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封城期间，戴红袖章的保安、志愿者火得一笔。有个小伙子饿得受不了出门买馒头被红袖章们围殴暴打，另一个年轻人因翻墙出小区买东西，被红袖章逼迫做检讨。这两起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红袖章们还有许多跋扈行为没进入大家的视野呢。
大家感觉到，防疫封城给城市领导者带来极大的压力，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恐慌，唯一的得益和得意者是红袖章们，他们一不留神就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在萧条封锁的城市过着属于他们狂欢节。
他们以前都是底层边缘群体，以后还继续是。一场疫情突然让他们得到了一点权力的余唾，针尖大的权力更容易“脱颖而出”伤害别人。他们以前每天被权力压抑着甚至伤害着，而一旦被权力外溢滋润了一下，立马开放出恶之花。
穷酸文人有句自恋的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好像枯骨遍野的题材激起几句胡诌感慨是啥了不起的幸运似的，比“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档次都低了很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话从曹操嘴里说出来还算匹配，若是饿得皮包骨的纯诗人写出来，真没啥可幸的，还没饿死倒是值得庆幸的事。
其实，非常时期，最幸和兴奋的是痞民，应该是“国家不幸痞民幸”。太平盛世时，痞民们的边际得益远远低于安居乐业者，非常时期，殷实人家受损最重，痞民阶层的边际损失最轻，甚至还是他们得益的机会。跟着黄巢打进长安，冲天杀气透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就是这些痞民。
所以，阿Q灌了几口黄酒，喊着要“革命”了，赵老太爷们也得低声下气跟他陪小心。看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痞子，《芙蓉镇》里王秋赦“运动了”的欢呼，世代痞民对红袖章的渴望如“大旱望云霓”，权力稍有外溢，毒气就弥漫人间。
正常时期，权力被约束在系统内，行使权力和滥用权力的范围都是按级别在系统内划分的。权力没被关进笼子，但用权和滥权者有身份门槛，底层痞民被排除在权力体制之外。
痞民其实不是喜欢丛林法则，斗力斗智他们都不会是赢家，他们只是喜欢依附权力沾染权力。由于痞民的才貌俱劣，平常时期很难溅到权力的余唾，这使得痞民从奴隶升迁奴才之路只能靠时运，跟个人的努力关系不大。
120年前的庚子年，是痞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老佛爷咳出一口老痰，义和团如逢甘霖——奉旨进京，扶清灭洋。其实，扶啥灭嘛对痞民都无所谓，只要权力外溢让他们能爽就行。痞民能够横行跋扈，不在于他们有神魔附体“刀枪不入”啥的，而是公权力把教民关进笼子，任由痞民蹂躏。放手让痞民一搏，几万人都打不下40名洋兵守护的西什库教堂，对阵八国联军更是做鸟兽散。老佛爷西狩途中下令剿灭义和团痞民，官军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涤荡干净了。
五十多年前，那帮凶神恶煞的“小将”们奉旨造反，皮带抽向关在笼子里的“黑五类”，滋润权力余唾的痞民，只是狐假虎威的末梢，从来都是夜壶的待遇，很快就“轮到小将犯错误”了。
长安封城期间红袖章的骄横跋扈，也是因为市民都被居家隔离关进了笼子。买不起大城市房子的保安戴上了红袖章，浸润在权力的痰液里，终于可以对小区居民耀武扬威了。长安不幸痞民幸，他们是封城期间最享受权力救济的群体，以损害市民的权利来享受权力的滋润。当疫情过后，最怀念新冠时光的就是这些红袖章痞民吧？
据传是林语堂说的：“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林语堂有点大惊小怪了，中国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底层人怀有上层人的意识。猴子不可能有老虎的意识，野兔不敢有猎狗的思想，但底层痞民却有狐假虎威之志，否则苦难的生活怎么熬？一个猥琐小人受了上层人的鄙视也会立下鸿鹄之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不，长安的各小区保安，戴上红袖章后就开始作贱前上等居民了。谁说底层痞民就不能有上层人意识？一场疫情就让领导把他们当侦察兵和捕快，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哦！
2022.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