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去后，自然需要一直关注北京的消息。当时没有互联网，所有的消息都靠人员流动传递，我们当时的信息交流中心就是我们学校大门口，每天青年教师都在这里交流听到的信息。还有就是城市的中心广场，那是全市人民聚集的地方，各路人马都在这里，肯定其中不乏政府派来的便衣，经常可以看见各式争论。我也经常跑到广场去听听有什么新消息，有时也与别人争论一番，不时也有人现场发表讲演。可以说当时是在中共当政后难得的自由时期。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是报纸及电视。这里其实我想给当时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一个极高的评价。虽然一茬茬受到打压，可是还是有很多的记者尽其努力将真实的消息传播出去，可能当时考虑的最坏后果无非就是不在公家单位干了而已，没想到64之后情形比预想的险恶多了。

中国的新闻虽然一直不能摆脱党的控制，但从文革后，新闻界一直在努力想脱离党媒，建立真正的自由媒体。虽然一直受到打压，但一代代的新闻人依然在竭力争取新闻自由。当时也应该与文革结束不久有关系，大多数的新闻人都经历了文革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不想让那个时代再回来.还有就是当时相对宽松的气氛，即使受到打压，相对于文革期间，受到的压力及人身攻击远远比不上文革时期。并且经济的多元化也使得多数人即使丢了铁饭碗也不至于有生计之忧，所以那个时代能守住底线的新闻人还比较多。

其实学生运动初起，就有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江泽民就是因为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及后来将万里扣押在上海，不让他回京去主持人大会议才最终被邓小平选上作为总书记的人选，让李鹏，陈希同之流的愿望落空。后来一直在报道一线的是《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在其中居功至伟。当时《新观察》的关于427游行的长篇报道一时洛阳纸贵，影响极大。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时媒体的大量报道，根本就不会有后面的64。学生运动的结果大概就会像以前的学潮一样，在社会上基本上溅不起水花就过去了。

《新观察》杂志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者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杂志本身很短命，其前身是由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创立的《观察》，标榜其中立立场，杂志的名字就表明其客观性，意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大概是创刊于1946，是当时独立知识分子的必读杂志。储安平曾经在一篇社论中谈国共两党中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在国民党统治下是自由多或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是自由有或无的问题。杂志发表了很多文章，其特约记者写的徐蚌会战的评论甚至将国军的具体军事部署都透露了出来，因为涉嫌军事机密，被国府于48年关闭了。后来50年代就在反右前不久由储安平主持复刊（是在胡乔木提议并支持下复刊的），但名字由《观察》变成了《新观察》。储安平还希望恢复以前《观察》的特点，很显然他过于天真了。在大鸣大放中，储安平讲了：大家给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他要给老和尚提点意见。后来储安平成为全国知名右派，并在后来右派改正时名列全国五名不予改正的大右派之中。戈杨是《新观察》50年代复刊时才进杂志社的，当时大概也是批判储安平的积极分子。《新观察》杂志随着反右而寿终正寝，直到80年代中才又复刊。储安平在文革期间失踪，已经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多年，戈杨成为总编。戈杨希望恢复当年老《观察》的风貌，所以这份杂志从复刊起，一直以报道真实客观作为其标志。《新观察》虽然存活时间不长，但确实是当时新闻报道的一面旗帜。只是随着64的失败，这份杂志最后永远消失了，整个编辑部都遭到整肃，戈杨也流亡海外。

在整个64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新观察》一家媒体孤军奋战，包括《人民日报》及央视当时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都谈到了央视的薛飞和杜宪，他俩当时可是中国的头号明星，央视的金童玉女。这里谈央视的表现后面其实有一个重要因素可能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就是当年三月央视的新闻联播第一次由以前的录播变成了直播，所以才有了大家看见的央视在六四中的表现。关于薛飞，杜宪的事情，我觉得绝大多数人的记忆有点不准确。薛飞是5月20号播报李鹏的关于戒严的讲话后就被停止了播音，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央视屏幕上了。我其实并没有亲眼看见薛飞在央视的谢幕，因为我当时住集体宿舍，根本就没有电视，要看电视就得去别的成家了的老师或者朋友家。但所有看过电视的人当时都跟我说当天薛飞的表现，一种很明显的抗拒情绪，好些人都说有点像家里死了人还被逼着上台的意思。杜宪是因为六四当晚的表现被央视停止了播音是对的，我至今对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后面讲六四当天的时候再说。我在广场的时候就听人说，薛飞天天晚上去广场，但我去广场时没有看到薛飞。当然广场很大，没看见也正常。

对《人民日报》在六四期间的表现，值得浓墨书写。80年代的《人民日报》没有那么不堪，不像现在的《日人民报》，有不少值得尊敬的老报人，像胡绩伟，王若水等，还有64当时的执行主编钱李仁，都是可以在新闻史上写上一笔的人物。在520戒严宣布后，报上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戒严第X日。每天发布一些戒严令下北京的消息。当时警察全都不上街了，全北京都见不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真正做到了defund police。但我们可以从戒严第X日上看到北京治安良好，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也可以看到围堵军车的北京市民与军人的良好互动等消息。《人民日报》还好几次在不同的版面报道过匈牙利为前总理纳吉平反的消息，专门强调一句现在匈牙利领导人的话，绝对不能将军队用于镇压国内人民，其潜在意思我想谁都明白。而其六月四日的戒严专栏最后一期在凌晨截稿前，当班编辑用简短的篇幅描述了军队对平民的屠杀，得有何等的勇气才敢于这么写，而主编又是担了何等的责任。但当天的报纸并没有在当天到达读者手中，我曾经以为当天的报纸会被销毁，但好像是在6号或7号，这份报纸还是到了我手中。我当时将这些与六四有关报道的报纸，杂志全部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记录。只是后来出国后我的房子多个亲戚住过后，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些历史记录了。

其实还有一件应该被所有中国人记住的事情却不被绝大多数人知道。就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的播音员在六四当天的午间新闻突然向全世界宣布北京发生了大屠杀，然后播音中断，播音员不知下落。当时听说是播音员李丹，后来有人说是吴学谦的儿子，我一直搞不清楚李丹是不是吴学谦的儿子。直到今年六四看希望之声其中有以前在广电部工作的透露，原来是两个人。李丹至今下落不明，吴学谦的儿子晚上也在播音的时候说了六四屠杀，但可能因为其父的缘故，虽然肯定也受了牵连，但后来还是出来了。李丹的勇气一点不逊色于长安街上拦坦克的英雄，只是不为世人所知。

除了这些全国的媒体外，好多地方媒体也积极报道六四运动的事情。六四之后，这些都受到整肃，好些媒体人丢了工作，甚至入狱。有些到了海外还在坚持，如深圳的曹长青，海南日报的主编程凯，新华社的吴仁华等。总而言之，我对89年的中国新闻界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些有良知的新闻人在戴着手铐脚镣的情况下，依然跳出了动人的舞步。与那些世界著名的新闻人相比，他们更加值得尊敬。但他们的名字被人遗忘，他们的功绩不为人知。在六四之后，国内新闻界虽然不断受到整肃打压，但依然有南方报系及新京报系还在坚持新闻的良心。不过在这些年政府不断地打压下，及国内整个大气候的变化，新闻自由的旗帜已经彻底倒下，现在已鲜见有良心的新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