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十岁生日

五月底，我刚从英国回来，就跟深圳局的领导打了个报告。为了让水生室的同事们对搞水生动物病的实验室有个比较具体的印象，建议抽时间带小郑和小陈去武汉水生所参观。看看那里的实验室是怎么工作的，以便有一些感性认识，这对于未来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有帮助。局里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建议。

于是，五月三十一日我带着他们两个飞往武汉，住在水生所接待外宾的招待所里。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就兴冲冲地来到我原来工作的实验室。张奇亚和李正秋看到我们，也都高兴得不得了。在开全国鱼病会时大家在深圳都见过面，也不需要介绍。鱼病室里其他实验室的同事们也都跑过来打招呼。我带着他们两个仔细参观了病毒实验室，我向他们介绍了一些细节，希望回深圳后把能够参考的地方都改改。陈在贤是老兽医了，也做过病毒和细胞方面的工作。根本就不用细说，一看就明白。

六月二号，我带着他们到武汉到处转。先去看了看长江大桥，然后去东湖游玩。他们兴致勃勃地一直玩到下午，最后带着他们乘小船从东湖风景区到武汉大学。船在水上慢慢地走，春末夏初，东湖四周的风景非常美丽，大家的心情也都很好。小陈看着划船的老太婆，感叹的说：“哎呀，她划一趟也挺辛苦啊，还只收十块钱。等会下船时多给她五块钱好了。人家也不容易呀。”谁知当船快要靠岸时，划船的老太婆突然改口说是每个人十元，不给钱她就不靠岸。跟她争论一点用也没有。小陈的怜悯之心一下子变成了厌恶的感觉。下船后很不高兴地说:“武汉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我啼笑皆非地说：“你们没有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吗？到武汉生活就是要小心啊。”

我突然想到过几天就是五十岁生日了，晚上就抽空去娄建华家。我说：“后天是我过五十岁生日，我想请大家来聚一聚。你能跟广播站的人联系一下吗？晚上比较方便，大家都有空。我们在广埠屯附近找个餐馆吃晚饭好吗？”娄建华高兴地说：“呀，都五十岁了啊。好哇，我跟大家联系一下，应当都能来的。我安排好了告诉你。”

本来还想带小陈和小郑到处走走，但到三号，他们两个就都急着要回深圳。我只好说：“那你们先回去吧。我想在这里过了五十岁生日再回去，已经跟同学们约好了。五号我一定回去。”

送走了他们，我又在鱼病室做了一个学术报告，介绍在英国参加国际会议的一些情况。

四号下午，我早就等不及了，早早地来到准备聚会的餐馆附近。我坐在街边的石凳上，东张西望地看着他们来了没有。不由得回忆起我以前的生日来：十岁生日时妈妈给了我五毛钱，那天刚好下午不上学，我高兴地玩了一下午。二十岁生日是在文革期间，我正准备去新疆，早把生日这事抛在脑后，在去新疆途中才猛然想起我二十岁的生日已经过了。三十岁生日那天是我刚进武汉大学不久，晚上班上的男生们在寝室里为我举杯祝贺。四十岁生日那天我刚从珠海出差回来，也是忙得四脚朝天，顾不上了。这次运气不错，碰巧能回武汉跟朋友们一起过五十岁生日。不过，六十岁生日看来不大可能在武汉过了，应当是在深圳……。时间过得真快呀！这随便一想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啊。想想头都有点发晕……。

“江育林！”一声招呼把我惊醒，抬头一看，是韦琪从汉口跑来了。她看看四周：“其他人呢？还没有到吗？”我笑着说：“聚会嘛，从来就是离得越远的到得越早，你看电子设备厂的几个肯定是最后才到。”果然，再过一会，住在关山汽车标准件厂宿舍的陈宣美和刘仁森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住在卓刀泉化四院的姜都也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最后才是李植年跟娄建华一起从电子设备厂那边慢慢地走过来。他们两个一到，先到的几个都嘿嘿地笑了起来：“硬是给江育林说准了，就是住得近的来得最晚哪！”刚准备进去，韦琪提醒大家：“先在门口照张相吧，要不又忘记了。”

我们进了包间，李植年把买来的蛋糕放在桌子上。陈宣美摆摆手说：“拿开，拿开，哪有饭前吃蛋糕的。还吃不吃饭了？”于是他呵呵地笑着把蛋糕放到一边。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大家都很感叹：怎么一下子就活过半个世纪了？不过想想我们这些人还是幸运的。原来高中一个班三十八人，已经有四个人去世了。说起他们，不由得唏嘘了一阵。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我在深圳的情况。从我离开武汉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两年了。我已经基本上在那里站住了脚，日子也过得挺舒畅。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很多问题。我详细讲了我在深圳的情况，也谈了我对深圳的印象：“我现在很喜欢深圳。不仅仅是那里钱多，我感到那里的管理比武汉要人性化，效率也很高。特别我是个急性子，很喜欢那种工作作风。”末了，我又加上一句：“唯一不满意的是那里太舒服了。吃的太好，出差净坐飞机，连火车都不愿坐。上下楼都有电梯，不用爬楼。你们看我现在已经胖了二十斤，血压也高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说我这是“富贵病”。

大家谈得正高兴，餐馆服务员突然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小声说：“先生，不要太搞晚了啊。”李植年一看表，惊讶地问：“现在还不到十点钟啊，怎么啦？”服务员吞吞吐吐地说：“今天是……是六四啊！”啊，我们才明白，原来每当“六四“那天，公安部门就特别紧张，生怕有人聚会闹事。特别是大学的保卫部门那天更是不敢松懈，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迹象。

我不由得笑起来。我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他看：“我可真的是今天过生日，而且是五十大寿。 你看，是我先出生的，六四是后发生的。”大家都笑了起来：“是啊，如假包换!”那个服务员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走了。

李植年想了想说：“算了，我们还是不要触这个霉头，就这样吧。”于是拿来蛋糕，由我来吹蜡烛，切蛋糕，大家就吃了起来。好几个人都送我一些小礼品，有玻璃做的老鼠，有皮带等。韦琪不久才从九寨沟回来，她就送给我一叠风景明信片。我拿着他们送的东西，再三叮嘱他们有空一定来深圳找我。姜都问：“你有名片吗？给我一张，以后好联系啊。”我赶忙拿出名片给了大家。姜都仔细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江育林，你什么时候评上正教授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祝贺你啊！”我不好意思地说：“证书是四月份刚刚发下来的。嘿，还不是跟以前一样做事！”就这样大家一直玩到十点过了，我才跟他们——我的战友、朋友和同学一一告别。是他们，过去和我一起在广播站里战斗；下农村后，在我最艰难的日子，不舍不弃，让我感到温暖和希望；现在我远离武汉，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聚拢一起来看望我。我看着他们走远，才依依不舍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