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节前，母亲带着我从乡下回到城里。可她再也不愿见到先前迫害过父亲的领导和同事，同时，也看不惯政府机关里一些人的工作作风，执意去范罗山小学当了名低年级算术和音乐老师，还兼任校红领巾大队辅导员，不久，又当上了校教导主任。我跟着母亲从乡下回来后，插班上了附近的幼儿园，半年后，又成了她的学生。

母亲在教书同时，作为大队辅导员和教导主任，她还要带领高年级学生办小化肥厂、小石膏厂，带领低年级学生捡猪毛，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她也常常要家访、备课、批改作业直至深夜，有时实在忙不过来，还请父亲帮忙刻钢板，印卷子。

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母亲创造了不少低年级数学教学方法。她利用扑克牌的“接龙”、“加减乘除24点”等游戏，提高学生们学习数学的兴趣。这些游戏，不但帮助了学生，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知名度。我儿子小时候，学会玩这些游戏后，口袋里时常带着幅扑克。我的俩个外甥数学也都比较好，恐怕也和玩这些游戏分不开。在母亲教过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省内外各种小学生数学比赛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的还拿到大奖。这些都是母亲晚年骄傲的资本。

母亲不但热爱她的本职工作，也喜欢她的学生。记得小时候，她经常把那些家庭困难的农村学生，带回家里吃饭、睡觉、辅导他们做功课，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多天。直到现在，那些常来我家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她当年的许多学生到现在还记得她，其中还有我的中学同学。

“文革”前，母亲调到市聋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母亲以前根本不会手语，但凭着勤学苦练，很快，她不但学会了手语，胜任了教导主任的工作，还兼任低年级算术。后来，她和老师们还跟着“文革”中来校支左的解放军医疗队，学会了中医“新针疗法”，给聋哑学生针灸，使很多学生恢复了听力，学会了口语，有些疗效特别好的学生还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登台唱歌跳舞表演节目。

多少年来，母亲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无论怎么积极、努力的工作，也没有入了党，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工资和级别从没有调高过不说，在父亲的家属院里还得忍受邻居们的白眼和辱骂。争强好胜的母亲认为这些对她不公正的待是父亲连累了她，对父亲渐渐地产生了怨气、怒气，脾气变的很坏，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父亲闹别扭，摔锅打碗。记得有一次，她又和父亲闹了起来，拿起桌上的茶杯猛力摔向地面，我恰巧坐在旁边，细碎碗渣插进我的脚踝，鲜血染红了我的袜子，我不知道疼，反而觉得痒，用指甲挠痒，挠出了一块半个指甲大的瓷片来，也不敢吭声。母亲还学会了抽烟，有时一天一包烟也不够。我经常看到母亲像一头困兽，长时间地躺在床上，抽着烟，大声哼哼，有时甚至还把头猛烈地撞向床头板，样子非常痛苦。每到这时，我不是赶紧跑出去，就是躲在房中暗自流泪。老实的父亲看到母亲这么痛苦和闹腾，也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她，多次提出和母亲离婚。母亲听了，更加对父亲不依不饶。直到“文革”后期，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母亲才戒掉了烟瘾，脾气也变得好很多。

1982年，小弟高中毕业考大学，高考的前一天晚上为了放松看了一场电影，谁知，看电影时，因阻止后排的人把脚丫放在椅背上，电影没看完就和那人打了一架，血淋淋地回了家，第二天当然没考好，后来又去报名当飞行员，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当上，五十二岁的母亲，为了小弟提早离了休，让小弟顶职。从此，一生耿直，刚直不阿的母亲，再也没有机会为她毕生所追求的中国共产党，为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施展她的聪明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