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崽女”的“文革”故事(5)我成了“逍遥派”
文章来源: 苏平-59462020-05-25 06:10:56

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袭卷了全国。我们学校的教学秩序,早在去年“文革”初期就已瘫痪。如今,各班各年级的同学经过串联回来后,重新组织了各类造反组织。为了争夺学校的领导权,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 组织分裂成两大派。一派以“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为主,成立了“红卫兵大队部”,简称“红大”;一派以“黑五类”出身的狗崽子为主,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团”,简称“敢死团”。两派组织你死我活地革命/闹将起来。

我,一个正处在青春期,进取心极强,且敏感、活泼、好动的人,理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这类组织。可我,因为父亲的原因,加上我私自篡改了家庭成分,如果参加造饭,被政治审查出来,暴露了“狗崽子”身份,岂不罪该万死?!所以,我只得成天待在家里,做了个“逍遥派。

可是,待在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自从父亲处了问题后,家庭出身贫寒,一惯工作积极,在小学校教书的母亲也受到牵连,脾气变的非常暴躁,几乎和父亲天天吵架,经常在饭桌上,大骂父亲是个脓包、窝囊废,嫁给他倒了八辈子的楣,,,,,!而父亲,只是大声叹气,三口两口吃完饭,一走了之。对我们几个子女,母亲也从没给过好脸色,特别是对我,一点事不对劲,抬手就打,出口就骂,成了她的出气筒。每到这种时候,我的胃都会疼,只能忍着泪,放下饭碗,悄悄地躲到卧室里哭。母亲看到我这样,也就停止了怒骂。但隔不了三、五天,这种风波又会在家里上演一次。

因此,在家里,我每天非常小心,不敢惹母亲生气。一旦闲了,赶紧跑出去,不是和二、三好友爬山、打球、游泳,就是一些“灰色”同学逛街,反正尽量待在外面给自己找点乐趣。

这样的日子时间长了,实在无聊。一天和几个“灰”同学回学校逛荡,得知“敢死团”正在“招兵买马”,且不问家庭出身,欣喜之下,我渴望总想干点什么的心“蠢蠢欲动”了,赶紧报了名,成了名“敢死团”的小喽啰。

在“敢死团”里,我们这帮小喽啰“革命”热情非常高,不但主动、积极地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还在学生宿舍搞到个床位,参加晚上的活动。可是,团里的大头头们还是嫌我们年纪小,根本不带我们去外面“造反”,偶尔让我们跟出去,也只让我们在背后举举拳头、喊喊口号,我们的“革命”热情根本发挥不出来。

一天,团里一个头头看我们几个小喽啰实在闲的无聊,就吩咐我们去卖“工学战报”。

“工学战报”是“敢死团”自己编辑、油印,类似广告的报纸,三分钱一份。我们这些人虽然从来没有卖过报纸,但在电影里见过,而且,好不容易有了份“革命”工作,岂不高兴?我们毫不犹豫地领了报纸上了街。

谁知,这卖报的工作看起来不难,实际上,还真不容易。

“卖报!卖报!‘工学战报’!” 一出校门,我们就学着电影里的报童,手扬报纸,顺着市区的主要街道边走边喊,可是,直到天色很晚,也没卖了多少。最后,我们干脆不卖,学着电影里地下党的样子,把报纸像散传单一样,撒完了事。

天气越来越热,社会上两派“文攻武卫闹的越来越厉害。“敢死团” 和“红大”也早各自占领了学校的“科学馆”和 “教师办公大楼”,把大喇叭架在楼顶上,成天相互叫骂。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张,“敢死团”的头头们便要求大家集体住到“科学馆”里,我也凑热闹搬了进去。

“科学馆”是我们学校的实验大楼,文革中被“敢死团”占领。自从“文攻武卫”以来,戒备更加森严。整座大楼上上下下的门窗全部被封死,只在中间的大门边留道口子进出。“敢死团”成员集体住进去后,那个口子即就被砖头封死,只打开了二楼的一扇窗户进出。记得搬家那天,我刚走进“科学馆”大门,就被吓的半死。只见昏暗的灯光下,一具真人人体骨骼晃晃悠悠地吊在上方,冰凉的膝盖骨差点撞着我的脸。我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在两边堆满了课桌椅,中间只留条窄窄的过道时,又差点被过道上凌散的砖头棍棒绊个踉跄。惊慌未定的我,当晚在二楼化学实验室宽大的试验桌上,颤颤惊惊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分到上下两层的架子床,我睡上铺。

几天后,传闻“红大”要来攻打我们。一天夜里,“敢死团”的头头和一些大团员们便瞒着我们这些小喽啰,悄悄撤离了“科学馆”,在不远的一栋大楼里驻扎下,准备作拼死的抵抗。我们这些小喽啰非常害怕。也知道靠我们这些人和馆里那些砖头、木棒,加上和那具骨骼,“科学馆”根本守不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全体团员撤离回家。

当天半夜,“科学馆”四周静悄悄。我们这些小喽啰们轮流翻出二楼那扇后窗,再从二米多高窗下的雨搭跳下地面。轮到我时,一不小心,我一脚绊在后窗沿上,往前一扑。幸亏我人小、身子轻,且本能地伸手向上,拽住了横在头顶上的高压线,与此同时,一位身后的男同学及时地抓住了我的衣领。我这才没有摔下去,作了“文革”的牺牲品。

从此以后,我这个“狗崽女”彻底成了“逍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