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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W-G”期间，父母被隔离，小学五年级时我回到乡下老家，在亲戚的照顾下开始独立生活。高中时我寄宿在学校，接受革。命教育。毕业后，我成为一名“上山青年”，在广东龙川红星林场植树造林两年时间。1975年，我离开林场进入韶关冶炼厂做工人。
此期间，我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当时只能找到这些书籍）。那时，我在两千多人的工厂中是唯一用自己的工资订阅《红旗》杂志（当时是最高党办杂志）和《光明日报》的工人。在阅读的同时，我还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尽管如此，我并没有被领导赏识，原因大概是我不喜欢巴结人。虽然这时我是泛泛而读，但也因此培养了一股根深蒂固的真理情结。可以说，当时的我是一个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其代表真理。
1978年，我通过高考进入中山大学哲学系。那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代，MKS主义主导了所有人的思想。但是，通过一系列课程的学习，我发现，普遍流行的理解和解释并不符合MKS本来的思想。于是，我在阅读中开始省思，这也启迪了我的独立思考。
不久，我就在真理问题上深深地陷入了困境：究竟谁的理解才是正确的理解——是我的？还是他们的？
记得第四学期时，我们有一门原著选读课，读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研读这本著作中，追踪书中的各种论证。这本书在我的思想中留下深刻印象，我特别对恩格斯的实证主义倾向有突出感受。比如，恩格斯反对形而上学，认为哲学只剩下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其实，这种说法是实证主义的一种回声。但是，由于“实证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中被界定为唯心主义哲学，所以，说恩格斯受实证主义影响，等于说他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在以唯物主义为真理的中国思想界，唯心主义是批判对象。因此，当我把这种想法写进期末考试的试卷上时，就犯了大忌。结果是，我们班100多位同学，我的分数在全班是唯一的不及格。
对我而言，这个分数既令我震惊，也让我沮丧。可以说，当时在全班同学中，我是唯一一位认真研读过《反杜林论》全书的人。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这个结果极为不服，并找到当时给我打分的研究生助教评理。他说，你的思想有点闪光，但却是错误的。我的反驳在他面前是无效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反而大大地加强了我的真理情结。我相信真理不在他们那边，而在我手里。
进入大三时，我决定要深入到MKS主义的核心著作中。带着真理情结，我走入了《资本论》，整个学期几乎整天抱着它，有空就读。我想，按照官方说法，这本书包含了MKS主义的基石，即“剩余价值理论”。我拿定主意，我要从这里出发，根据MKS最重要的著作，去批驳那些误读MKS的人（主要是当时的学界权威，包括判定我的《反杜林论》课程不及格的助教和老师）。
然而，令我失望的是，一个学期读下来，MKS的思想越来越让我失望。比如，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计算方法上有致命失误。举个例子来说，他对冒险投资、经营方向和管理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缺乏足够考虑。设想这种情况：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它的实际效用是未知的；这时，对于一个资本家来说，投资在这个技术上必然冒极大的风险。他可能挣钱，也可能血本无归。也就是说，并非像MKS所说的，这笔钱投入之后，产品一定可以卖出去。现实是，资本家的投资是可能完全失败的。如果出现这个状况，剩余价值就无从谈起。如何计算这个风险呢？工人领工资因而不会有损失，但老板可能血本无归。MKS几乎把这个问题搁置一边。因此，把剩余价值全归算到工人的劳动里，我认为，这样计算是不合理的。这是我怀疑并放弃MKS主义的开始。
在1982年大学毕业之际，我向同学们宣告：MKS主义在我心中已经死去。大学是培养我的思想性格的时期。我经历了一个从拥抱到抛弃MKS主义的过程。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思想权威一旦倒塌，我开始自由飞翔了。
执着真理，认真读书，我的大学平均成绩属于中等偏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常常自嘲：这就是我的智力水平吧！成绩中下，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毕业分配上的劣势。当时，每一位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分配工作。我的名字出现在支边名单中，最后分配到大西北地区的陕西西安医学院马列教研室，成为一名公共课教师，主教马列主义哲学课程。
在真理情结的驱动下，我在西安的三年时间中，涉猎了道家、佛教和古希腊哲学。关于道家，有一次，我在爬太白山时，在山腰中遇到一位云游道士。我们坐地谈道近两个小时。我那时已经反复阅读《道德经》几遍，他甚至赞扬我对《道德经》的知识。不过，他告诉我，知识对我们理解“道”的奥秘不管用，并建议我深入体会“精、气、神”三字。但是，我当时对论证着迷，对于任何缺乏论证的说法都不以为然。我坚守这个信念：没有论证，就没有真理！因此，我对他的建议深不以为然。
太白山论道让我放弃了在道家思想中追求真理。于是，我重新审视我的大学论文，进入古希腊哲学。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论证。它们深深地吸引着我，而我喜欢它们。然而，在古希腊哲学中，论证接着还是论证。我的落脚点在哪里呢？我开始倾向怀疑主义。不过，我很快发现，采取怀疑主义态度这种做法本身似乎也是独断的。这是一个困境：我们不得不做一个独断的怀疑主义者。但是，除了怀疑主义，我们还有其他出路吗？
1985年，我带着这个困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方向的硕士学位。北大具有重视学术自由、敢于挑战权威的传统和风气。北大拥抱了我的真理情结。在北大期间，我感受到非常的满足。然而，我读的书越多，想的问题越多，我的怀疑态度也就越沉重。在思想上，怀疑主义态度带来的是困惑和绝望；在情绪上，我常常会有一种堕入无底洞的感觉。
读研究生期间，因为有几位平时来往较多的同学是学佛教的，所以讨论佛教是我们的经常性话题。我的怀疑主义态度常常向我挑逗：“遁入空门吧！回头是岸！”而我的直接反应是：“那里有真理吗？”
但是，佛教是不讲真理的。在佛教里询问真理，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放弃真理追求吧！这个回答和我的真理情结是不相容的。在我的真理情结强势的状态中，佛教与我渐行渐远。
在思想史上，进入三世纪之后，我注意到，古希腊哲学开始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并让位于基督教思想。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个思想史的发展方向呢？换个角度看，基督教是如何回答真理问题的？我相信，如果不解决这个思想史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思想史。
因此，我决定进入并追踪这段思想史，展示基督教在真理问题上提出的解决办法。于是，我开始思想基督教问题。
1992年春季，我开设了《柏拉图晚期著作》这门课。有一位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来北大哲学系进修，并来旁听了我的课。有一次在课堂上，她突来灵感，提出了一个“文学创造源泉说”，说文学创造源于善与恶之间的对立和较劲，因而有两个源泉。善恶冲突形成各种较劲模式，从而有不同的文学创作形式。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不对劲，便打断她的阐述，并十分郑重地宣称：“不可能有两个源泉，只能有一个源泉；这就是那个绝对的善。世上一切都是它所创造的，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创造如同太阳放光。光是从那里出来的，所到之处，说有就有。光不来，什么都没有；光来了，就有了。”
有意思的是，我那天侃侃而谈，说了一大通关于这个绝对的善的事。说完之后，却有点失落感，因为这些想法似乎不属于我的思想，也不是我想说的！我像是被一股力量驾驭着，成了一个传声筒。但是，这些话说出来之后，我发现，我无法拒绝这些话，因为它们顺理成章。我感觉到，这是一股外在的巨大的力量——难道这就是神？我当时未加思索，当场就承认有神的存在。
接着我发现，承认神的存在并不需要一个论证，因为祂就在那里彰显了，而我只需要相信祂。于是，我再次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说：“我们必须信祂！”这是莫名其妙的时刻，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在缺乏足够论证的前提下，去相信一个不在思想中的对象。
自从和这位进修老师谈话之后，我的脑子里就再也无法摆脱我说过的那些话。如果神是存在的，那么，祂是哪一个神呢？显然，祂不像是道教的玉皇大帝等；祂也不像是佛教的菩萨或释迦牟尼。我的直觉是，这神应该是基督教的。我当时只是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接触过基督教，既没有进过教堂，身边也没有基督徒朋友。因此，我对基督教的了解是纯概念的。不管怎样，我相当肯定地认定：这神是基督教的神。
06 转向研究神学
自此之后，我要了解基督教的想法越来越重。我打算从基督教经典着手。
偶然地，我在校园里的书摊上买了一本英文的新约《圣经》。我把它当作一本书来读。读到好处时，做笔记发挥一通；读到“荒谬”时，便略略带过。当时我觉得，《圣经》毕竟是一本古老的书，在思维方式上肯定会有些简单、原始的观念，这不足为奇。总的来说，我在阅读时的好感多于坏感，总体评价是：《圣经》中有些观念很有价值。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话来自《马太福音》12章31至32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我记得读完之后，特意把这段话划上底线，以示其重要。《圣经》允许人干犯耶稣，而强调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圣灵”的引导，这就是基督教的高明之处。我的理解是，基督教允许人犯错误而得赦免，这种赦免才是真正的赦免！
这个对基督教的好感出现之后，我开始涉足基督教的书籍文章，并决定深入研究基督教。
1992年，我来到美国，探望在缅因大学读书的妻子，也曾经想入读当地的一所神学院。后因经费问题而放弃了。
1993年，我接受了加州克莱蒙特神学院过程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教授的邀请，作访问学者，来到南加州，并在这个过程中心待了一年。次年，我进入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宗教系，攻读宗教哲学博士。
我想，既然要研究基督教，就必须成为基督徒。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基督教。于是，我来到克莱蒙特的第三个月，即1993年10月，就在克莱蒙特第一卫理公会接受洗礼。受洗之时，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新生活呢？对此我完全茫然！我想，既来之则安之，坦然对待吧！
很快地，我发现自己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陷入了一种不由自主的状态。
1994年，我申请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了学费奖学金；在生活上，因为生活费没有着落，我一直有一种明天怎么办的焦虑心情。在美国，生活费得靠自己去找、去挣。可是，我去哪里找？去何处挣？
除此，我还为自己缺乏知识而着急。就自己的智力而言，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学，到留校任教，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但还是认为自己的阅读与思想的能力高出平均水平的。在哲学专业的同行中，我从未有过心虚的时候。然而，这种自信很快就受到严重的挑战。
对于知识的匮乏而产生的着急，我觉得我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但是，在生活费用问题上，那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关键是时间和精力，用于挣钱就无法用于读书。特别在资金问题上，我经常感到像一位被弃的孤儿，无援无助，只好干着急。
差不多在1993年至1998年的这5年中，我和神常常处于争吵状态。每当着急之情出现时，心中极不顺心，我就会质问上帝：耶稣的话真可信吗？我是否信错了？我现在的困难是否都因为受了洗？上帝是否在欺骗我？等等。我想，如果神拥有绝对主权，祂就不应该让我这么着急！祂就应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神进行试探。我想，既然我归入到祂的名下，祂就应该照看我的生活。当其他方法都用尽了之后，我就每个星期买一张加州彩票，要求神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我的生活费困境。有一件事让我惊奇，那就是，我渐渐发现，我的生活费用之供应并不缺乏。在这种和神不断的争吵中，我开始感受一种依靠神的恩典的生活。
从1994年到1998年，为了生活费，我在一家中餐馆送外卖。这种工作的主要收入部分来自小费。我是没有办法才开始这种工作的，而其他工作都会影响我的学习。申请生活费奖学金的努力大都失败了，所获得的资助只是我的需要的一小部分。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对我来说，接受小费等于接受施舍。然而，当我第四年仍然在开车送外卖时，我感受到一种平安，接受小费的心态也比较坦然了。当时，我自己开玩笑说：“大概我已经堕落，没有指望了。”实际上，我却感受到了神的爱，祂要拿掉我的骄傲。
这五年的送外卖生活，无数次地从他人手中接过几块钱小费，终于让我明白了一件事——这些钱其实是神给我的。我学会了依靠神。每次收钱向顾客说“谢谢”时，我心里越来越坦然。回想起来，生活上的每一件事，哪件不是来自神的恩典？！
我越是在生活中感受神的祝福，我就越能切身地理解基督教的一系列概念和命题。“恩典”概念的丰富含义开始不断地向我彰显。我突然发现，恩典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呈现的祝福。它在信心中进入我的生活，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一直在想，体会到恩典概念的意义便是重生！这是我生活的新起点。在这个时刻，我进入了神的国！
1999年，我用了八个月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同时，我开始进入中国哲学史，并在恩典概念视角中给出新的文本理解和解释。这些新理解新解释，在恩典概念进入我的思想之前，是无法出现的。
在真理情结和怀疑主义的碰撞中，我感受到了真理的爱、给予和带领。于是，我在信心中接受了耶稣基督。开始时，我只有很小的信心。凭着这信心，我从神那里领受了丰丰富富的恩典。
终于，我发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真理的跟随者，这便是真理之路。保罗在皈依耶稣基督之后从神那里得着了丰富，所以语重心长地在《歌罗西书》2章6-7节中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所有的丰富都是神所赐的，通过信心而进入我们的生存。信心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存起点。我知道，这是永生的开始。
谢文郁，出生于广东。1985-198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1988-199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现居洛杉矶。1993年于美国受洗，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最喜爱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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