋藏了厚重的辛酸悲伤。

支书是实打实的贫农，没有兄弟，没有本家，在村里势单力薄，但是为人厚道公正，从不卷入家族之争，公社就任命他做了支书。支书高鼻子大眼睛，长得很端正，那会儿也就三十来岁，和众乡亲一样，黑袄黑裤，显老，在我们眼里是上了年纪的大叔。

还有个二毛子老光棍，年轻时虎背熊腰，那时四十上下，瘦了，骨骼格外大，村里不分老少都叫他“老狍子”。老狍子的家，一栋小小的木楞房，外墙上糊着黄旯旯的泥巴，小院的篱笆歪歪斜斜的，日子过得挺寒碜。有天路过他家的小院，一位骨骼也很大的老太太，驼着背，一身黑，在院里抽烟，吓了我一跳，赶紧招呼了一声“大娘”，她一言不发，抬头漠然地看了我一眼。这是我在村里见过的唯一的老毛子。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交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边疆地带准备跟老毛子打仗。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自然而然都成了民兵，年轻力壮的男青年是武装民兵，剩下的都是普通民兵。枪支有限，二三十条不知哪个年月留下的步枪，武装民兵今天你扛，明天我扛。

步枪上了亮闪闪的刺刀，几个男知青扛着，并排齐步走在村中的大道上，神气威风，不可一世。女生有时为了照相，也会打破男女生之间不说话的惯例，借几枝枪来，做做道具，摆摆姿势。

武装民兵比较辛苦，干完农活练刺杀，夜里轮流去江边巡逻。有一阵，普通民兵也参加了巡逻，分上半夜下半夜两班，每班两个武装民兵带两个普通民兵。半夜时分，我们睡眼朦胧，从热炕上爬起来，穿上笨重的棉衣裤，戴上镶有兔毛皮的棉帽子，跟着男生，哆哆嗦嗦，在江边转悠，他们扛着枪走在前头，我们手无寸铁跟在后头。沉睡的村庄一片寂静，只听到雪地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还有两岸传来的零星狗叫声。

一个黑夜，呼叫声打破了沉寂，“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了！”值班的武装民兵，操起枪冲了出去。大道上，孤零零的一个人，用棒子敲打着脸盆，边走边喊，是一个上海知青，脑筋突然出了毛病。我们宿舍离大道，中间隔了一排房，二十多人，个个沉睡梦中。亏得是虚惊一场，如果真是老毛子偷袭，我们全完了。那名知青，不几天被送回了上海，据说回去后不久，恢复了正常，被安排到里弄生产组烫手帕去了。

岁月静静地流淌，两岸相安无事。一年里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与白雪为伴。入冬，黑龙江成了宽大平坦的冰雪之路，我们这一侧，人们自由地纵横于江面，小学校的男老师，穿上了冰刀鞋；马老板甩着响鞭，赶着爬犁；村童你推我拉，滑着雪橇；男人在结了冰的江面上打洞钓鱼。对侧的江面冷冷清清，不见人影。

单调的生活，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内心，更加迷茫。滔滔的黑龙江边，抚慰我们的，是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我在黑龙江边生活了四年，不少日子穿插着小小的惊喜和快乐。夏天，坐着小江轮去县城，两岸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茂密的小树林、灌木丛、草丛子，绿色的大地连着蓝色的河水，杳无人烟。

突然，船上有人叫起来：看，快来看，老毛子。河滩上，一个俄罗斯男人，白色的上衣，深色的长裤，独自垂钓。一船人像看到了稀有动物，涌到一侧船舷，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一船骚动。后来不知谁起的头，一船人和一个人开始不停地互相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