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强政党强在哪?
文章来源: 井观天2021-06-30 20:48:11

 中共百年,不仅中共自己庆生,西方各大媒体也反思中共现象。《经济学人》的文章《推动中国共产党未来100年的改革》的头一句话“世界最强大的政党”等于是西方公知也认可了中共的地位。

        强大政党一般产于威权和极权国家。中共比苏共和纳粹党还要强大,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政党。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中国经济上可能几年就能超过美国,但是在科技上也许几十年也赶不上。一个国家并非世界最强国,却有史上最强党,这到底可贺还是不可贺?

        先说中共比苏共和纳粹党还要强大。把中共和纳粹党比较,是不是在黑中共?这里纯作学术探讨。一战之前产生列宁主义政党,一战之后产生纳粹党,这些政党产生的历史原因的确值得探讨。布尔什维克之前的政党都是议会党,列宁选择了暴力革命。议会政党之间互相竞争,多党制国家政党还会结盟以取得议会多数。列宁主义在政治领域用暴力实现垄断,取消竞争,对崇尚多元的英美人来说,这的确很可怕。列宁取消政党竞争,因为他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毛泽东大跃进等重大失误,就来自这种自以为正确。中共栽了大跟头,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消解“真理党”的弊端。

       纳粹党产生于“凡尔赛感觉”(详见《凡尔赛感与极端主义 (理解川普现象之二)》。一战后德国战败,德国割地、赔款、裁军,发生恶性通胀,饱受屈辱。德国是与英美并列的一线国家,有些方面甚至更强,比如十九世纪末成千上万美国人留学德国,效法德国创建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德国人的凡尔赛感(跌落感和屈辱感)使他们渴求救星和带路人。纳粹党就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纳粹党是一种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政党。民族主义来自战败带给德国人的苦难。种族主义来自于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欧洲人征服世界产生的优越感、优生学和对犹太人的嫉妒。德国人和日本人都是纪律性和国家观念很强的民族,都有生存空间不足的危机感,都容易产生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地处中欧,夹在各国之间,统一太晚,没赶上英法荷西葡的殖民扩张,日本是岛国限制发展。德日的军国主义之钳在二战战败后被拔掉,专心于经济,其民族性在高品质制造上得到发挥。

       纳粹党在控制党政军上和苏共相似,但苏共还有国企,因为是公有制。苏联的国企没等到改革苏联就解体了。计划经济的低效造成苏联和中国的民生商品匮乏,不得不搞票证配给。中国引入资本主义后,商品极大丰富,不得不“走出去”进而用一带一路开发海外市场。纳粹没有国企,苏联的国企没有经历市场化改革,只有中共(和越南)有机会把一党制和市场经济嫁接。苏联没有进入全球化体系而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主力。中国的高速赶超得益于双重效率:一党制的行政效率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有的人否认中共的新意,说纳粹和苏联效率也高,结果怎么样?通过这段分析,你会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控制党政军企,是中共不同于纳粹和苏联的地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本来想凭借经验和规模割后发国家的韭菜。中国以国家队出场,比跨国公司还大,口袋比它们还深,让它们占不到便宜。美国在世贸和中国玩了十五年,总觉得不但没占到便宜,反倒被占了便宜,终于让川普掀了桌子。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用民权取代君权,但是列宁主义政党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党取代君。在用暴力实现政权更替上,党治与君治相似。布尔什维克取代了罗曼诺夫王朝。民国用民权取代君权,但是军阀混战(相当于战国)和日本侵华战争(相当于夷狄入侵)使大一统强国的需要压倒了民主自由的需要。中共这个列宁主义政党正好起到了秦始皇的作用:它既能结束战国状态,又能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提供理想和组织性。秦国的实力不比六国和夷狄差,甚至在制度上领先,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实力远逊于列强。民主政体的软弱使中国人在民族(被侵略)和民生(被屠、流离失所、赤贫)上都出现危机,显示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中国需要更强有力的体制。象一战后的德国一样,中国人也有强烈的凡尔赛感,原来的东亚文明中心变成了任人宰割的老骆驼。救亡图存的需要使中国选择了补日本的课,实现富国强兵,而不是补启蒙的课,追求民主自由。富国强兵的课一直补到了现在。富国强兵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坐二望一的历史性机遇又唤起另一种民族主义:荣誉感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危机感的民族主义,民主自由还是提不上日程。

      中共和纳粹党都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纳粹因为其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被列强灭了。中共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政党。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认为苏联的高投资会使苏联在1984和1997年之间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事实证明他高估了苏联。苏联对美国的挑战只是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而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军事、意识形态、经济、科技)。一党制和多党制正展开更激烈的竞争。如果中国赢了,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这正是让西方政客和知识分子焦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