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同学们

在歌德学院，你能发现这里最多的学生就是日本人。每个班上都很多，有的班上甚至占到四分之一，好像大部分都是公司里派出来学习的。不知道是他们很喜欢结伴，或是本来都是来自于相互有联系的单位，反正他们经常在一起。周末则常常有好多日本人来我住的那家客厅里聚会，闹到半夜才回去。时间长了，我看出有个叫Dejima的（我不懂日语，只是听他们这样叫他）在他们当中很有威信，也许是个头儿，很有号召力，大家都听他的。

这群人看来比较有钱，也比较有傲气。但胆子很小，特别害怕听到打仗的事情。有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餐，Yamamoto也起来吃饭了。他随便问了我一句：“昨晚看电视啦？看到什么新闻吗？”我告诉他：“我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片。”由于刚学德语，对“二（Zwei）”和“三（drei）”经常搞混淆，可能我说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了。Yamamoto脸都吓白了，居然吓得把面包都掉在地下，连连问：“什么时候？在哪里？”我等他从桌子下面把面包捡起来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喂，有那么可怕吗？”

平心而论，至少在歌德学院学习的那些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是比较友好，也比较客气。除了Dejima有时感觉似乎有点瞧不起我们外，其他日本人对我和小黄都还是恭恭敬敬的。至于他们心里怎么想的那就不知道了。

但也有私人自己跑来德国的。那就是开学那天误以为我是日本人，跟我打招呼的那个小个子女孩。她自费到德国来歌德学院学习。她们班就紧挨在我们班的隔壁。几次见面后，知道她的名字叫Fujiku sujimura（山村富士子）。我不清楚是否因为她比较穷，或者不是公司的人员，这里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搭理她。这个女孩常常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动。

一天下午下课后，我看到Fujiko又是一个人坐在外面，就走过去问她：“你为什么不跟那些日本人一起？”她低着头说：“我不认识他们。”哦，原来这样。我问到：“你去过中国吗？”她立刻惊慌起来，摇摇头：“没有，我不敢去。”我很奇怪地问：“为什么？怕中国人对你不好？”她低着头，很小声地说：“对不起，我叔叔在中国打过仗，后来死在中国。我猜他一定杀过中国人，中国人会很恨我。”看来她有很重的负罪感。于是我开玩笑地问她：“你杀过中国人吗？”她连忙摆摆手：“没有，没有，我是二次大战后才出生的，今年刚满三十岁。”我不禁笑了起来：“那你要为你叔叔干的事情负什么责任？”

于是，我给她讲中日人民要友好，希望她有机会来中国看看，不要怕。“如果你感到害怕，到武汉来找我，我带你到处看看。行吗？”经过几次接触，看得出来，她对中国人的戒心慢慢地解除了。

一个周末，我从超市回来。看到那一群日本人又在房东家的大客厅里聚会。Dejima看到我来了，有点好奇地问我：“你好像经常跟Fujiko在一起啊？”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是啊，你们这些人天天都在一起，没有一个日本人理睬她，那就只好我来跟她在一起啦！”Dejima一听，立刻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把话岔开了。

四月底，这学期即将结束，Fujiko也准备回国了。本来这没有什么，不声不响地走就算了。不料一天下午，Dejima突然找到我说：“Fujiko女士要回国了。我们要在慕尼黑的一家日本餐厅给她举行一个欢送宴会，特别邀请你也参加。好吗？”估计他是为了表示日本人很齐心，才特别这样做给我看的。看来他很要面子，那次觉得有点丢日本人的面子，这次千方百计地要捞回来。我呵呵地笑了起来：“行啊。”

到了请客那天，Dejima专门开着小轿车，带我去慕尼黑。在离酒店不远处，他突然停下车，把我带到一个咖啡店。他叫来两杯咖啡，然后很小心地对我说：“江先生，举办欢送宴会的那家餐厅是慕尼黑最好的日本餐厅。不过我知道，中国菜才是世界最好吃的。所以我不能确定你是否喜欢吃它。”奥，原来是这样。他有点心虚了，在给我打预防针呢。我感到挺有意思，就对他摆摆手说：“没关系，就是一个欢送会啊。又不是比赛做菜。”Dejima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过了一会，他把我带到那个日本餐厅。那餐厅的确非常豪华，有个中间镶嵌了一块很大的光亮铁板的巨大桌子。去吃饭的客人围坐在四周。一个接一个的厨师上来用那块能加热的铁板表演做菜，然后从远处抛到每个人前面的铁板上。这既是吃饭，也是在看一场表演。确实叫人赏心悦目！

Dejima和Fujiko分别坐在我的两边，他们很小心地问我：“好吃吗？”看到我点点头，才放下心来。

饭后，大家一边喝饮料，一边闲谈。突然，Dejima问我：“你觉得是中国强还是日本强？”我看着他，如果我说中国强，显然不合事实。于是我笑着对他说：“目前这个阶段肯定是日本强啦。”他拿着饮料的杯子不禁一抖：“你的意思是说，将来中国会超过日本？”我又笑笑说：“谁知道呢？我又不是foreteller（预言家）。”Dejima感到有点尴尬，就又问：“那你觉得日本现在强在哪里？”我立刻回答：“排球。”几个日本人一听都笑了起来：“别开玩笑了，中国刚刚才打败日本获得女排世界冠军。”我摇摇头，挺认真地对他们说：“但那是我们从日本的排球女将那里学来的，日本排球是我们的老师。”那些日本人都不做声了，坐在那里静静地思考。

我和日本人Dejima    

                给Fujiko举行的告别宴会

Fujiko临走那天，她把自己学习用的录音机留给了我。下午，我到她住的地方，准备送她去火车站。她本来已经预定了一辆出租车，谁知出租车刚到，Dejima也开着车到了。他掏出钱来给那出租车司机，挥手叫他走开，然后亲自送Fujiko去火车站。于是，我就站在那里，朝他们挥挥手，看着他们走远。

嘿嘿，真是几个挺有趣的日本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