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婆奶奶有了我老舅，生活比以前艰难了许多！

每当有衣服做的时候，家婆奶奶就背着襁褓中的我老舅，到顾主家做活。做活时，在顾主家借个小摇篮摆在脚边，一边做活，一边不时的用脚摇一摇。对于雇主的白眼，她只装作没看见。没有衣服做的时候，家婆奶奶就在祠堂的房前、屋后、山边边上开荒种菜。种的菜吃不了，还拿出去卖钱。她还用蚊帐布做成小网，在小河边网些小鱼小虾或卖钱，或改善改善生活。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我老舅大了点，家婆奶奶又央求祠堂的史大先生，让我老舅在祠堂的私塾里给富人家的孩子当伴读。这样一来，我老舅不但不用交学费，还能相跟着读点书。老舅从小聪明，读书用功，学习自然好。老舅在私塾伴完读后，还考上了不要钱还管饭的桐城师范。

1930年初春的一天，有人跑来告诉家婆奶奶说：有个男人在她老外婆的坟地里，磕头、打滚，呼天抢地。家婆奶奶赶去一看，原来就是那个和她成亲，第二天就不见了的我外公。家婆奶奶看到这个男人，气不打一处来，哭喊着拿起手边的东西就要赶这个“挨天杀”的走，不许我外公在她的老外婆坟地里“丢人现眼”。没想到，我外公当场跪在地上不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祈求家婆奶奶原谅并收留他，说保证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还当着众人的面，把一百块现大洋交给了家婆奶奶。（后来，家婆奶奶用这一百块现大洋，买了一百石稻谷，存放在史家祠堂的阁楼上。再后来，史家祠堂被烧，家婆奶奶的稻谷全部烧成了焦炭，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看着我外公的可怜相，又是自己丈夫，家婆奶奶被人好说歹说地劝着，心一软，收留了他。

我外公虽然是个“掌大勺”的厨师，可他老人家一有了钱，就去吃、喝、嫖、赌，是个有名的泼皮无赖。那年，穷困潦倒的他住在山边的窝棚里给人看瓜，实在勉强地娶了家婆奶奶。有了新婚妻子的他，理应振作起来，和老婆好好过日子，可他旧习不改，成婚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偷了新婚老婆的嫁妆又去赌，直赌了三天三夜，输得卖老婆。第四天，他领着赢家回窝棚领人的时候，才发现家婆奶奶不见了。

嬴家领不到人，毒打了我外公一顿才作罢。

我外公被打伤无钱医治，也无脸回家见妻子，同时又怕再被逼债，只好一逃了之。这次，老人家不知在哪里发了笔横财，才想到回家找老婆。

家婆奶奶收留了我外公后，实指望这个“天杀的”能改邪归正，好好过日子。谁知，三天不到晚，他老人家又离家出走，这一次，跑的再也不见踪影。

当年冬月，家婆奶奶又有了个女儿---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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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婆奶奶的针线活远近有名，在还没有我老舅和我母亲的时候，她每天除了吃喝在主顾家，还能带回一大手帕米做工钱。可自从有了俩孩子，离家远的生意不能接，收入比以前差了很多，只有在碰上逢年过节时，史家湾周边以及近处做新衣服的人多，日子才好过点，

家婆奶奶有衣服做的时候，天不亮就出门，直到天黑看不见针脚了才回家。有时，主顾家为了省工钱，还常常要家婆奶奶下工后，把打扣袢、锁扣眼、钉扣子等活带回，家婆奶奶往往做这些活直到深夜才睡。没衣服做的时候，家婆奶奶家里家外地忙活，白天日子还过的快点。可一到夜晚，年轻的家婆奶奶就很寂寞无聊。为了排解，她老人家常常数一百粒黄豆，漫天撒在不点灯的屋子里，再摸黑全数捡回来，往往把自己累的筋疲力尽才睡。母亲告诉过我，小时候，她眼睛好，常常乘家婆奶奶不注意，拣上一二颗豆子偷偷吃掉。

那时，连年战乱，老百姓“跑反”逃慌、要饭，做新衣服的人家少之又少，没有男人帮衬的家婆奶奶领着一双小儿女，连身仨口的日子实在不好过。有好心人劝家婆奶奶把正在私塾伴读的我舅送去当学徒或给人放牛，把我妈送给人家做童养媳，自己改嫁，但家婆奶奶死活就是不肯。

四十年代初，国民政府颁布了《社会救济法》，救济因战争而无家可归的难童。家婆奶奶听人说桐城县里也办了间“难童教养所”，就把我母亲送进了教养所当童工，自己则幸运地被招进去做饭。我老舅则跟着他就读的师范学校到处“跑反”，一家三口才勉强活了下来。

1947年9月，我老舅师范毕业留校当了老师，我母亲在“难童教养所”小学混毕了业，也上了桐城师范，家婆奶奶的生活不但好过多了，还娶了家在桐城城里的媳妇。

1949年，桐城全县解放，我母亲和我老舅、老舅妈偷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天，当他们登上正要出发的军车，被家婆奶奶发现了，家婆奶奶打滚放赖，生拉硬拽，生生地把我老舅妈从车上拖了下来，向来孝顺的我老舅只好也跟着留下，而不满十九岁的我母亲则在家婆奶奶无可奈何的泪眼下，跟着解放军，征战到了芜湖长江南岸。（几十年后，老舅妈还在为早年家婆奶奶把她拉下军车的事纠结。那年如果参了军，如今应是离休干部待遇了）。

家婆奶奶当上了光荣的“军人家属”，继续做她的女裁缝，在老家和儿子媳妇开心地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