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个“好吃”的人,尤其是零食。

那时候，家里弟妹多，妈常把买的那些又甜、又香、又糯的“小金枣”、“大老灌”、“蜜珍糕”、“芝麻糖|、“绿豆糕” “桔红糕”等好吃的东西藏起来，等到吃的时候再分。分时，妈还说，你是姐，要让让。所以，所有这些吃的分到我名下，往往只是象征性的一点点，还不够解馋的。爆米花能分到多一点，但也只有数着粒儿吃的量。唯一能放开肚皮吃的，就是咸菜就白开水。但过春节那几天，街上买的五香瓜子、花生米、炒花生，奶奶做的油炸'小杂"，以及山里老家带来的小核桃、山榧子，就可放开量吃了，但奶奶做的甜米酒，多数时候仍是偷着吃。

“粮食过关”那几年，妈带我上街，偶尔给我买一点“独食”，那可是天大的事。那甜到心里的“南北杂货”店的现榨甘蔗汁、“耿福兴”的小笼汤包和烧麦、“马宜兴”的清真烧饼，以及满大街的虾子面、煮干丝、烤山芋、老鸭汤、想想就咽口水。可那些东西特贵，妈根本舍不得买。记得有一次，妈给我买了一个小小的什么“记”的肉包子，我虽然饿，但实在舍不得吃，就拿在手上，心里美滋滋的想着带回家和弟妹们分，可五分钟不到，就被迎面来的一个饥民抢了去。我当时吓得半死。从此，再也没有过这等吃“独食”的“好事”。

小时候，我家住在“皖大”斜对面的单位家属院，前院有片菜地，菜地的篱笆墙边有两棵无花果树。每到夏天，那紫紫、甜甜的果实，一咬一口蜜。我还在那片菜地里抓过蚂蚱。逮大个的，撕去头、翅，叉在小铁筷上，放在小小的炉火上烤。吃着那软软的，满肚子虸的中段，虽有点恶心，但在烤的焦黄的大腿上沾点盐，饥饿的年代，味道还是蛮不错的。

后来，我家又搬到“二工区”的家属院，院门口，有一口池塘，清澈见底，里面种了很多莲。夏日的中午，小小的我，时常瞒着大人，不睡午觉，偷偷地站在池塘边，用一根细竹竿够那鲜嫩的莲蓬，够到后，摘下来，剥一粒，吃一粒，那脆脆甜甜凉凉的感觉，比睡觉美多了！至于莲藕，只能在秋天蔬菜队农民来挖塘的时候，要点藕梢，解解馋。

“文革”时不上学，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小姐妹们逛街买“零嘴”吃。什么油炸臭豆腐、炒蚕豆、刨凉粉，五香瓜子，，，，，，都是五分钱之内的不错选择。特别是那香辣的炒螺丝，买到后，用根削尖的，小指长的篾片，小心地拨开螺口的盖子往里插进去，轻轻地往外一挑，一坨指甲盖大小的螺肉就颤微微地顶在篾片上，再用手或牙齿轻轻掐去尾部的沙肠，往嘴里一放，那股弹劲，那股鲜香，今天想起来，嘴里还不由自主地流出口水来。而那巴掌大，上面涂着细细的二圈黄奶油的面包，又抵饿、又解馋，但因要粮票，不能常吃。至于那香甜的五香花生米，两毛钱一包，五分钱店家不卖，大家只能出份子凑钱买上一、二包分着吃。我的二表姐当时当家买菜，是个“有钱人”，人又老实，好糊弄。一次，我们姊妹几个出分子买花生米，她不知怎么多出了五分钱，花生米自然就比平时买的多，大家躲在“鸠江饭店”对面的广告牌下分配时，她看到比平时买的多，说店家今天怎么多给了我们，我们都抿着嘴偷着乐，她也傻呵呵地和我们一起高兴。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合伙买了一斤生蚕豆，跑到一位同学家打开炉子自己炒，边吃边玩了整个下午，直到她父母下班回家，炉子灭了大家也不知道。

以后，有了工作，有了孩子，挣的钱又不多，吃“零嘴”的机会少了，但偶尔也和同事们一起“过把瘾”。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工间休息时举行吃瓜子比赛。数若干粒傻子瓜子，统统地塞进嘴里，然后，把瓜子壳一颗颗完整地吐出来。谁吃得最快，瓜子壳最完整，谁赢，输的人买瓜子请客。

再以后，走南闯北，尝过的各地“小吃”越来越多，口味也变的越来越刁。

在上海，我曾费尽周折地在“城隍庙”找小时候吃过的“油炸麻雀”，可惜怎么也找不到；在北京的前门大街，吃完正宗的“全聚德“烤鸭，还是觉得不如老家芜湖的红、白卤“斩鸭”好；在青岛，看到有人当街拎着煮熟的大头红虾，就着馒头，津津有味的大咬，便也买点尝尝，什么味呀！看到满大街三毛钱一大碗红烧干贝，也来一碗，恶心。回家告诉妈，妈说，那是海味，怎不带点回来，傻瓜！至于安庆的 “江毛馄饨”、武汉的“豆皮”、“武昌鱼”、北京的“炸酱面”(煎饼果子除外)，，，，，，遍尝后，还是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如今，年纪大了一点，体重也增加了不少，理应改掉“好吃”的坏毛病。但是，每次回国，家乡的“傻子瓜子、五香花生米、蜜珍糕”等零星小吃还是不忘带上许多，搞得安检们特烦。

啰啰嗦嗦讲了一大堆，都是央视“舌尖上的中国”闹的！走，上床做梦吃去，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