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催生的教育实验：当全球数亿学生无法上学

VIVIAN WANG, MAKIKO INOUE

2020年3月5日

香港——当香港政府面对快速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决定在一月份停课时，她家的日常生活节奏被打乱了。

高梦贤是一名保安，为照顾两个女儿，她停止工作，并开始省吃俭用。口罩尤其贵，所以她每周只出去一次。她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帮助10岁和8岁的女儿上网课上，摸索各种让她犯晕、让女儿们感到受挫的技术。

“（她们）老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玩啊？什么时候可以上学啊？’”48岁的高梦贤说。

冠状病毒迫使至少九个国家，以及数不清的省市乡镇停课控制疫情，类似的混乱和干扰在世界各地蔓延。在中国、韩国、伊朗、意大利、日本、法国、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全球有数亿学生无法上学。

这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实验，在现代教育领域几乎史无前例。学校和去上学的日子有助于为家庭、社区和整个经济提供架构和支撑。将学校关闭数周甚至数月，可能会对孩子和整个社会产生无法估量的、超越地域和阶层的影响。

年龄较大的学生错过了大学招生考试的重要学习环节，年纪较小的学生有可能在阅读和数学等核心科目上落后。父母们争先恐后地寻找儿童看护或在家工作。一些家庭把孩子转移到未受冠状病毒影响地区的新学校，却错过了毕业典礼或最后几天学校生活等重大事件。

对于没有经济能力或缺乏职业灵活性的家庭来说，这一切都是雪上加霜，迫使高梦贤这样的父母无薪休假，或者让学生无限期地得不到教育支持。

各国政府正试图提供帮助。日本向企业提供补贴，帮助抵消父母请假的成本。法国承诺，如果孩子必须自我隔离，而父母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照顾孩子时，他们将享受14天的带薪病假。

但这种负担是普遍存在的，触及全社会似乎与教育无关的各个角落。在日本，学校不再供应午餐，因此取消了批量食品配送订单，影响了农民和供应商。在香港，富裕家庭将子女送到海外学校就读，大批家佣失业。

39岁的法国人朱莉娅·博萨尔(Julia Bossard)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自从大儿子的学校因消毒而停课两周后，她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整个日常安排。现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孩子们做作业，在超市里寻找越来越少的意大利面、大米和罐头食品。“我们必须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说。

在线和孤独

学校和政府官员正在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在家里学习，并且有事可做。意大利政府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网页，让教师可以使用视频会议工具和现成的教案。蒙古的20多家电视台进行电视教学。伊朗政府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比如伊朗版Netflix）合作，免费提供所有儿童内容。

甚至还有体育课：在香港，至少有一所学校要求学生穿着运动服，跟着屏幕上老师的演示做俯卧撑，并且打开学生的网络摄像头以提供证据。

然而，在线学习的线下实现情况很有挑战性。有技术上的障碍，以及当儿童和青少年不受管束地自行使用设备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分心。

17岁的香港高中生希拉·庞(Thira Pang)因为网络连接速度慢而好几次上课迟到。她只好提前15分钟登录。

“能不能进去得看运气，”她说。

家庭教室给年幼的学生和照顾他们的长辈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上个月，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一所停课小学的老师露比·谭(Ruby Tan)说，很多家庭是祖父母帮忙照顾孩子，让父母去上班。但祖父母并不总是知道如何使用必要的技术。

“他们也没办法监督孩子学习，反而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养成了不专注的坏习惯，”露比·谭说。

有些干扰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显示，为了寻找更强的信号，老师和学生爬上屋顶，或者在邻居的房子外面徘徊。据中国一份杂志报道，内蒙古一户人家为了更快的网速，收拾起蒙古包，搬到草原上其他地方。

停课也对正常的标志性教育事件造成影响。在日本，学年通常在3月结束。许多学校现在只允许老师和学生参加毕业典礼。

3月1日，森田佐子（Satoko Morita，音）的儿子从日本北部秋田县的高中毕业时，她没能出席。她还将错过女儿的小学毕业典礼。

“女儿问我，’没有父母出席，参加毕业典礼和演讲还有什么意义？’”她说。

由于学校停课，香港学生克洛伊·刘(Chloe Lau)的高中学业戛然而止。她的学期最后一天本应是4月2日，但香港学校至少要到4月20日才能复课。

给女性带来的负担

随着学校的关闭，各个家庭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如何互相支持以及分担家庭责任。落在女性肩上的责任尤其重，全世界范围内照顾孩子的职责大多仍然由女性承担。

保姆供应短缺或者不敢去疫情严重的地区照顾儿童。

韩国首尔一家医院的健康信息经理李成妍（Lee Seong-yeon，音）有一个11岁的儿子，自从政府本周一在全国范围内停课以来一直没能上学。韩国是中国境外报告冠状病毒病例最多的国家。

对于李成妍来说，她不可能在家工作：随着冠状病毒席卷韩国，她和同样在医院工作的丈夫承担着比以往更多的工作职责。

因此，李成妍的儿子在工作日独自一人生活，吃的是李成妍事先准备好的香肠和泡菜炒饭便当。

李成妍说：“如果我的孩子再小一些的话，我想我会辞掉工作，因为我没法把他独自留在家中。”

尽管如此，她觉得她的事业仍然会受到影响。“我会尽量在下午6点准时下班，跑回家给儿子做晚餐，虽然那时候办公室的其他人都还坐在办公桌前，”她说。“所以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在事业上得到认可。”

对于没什么安全保障的母亲来说，选择更加有限。

在希腊雅典，阿纳斯塔西娅·莫斯乔斯(Anastasia Moschos)说她很幸运。她6岁儿子的学校关闭一周进行消毒，现年47岁的保险经纪人莫斯乔斯在上班前可以将儿子交给来看望她的父亲。但是，如果学校还要关闭更长时间，她可能不得不到处寻求帮助。

“我们这个社区里通常每家都有一个祖父或祖母可以照顾孩子。预设是每个人都有帮手，”她说。“对于我来说并非如此。我是单身母亲，没人在家帮我的忙。”

即使是能够离开疫区的母亲，也难以获得儿童保育服务。通讯业的创业者克里斯蒂娜·塔格里亚布(Cristina Tagliabue)来自意大利疫情中心米兰，最近带着两岁的儿子搬到了在罗马的另一个住处。但是，塔格里亚布说，日托不愿接收她的儿子，因为其他母亲不希望任何来自米兰的人靠近她们的孩子。

她不得不推掉几份工作邀约，因为如果找不到保姆照顾她幼小的孩子，她无法在家工作。

“关闭学校是对的，但也有代价，”她说。“政府本可以为母亲做些事情——我们也被隔离了。”

课堂之外

依靠学生上学、父母上班这个日常状态的行业和企业也陷入恐慌。

日本的学校行政人员对关闭学校的突然决定感到措手不及，他们急忙取消食堂午餐的订单，使食品供应商面临一大堆不需要的食品和暂时不需要的员工。

日本中部八街市学校午餐中心副主任田中和雄（Kazuo Tanaka，音）说，他的中心不得不取消13家学校约5000份午餐的食材。他说，学校每关闭一个月，中心的损失约为2000万日元，约合130万元人民币。

“面包店完了，”全国学校午餐协会秘书长小岛雄三（Yuzo Kojima，音）说。“奶农和菜农将遭受打击。学校午餐中心的工人无法上班。”

“影响是很大的，”他继续说。“通知来得太突然了，我们无法做任何准备。”

小岛还说，该协会讨论过把餐食捐给依赖学校午餐的孩子，作为他们一天的主餐。一些城市的学校午餐供应商抛售了多余的蔬菜。在一个日本中部城市的午餐协会，50棵半价白菜在15分钟内售罄。

为了抑制冠状病毒的经济影响，日本政府正在向家长、小型企业和医疗保健提供者提供财务支持。但是学校午餐官员说，他们还没有听说关于他们的工人的补偿。

在香港，数量可观的家佣中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因为有能力负担的家长已经将他们的孩子送入海外的学校。

保姆服务机构寻保网主管菲利克斯·蔡(Felix Choi)表示，在疫情暴发初期，因为许多公司允许父母在家工作，人们对保姆的需求已经下降了30％至40％。现在，随着香港政府将停课时间延长到最早四月底，一些外籍家庭决定离开香港而不是等待在香港开学。

“我们的客户群中有30％以上是西方外派家庭，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他们中有很多人回到香港，”菲利克斯·蔡说。“大多数人告诉我们，他们只会在学校重新开学后才会回来。”

那些没有选择离开的人正在尽力应对疫情。在香港的高梦贤说，一位朋友送来一些面粉，以帮助她的家人度过疫情。她的女儿喜欢玩这些面粉。

她一直在试着享受这段假期。她作为保安的工作要求她站着。所以她现在坐着来消磨时间。

Vivian Wang自香港、Makiko Inoue自东京报道

Su-Hyun Lee自首尔、Constant Méheut自巴黎、Elisabetta Povoledo自罗马、Niki Kitsantoni自雅典、Farnaz Fassihi自纽约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Vivian Wang是一名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vwang3。

翻译：晋其角、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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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red by : XiaHeBingYu 

Date: 03-0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