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多岁，也就像我女儿这么大时，我的母亲数落我说，我手头松，花钱大方，对我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无可奈何的痛恨神态。

其实，那个年代，就是再大方，能大方到哪里去！工资就那么几十块，用来吃饭穿衣加上零花，每个月能剩多少！可一辈子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要又养育我们姐弟三个的父母恨不得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分花，自然看不惯我时不时买条漂亮的丝巾偶然地买条珍珠项链。他们觉得丝巾啊项链啊什么的都是奢侈品，买它们干什么！把钱省下来补贴家用或者为将来自己的出嫁作准备才是正事。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有个小九九，我可是想到美国去留学的呀。到美国去留学有奖学金，我的同学去美国后基本上都有一个月1000美金的收入，换算成人民币就有快9000元，这可是当时普通工人几年的工作呢。现在我每个月省几块或十几块的人民币能顶什么用！所以母亲骂归骂，我照样想花就花，成了标准的月光族。

到了美国后我拿着每月1000美金的奖学金，想着我在中国的工资就是人民币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我出国时的工资已经比前几年大幅度地上升)，照样想花就花，到了月底竟没剩下一块钱！这可怎么办呢？我的机票是托朋友买的，我出国的赔款是借来的，我这样花钱什么时候能还债呢？我惊醒过来，开始计划开销，攒积哭胖(coupon)，慢慢地学着把一分钱掰成两分来花，无意识中极不情愿地越来越像我的母亲。

到女儿出生，花钱的地方更多，除了吃住行的基本开销，还要付女儿的奶粉，尿布，医疗保险加上最大的那笔Babysitter的工资，我对自己愈加抠门，衣服鞋子尽量不买，要买也是去店里的过季清仓堆里买；朋友的孩子长大了，穿小的衣服送给我，我也接收(后来我也把我女儿们的旧衣服，玩具和婴儿床等送给需要的年轻父母)。

后来我毕业了先生也找到了正式工作，手头不再拮据，正好女儿也长到三岁开始有记忆了，我花钱不再那么计较。我给女儿买书籍，订杂志，开生日派对，送夏令营；再大一点弹钢琴，拉小提琴，学画画，打网球；高中阶段买机票订旅馆送女儿去各种竞赛活动和昂贵的夏令营。只要她们喜欢做的事，我都无条件支持。

唯一没变的是，衣服鞋子我还是会挑促销的时机买，商店清仓区我还会时常光顾。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女儿对金钱有着自己的看法。首先，她对穿着打扮不上心。上大学了，还是穿着有Logo的T恤和连帽衫，脚蹬运动鞋，跟高中时代没区别。倒是我开始向女儿提醒长大了要穿漂亮点。第一年在波士顿上学，我怕她冷，想给她买一件暖和的长羽绒衣，截不同样式不同牌子的照片给她问她喜不喜欢。她的回答是一成不变的“我已经有羽绒衣了”，指的是在高中穿了三年的短绒衣。她自己在外买衣服，也会在降价区挑选。运动鞋只有一双，新的运动鞋也只有等到她把那双旧的穿破了后才有机会登场露面。后来我才知道女儿这种消费理念有个专门的名称叫minimizer。有句话说，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我曾一度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消费理念带给女儿反面的影响。但我自以为在女儿有记忆之后该花的花，该买的买，并没有太过分节约。况且我虽然在来美的最初几年因生活所迫消费有所收紧，但我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抠门斤斤计较的吝啬鬼。我的基因里应该没minimizer的密码！

后来发现，女儿穿衣打扮方面极其简约，并不是因为她想省钱，而是她的性格决定。她对金钱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更确切地说，金钱对她在做选择时是没有影响的，或影响甚微。

第一件事反映在大学的选择上。女儿心仪的大学是MIT，不仅是因为MIT响著世界的理工方面的成就，更主要的是她高中四年参加的竞赛和夏令营认识的朋友绝大多数去了MIT。按照她自己的话说，MIT就像是拖把营（MOSP）的延续，而拖把营是她的最爱最快乐的地方。大学四年她每年暑假都会在实习期间请假回拖把营帮忙就是最好的证明。那年她早期申请被MIT录取了，后来正规申请又被隔壁的哈佛录取。我和我先生像所有的中国家长一样，非常希望她去哈佛。一是女儿去了哈佛，脸上多光彩啊！中国老家的农村老太太都知道有个哈佛呢！可MIT，虽然也是世界著名高校，名声怎能和哈佛比呢？有一次我和我社区大学的学生说起我女儿在MIT上大学，那帮学生瞪着茫然无知的神情望着我，还有一位学生干脆把M忘了，说，上IT大学好找工作，哈！二是哈佛按照家庭收入计算学生上学的费用，哈佛要求我们家长负担的学杂费只是MIT的一半。因着这两个原因，名声好，费用低，怎么选也是哈佛啊！可女儿坚决要去MIT，任我们费尽口舌也是没用。最后当然去了MIT。好在她在MIT快快乐乐地度过了四年，一切也就值得了。

谈起这件事，我常笑她省钱买衣服鞋子与她选大学在钱上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二件事反映在职业的选择上。女儿大学的专业是数学和计算机专业。计算机专业大家都知道工作好找，薪水高。其实数学专业也不错。事实上，在MIT学数学的大多都会选几门编程课，而且编程最厉害的学生往往是数学系的学生，因为数学系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更加系统专业。女儿在大学的四年中，做过三次工业界的实习。第一年是在加州的一个小公司做编程，第二年是在华尔街那个据说在哈佛MIT数学学生中很抢手的交易公司学做交易，第三年是在脸书做大数据处理。这三个地方女儿都拿到了returning offer。交易公司和脸书给实习生的工资都非常高，正式工作的话工作无容置疑会更好。女儿在大学四年中同时也做了两次科研实习。一次是夏天在明尼苏达大学Duluth分校做的纯数学研究，另一次是跟MIT的教授做的跟计算机有关的理论数学方面的研究。做科研实习的收入常常只有在工业界实习的1/10。女儿对这五次实习的结论是，工业界的工作不适合她，她更愿意做那绞尽脑汁还很可能一无所获的科研。想想我们第一代移民，有多少人能真正无视自己内心的召唤，不计较工资收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到现在还常常自嘲我的工作是因为生存需要，虽然我的薪水非常微薄。

也许哪天她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开始意识到油烟柴米的不易，也开始为收入为账单烦恼。但她至少曾不顾一切地追随自己的内心而尝试过，努力过。退一万步来说，只要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与收入相宜，日子一样地过得幸福舒心。

第三件事反映在她善心上。今年暑假，女儿听说她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位乌克拉人，得了一种什么奇怪的病，需要十万美金做手术。女儿听到后，二话没说，把她在暑期数学营帮忙赚得的全部收入共$1500捐给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她还游说她的朋友去捐款，据说最后捐到接近$60,000,离$100,000还差一段，她还感到特别伤心。我听了觉得这事有点离谱，问她，你捐这么多，有没有想过这也许是个骗局？她说，这事绝对是真的，因为她的朋友认识这位病人的朋友。好吧，就算这是真的，你一个学生只有偶尔的收入，也没这么多钱去捐给他呀！这使想起两年前我们去Cancun玩的情景。那天我们一家去自由市场，并没有想到要买什么，只是好玩逛逛而已。逛着逛着她就不愿逛了。问她怎么啦？她说，整个店里就我们一家，你又不买东西，他们怎么赚钱？最后我买来的东西一直在储物间放着。

我想我们的第二代，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教育，绝大多数是单纯善良的。他们不计得失不计名利，不知精致的利己主义为何物，追随自己内心的喜好，保持着一颗原始的初心。他们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过得好，生活得充实。就像某位名人说的，Do what you like, and everything will come with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