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省调查组到银庄

  我曾经希望通过我的田野工作进行三个“沟通”，这也是我真心的愿望：沟通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沟通学界与政界的关系 ；沟通民间与官方的关系，以期寻求解决问题的管道和方法。但我一直困顿于这些关系的难以沟通。最终发现，沟通，在当下中国，实在是太难太难。

向省委省政府写报告

  上次在村里，卫华交给我厚厚一叠群众“反映信”，请我转交“上级领导”，因为劝阻村民上访时说过一句“我们想想其他的办法”，“向上级反映情况”似乎成了我一份必须的任务。银庄人对上级领导寄予厚望，而我就像被人抓住的一根稻草。

  当时银庄情况，可以说是“形势严峻”。抓人罚款愈演愈烈，抗病毒治疗不到位，又不断发生断药情况，村里死亡率开始回升，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有人扬言，反正是个死，再发病就上天安门！还有人说腰里缠上炸药，平了沈丘县城！这绝非耸人听闻，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生产烟花爆竹，很多人会配制炸药。

  无奈无法与县市地方当局取得沟通。考虑再三，我决定向省委省政府写一份报告——

河南省委、省政府：

  我是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正承担一项关于河南艾滋病问题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6年初，我走访了 4市9县数十个艾滋病村庄，对若干相关部门进行了调查访谈，在艾滋病村庄度过了两个春节，现在刚从调查现场回来。田野调查发现基层社会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事关全省稳定大局，现在郑重向省委、省政府报告，请求采取及时措施。对外讲策略，对内要确实，我对自己这里所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

  沈丘县白集镇银庄行政村，是全省38个艾滋病重点村之一。对这里的艾滋病防治救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不可谓不重视，高强部长、王菊梅副省长、刘全喜厅长都到这里来过。政府采取一系列救治救助措施后，疫情得到了遏制。但是，这里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群众生活依然贫困。

  白集镇派出所长说，对艾滋病人“打击与关爱并举”，是这里的新提法，而且“打击”放在“关爱”前面，艾滋病人是“对立面”是“打击对象”。这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未听到过的说法。在这种思想导向之下，艾滋病人被妖魔化，“打击”日益严厉，演变成欺压勒索；“关爱”日渐淡化，以至消失。群众情绪相当不稳定，2005年7月15日，沈丘县城内一天发生3起艾滋病人“闹事”。上午县城里最大一家超市万家乐生活广场被砸；下午城管大队殴打艾滋病人，6人被打成重伤住进医院；愈聚愈多的群众要求解决问题找不着人，砸了城管大队又一起“嗡到”县委县政府。这就是至今尚未了结，政府头疼棘手，群众怨愤难平的“7.15事件”。

  眼下最危险的是村里家家户户都在生产烟花炮竹，经常发生爆炸事故，可极端贫困无他路可走的村民们说“宁可炸死不愿饿死”。白集镇派出所非但不认真制止这种危险的非法行为，反而以查处为名肆意敛财，执法犯法勒索百姓，抓人罚钱从不写任何字据，而且胃口越来越大，许多家庭为此倾家荡产。已经激起强烈民愤。

  能够明显感到民众中的躁动愤懑情绪。去年年底，“7.15”被打成重伤的艾滋病村民找县委、县政府，找打伤人的城管大队，奔走求告了将近半年，没有讨得公道反落下“妨碍公务”的罪名，派出所长说：“不要再去找了，再去就抓人哩！县领导下命令了！”村民们悲愤难平，愿意每户出10元钱给6人到北京去找“说理的地方”。他们找到我问：刘老师，你说那说理的地方在哪？回来他们会不会再抓我们？——他们有过上访回来途中即被抓捕的经历。我劝阻了他们，不为别的，只为天寒地冻他们没有钱只有病，其中栗留安已经奄奄一息，十冬腊月我在村里冷得心里直哆嗦，他们在这种境况下上路，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第一任工作队推举出来的村主任栗卫华，一个很好很实诚的年轻人，受命于危难之际，工作全心全力，很想为村里做些事情。他自己没有卖过血，不是艾滋病人，但是他亲手挖坑打墓已经埋葬了几十个因艾滋病死去的乡亲。现在这条一米八多大个儿头的汉子，被逼得走投无路，竟然想带着村民去要饭，他说在这实在活不下去了！试想，如果一个村主任真的领着全村艾滋病人去要饭，影响的就不光是几个公安干警形象，还是整个河南形象。更何况，河南艾滋病问题早已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一旦造成国际影响，影响的将是整个国家和党的形象。

  不只一次，村里百姓问我：刘老师，你不能叫咱这的真实情况向上面反映反映么？这里的百姓实在太苦太难了，我无法背过脸去。从1998年就开始的艾滋病人“求告上诉”信，一遍遍请求“政府大员救救我们吧”，看得我心惊肉跳。这里艾滋病群众从上访第一天就开始要求的对症治疗、要求政府帮助他们生产自救的愿望至今不能实现。除了“六个一工程”之外，村庄依然脏乱差一片狼藉，一些救助措施政策条例只是停留在墙壁上应付上级检查。群众情绪极端不稳定，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严重对立，矛盾相当尖锐，形势已十分严峻，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老百姓一直对“上面”抱有殷切希望，总是说“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贪官污吏搞坏了”。对此，实地调查中我深有体会。我以为：信息渠道不畅，上下难以沟通，是当前艾滋病防治救助工作中的严重问题。信息渠道不畅，无以正视听，谣言谎信真假难辨，恶吏才得以瞒上欺下，祸国殃民。这应当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尽快采取措施，否则由于信息失真不明下情，导致政治决策失误，必将酿成严重后果。“水载舟亦覆舟”是古语亦是箴言。

  现在烟花炮竹已经成为所有矛盾的集合点，白集镇派出所如此执法犯法胡乱作为，非但不能制止非法生产烟花炮竹，还使这种原本危险的行当偷着干藏着干险上加险。现在村里，屋里院里、房顶地下、厨房灶棚，到处堆放着成品半成品的烟花炮竹，大人小孩都在从事这项危险行当，一见生人就以为是“查炮”，东躲西藏，甚至把这些危险易爆物品藏在床底下，真是触目惊心。

  实则，村民们从事这项非法危险的生产活动也确属无奈。他们迫切要求有更合适的生产自救的门路。第一任工作队曾经帮助协调说通了县农业局投资5万元建蔬菜大棚帮助村民搞生产自救，但是拨款至今被镇政府扣压；也有村民搞养殖，养羊养猪养牛，但是这些只剩下老弱病残的村庄防犯防御能力极差，盗贼十分猖獗，人和牛羊睡在一个屋里，依然被盗抢，院墙屋墙被打洞，人被打伤甚至打死。村民们希望建立自己的合法炮厂，向镇里县里都提出了申请，前一任工作队也曾经做过工作，但是种种原因不能批准。群众在村里家里生产烟花炮竹，隐患极大，得尽快妥善解决。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群众情绪极其不稳定。腊月十五和正月初一，愤怒的村民们在村口路边扎一个稻草人烧香磕头放鞭炮指名道姓诅咒。有艾滋病患者说：我这命不值个啥，活着也是“受”，跟他拼了；有人说，再发病就上天安门！还有人说，“惹急了我腰里缠上炸药平了他，一分钱不花就平了他！”这绝非危言耸听，他们家中随时可以配制炸药，如果采取极端行为，后果不堪设想。更有人说，整个沈丘县如同坐在炸药包上，看吧早晚得弄出大事！

  走笔至此，益发感到事态的严重与紧迫，的确一触即发。也益发感到我们的基层政权特别是包括乡镇派出所在内的基层执法部门在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卫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们直接面对万民百姓，在广大群众眼里，他们的形象就是党和政府形象的具体体现。

  请求省委省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当地问题。请相信，这是一个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政治领导者的坦诚相告。如有可能，许多想法非常希望与省委书记省长面谈。

……

2006-2-16

  报告写完了，我才发现，不知道应当递交给谁？如何递交？我忽然明白了那些要去上访的农民，他们为什么再三问我，到北京找谁？那说理的地方在哪？虽然我当时劝阻了他们，但是并未切实体会上访的难处。

  而我毕竟是社科院研究员，比起银庄农民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我向在政界任职的大学同学求助。同窗好友，谈了好久。他听完了，满脸严肃地说，这事非同小可，艾滋病这事太敏感了！但他还是帮助我见到了一位省政府的副秘书长，递交了这份报告。秘书长态度很谦和，耐心听我说完后，说：感谢你帮助我们做了工作，对你的精神深表敬佩，会及时向领导反映，派暗访组去查明情况再做处理等等。

  “派暗访组”，这正是栗卫华和村民们所期盼的。

  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村里几乎天天有电话、短信催问结果。那里有人在坐牢、生病、死亡。那里的孩子们会因此没有了偎头。我不能不心急如焚。漫长的等待中，久拖未决的“7.15案件”判决了，被关押的6名村民全部判刑。卫华电话中说：“现在村里人还不知道，没敢说，人心不稳，怕乱了。给了10天上诉期，他们不想上诉了，没有用，白花钱，也真是没钱了，亲戚邻居都借过来了……” 最后又小心翼翼地问：“上级暗访组什么时候来？还来不来？”

  同理同心，从这位年轻村官的话语里，我深深感受到一种焦虑和隐忍、期待和无奈，还有期待太久了的心灰意冷和疲惫。银庄人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上级暗访组”。

省调查组来了

  两个多月之后，2006年4月将尽，在我装作已经把这件事忘掉了的时候，突然接到周口市公安局徐局长的电话，说：接到了省厅转来刘教授你的报告，有秦省长的批示。省长2月份就批了，3月份到省厅，4月份才到市局，刚见到，即刻着手调查处理。希望刘教授配合取证，提供调查线索。最后免不了又表示“敬佩感谢”等等。事情终于有了“答复”，虽然不是“暗访”，“调查”也很好啊！我回答徐局长，随时等待消息，一定全力配合。

  却很快接到村主任栗卫华电话，说市公安局的人在镇派出所当着所长向卫华“调查”。“我咋说？”卫华借口上厕所给我打电话：“刘老师，你快来吧！事情不能就这样就算完了。”接着又接到卫华短信：“刘老师不要直接进村，我们高速路口见面再说。”看来情况很复杂。

  赶紧联系省调查组组长王百姓，说明情况，他答应尽快进村。河南省公安厅王百姓处长是全国著名排爆专家，对基层情况非常了解。他刚刚处理过林州一起爆炸事故，对周口情况忧心忡忡。他说，群众在家里生产烟花炮竹，隐患极大，宜疏不宜堵。否则一旦发生事故，比林州还要严重，死的可不止是三五十人！这次省派调查组由他负责，真是太好不过。

    照片

  我尽快赶到村里，省调查组也到了。现场调查会在村委会召开。省、市各2人，县公安局来一位卢副局长。银庄村民对调查组充满热望，村室内外挤满了人，院子里还站着许多人。一些外村人听说了也赶过来。开始众人情绪激烈场面混乱，但很快安静下来，大家都希望真正解决问题。调查会开始，卢局长按“程式”作村情介绍，人口多少、土地若干……，只开个头，王处长说，还是听群众说吧。于是在屋子当中摆一把椅子作为发言席，村民直接面对省调查组，一个接一个说，半下午一直说到天黑透：卖血、发病、死人、一家老小生活困难、打工没人要，万般无奈只好冒险做鞭炮找个活路，被抓被罚……，最后“焦点问题”集中在派出所抓人罚款没收货物没有手续没有字据。当坐在屋子中间的椅子上的人发言时，其他人都出奇地安静，而发言也愈来愈简练：姓名、事件、时间、地点、罚没数额。说完就走，让位给下一个发言者。一些老人、妇女说着说着泣不成声，一些中年汉子也会眼含泪水说不下去。现场情形显然对调查组每一个人都触动很大。

  事后才知道，此前在县公安局接待省调查组的宴席上，争论很激烈：市公安局派一位魏支队长，通过在派出所的“调查”已经有了结论，说白集镇派出所没有问题，所长是个好同志；省调查组长王百姓则坚持进村调查，要听听群众的反映；县里说不能进村，“进去就出不来了！村民会掀翻汽车抓伤人，艾滋病恶意报复。”最终王百姓处长说，我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坚持进了村。

  现场调查会结束后，王百姓邀我一同到市公安局汇报情况。当日住沈丘县宾馆，晚上县公安局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局长亲自敬酒称颂，相邀今后携手合作。

  王百姓处长是一个工作很认真很有条理的人，晚餐后跟我商议第二天到市局汇报的要点：第一搞好退赔，给群众一个满意交代；第二从长远计，建合法炮场或者给群众寻求其他生产自救的门路。我建议，群众反映很强烈的“7.15案件”是否也谈一谈？王处长说，那就一共三条。

派出所长夜访，请求撤回报告

  已经晚上9点多了，白集镇派出所长于安杰要求见面“谈谈”。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女干警小赵，小赵的父亲是退休的老所长。谈到半夜2点，直至宾馆保安再三催促要锁大门。所长一直说一直说——

  白集镇治安，艾滋病是突出问题，直接影响县市国家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派出所工作很重要。我调任白集镇派出所以前，艾滋病人很猖狂，我去之后，基本稳定住了。“就是要打击与关爱并举！这是根据咱这形势新提出的口号，而且打击要放在关爱前面，大局稳定的需要。”现在情况，“我一走，换谁也不中，村里肯定大乱！”情况不是像个别人反映的，那个别人，是因为打击他他有刻骨仇恨。基层工作很困难，派出所从来没有返回过一分钱办公费，有些情况是逼上梁山。确实有不开票的情况，收的钱用于办公经费了。很后悔没有早点跟刘教授沟通，向你道歉。刘教授不能只听艾滋病一面之词，求刘教授说说基层民警辛苦的一面，“没有功劳有苦劳，咱都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不容易。”

  虽然我知道他说的许多情况不符合事实，但是他最后这句话打动了我。我知道，农民家的孩子走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

  但是他又说：求刘教授，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不要上边干预行不行？给我一次机会，安抚村民保证摆平。这件事情，咱们自己解决，……

  我一时竟不能明白他的意思。小赵帮助所长解释：他们艾滋病人本来就是打击对象，是对立面。于所长是公安老人，我爸当所长时就在。刘教授再给领导说说你的报告只是听艾滋病人一面之词，现在听于所长说了，了解全面了，就说以往反映情况片面了，撤回报告。 

  这回听明白了。我说：“这我可做不到。但是我一定会把今晚的谈话全部反映给调查组。相信调查组会全面了解情况，慎重作出处理。”

  次日早上我跟王百姓处长沟通了所长的谈话。王处长也说只要接受教训认识错误换个地方算了。调走就行，不必扳倒。底下人弄个事，也不容易。“问清楚收那么多炮，都弄哪了？收多少钱，上交没？让他知道上头一直关注这件事，该退赔的一定要退赔。你材料写得很好，事情完了再给秦省长写个汇报材料。”

  正说着，于所长又来了。所长跟王处长谈过之后，还是要再跟我“谈谈”。开门见山，要求在白集镇继续干。他说：县局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我有能力做好整改，以观后效，“否则对艾滋病治理不利，不利于安定。”最后说，“为打造乡镇派出所形象，建派出所办公楼我自己掏腰包垫资八九万，这一调走，谁还？”比起头天晚上，他态度有很大不同。

  我再次把他的要求转达给调查组。王百姓处长说：“他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连调走都做不到，怎么向群众交代？他垫资八九万，钱哪来的？”

旗帜鲜明的表态：彻底清查，严肃处理

  在周口市公安局，见到的是刘副局长。他说徐局长在省厅开会，交给他处理此事。调查组汇报情况后，周口市公安局领导与省调查组观点一致旗帜鲜明地表态：彻底清查，严肃处理！

  省调查组长王百姓处长先讲。他说，刘教授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主要反映了三件事：第一，派出所执法中的问题；第二，艾滋病人的出路；第三，7.15案件。主要谈第一件事，前天市局先到白集镇派出所做了调查。昨天市局魏支队、小队督察我们一起进村见了老百姓，群众情绪很激动，执法确实有问题，咱的干警，收没东西，不开单据。东西去向哪里？群众反映拉到炮厂变卖现金了。说销毁了，光用销毁照片说服不了群众，县局也认为不可能。群众也指明拉到哪儿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收没许可权是否合法？镇、县、市每级收没许可权是有规定的，镇一级不得超过50元。哪条规定你一下收人家几千元、上万元？这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建议市局汇报到督查组弄清楚，给秦省长一个说法。群众情绪很激烈，屋里屋外都是人。我相信百分之八九十是真实情况，假的不可能那么多人坐在那里说。主要问题在于，生产时候不管不制止，拉出去时候截住罚没抓人，收缴罚款不写条。于所长自己还要求在白集镇干，这不是我能提的事，给老百姓也没法交代。

  市局魏支队发言很激动。他说：令人震惊！想不到群众处境那么困难！前天你刘局长安排到白集镇派出所调查，从卷宗上看，扣押清单手续齐全。昨天进村，发现事情严重！现场调查共27人揭发问题，主要是炮被没收、罚款问题，另外还有3人反映生活困难、断药问题。我个人认为，要彻底调查。转交督查查证，派出所执法手续是否属实？私吞多少款项？现在有一个问题，非法生产炮竹是否应当打击？工作方法是否有缺欠？是执法人性化不够，还是执法违法？做炮能否统一发证，分散经营？这事需要县政府协调解决，单靠公安恐怕不行。

  刘副局长一直很严肃地听完调查汇报。说：刘教授的报告我看了两遍，很受启发很感动。刘教授搞社科研究深入调查，掌握一手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调查过程中发现公安派出所问题，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我看了很感动很感谢。我是晚饭前看到报告，晚上签署意见，一早送交徐局长。徐局长发话，进驻村里逐户核实查办。听了调查情况，感到事情的确很严重。我的意见是：按照秦省长、徐局长、王处长的指示，加大力量，派得力干部，组成精干可靠的联合调查组进村，逐案核实，客观公正、发动群众、澄清事实。过几天联合调查组就进村。这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这是人性化执法问题。不要说几千几万，多一分也要退回给群众！ 这事必须一查到底！多收一分退一分，多收一万退一万！吃拿卡要，有一查一！别说对艾滋病人弱势群体，就是对一般群众也不行 ! 这是公安的败类，败坏了公安执法形象，性质非常恶劣！这件事一定要严肃处理，该处分就处分该法办就法办，绝不手软！这是立场问题。

  市局领导和省调查组观点一致旗帜鲜明地表态：严肃处理，一查到底。这一切比我希望的还要好。我以为事情可以有一个圆满结果。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

  事毕，省调查组王百姓等回省城。我乘坐县公安局车返回村里，继续我的课题调研。王百姓对我一个人留下来很不放心，再三叮嘱要小心。

从市里回到村里，已是半下午。刚在村室坐定，派出所于所长电话请吃饭，谢绝了。的确没有时间。与卫华等谈了情况，大家都很高兴。于安杰却又来电话：银庄艾滋病人闹事，打伤医生，头上骨头都露出来了，住进医院了。“你不是研究艾滋病吗？这跟你的课题有关，你快过来看看吧！”放下电话，派出所的车已经停在门口，小赵来“接”我。说，村里条件太差，所长让接刘教授到镇上住。不由分说拎起我的行包放进车里，径直来到白集镇派出所。

  派出所所长室里坐着村里几个艾滋病人，所长于安杰却坐等在小赵的户籍室。一见我于所长就说：上级领导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王处长来村里，艾滋病啥要求都答应，把村子搞乱了。艾滋病人心理变态、贪得无厌、得寸进尺。感到有人撑腰了，到县卫生局抢药，还打伤了医生。他们说要到北京上访告状，已经选好代表。我几年来治理打击艾滋病前功尽弃。现在我也不管了，叫局里派人来管吧！县局也说了，稳定压倒一切，必须严厉打击！“这次该抓抓该拘拘，已经定下来了。”

  我过去问几个艾滋病人。见是牛延东、栗松才、栗满堂和老五。他们说是在等待答覆抗病毒药的问题，又断药了。问打伤医生的事，都说不知道。只是说，镇卫生院没有抗病毒药，让上县卫生局要。县卫生局王股长每人给2盒共8盒，说是先发给我们，要我们先打个条，以后再让镇防疫站站长萧峰补手续。正准备走时，萧峰来了，喝醉酒了，东倒西歪，拉着老五让滚回去，抓伤了老五的胳膊，两人撕扯起来，被在场的办公室人员拉开了。萧峰自己摔一跤，没见伤着，坐车走了。办公室的人都说萧峰不对，说人家来要药，你骂人家干啥?上班时间喝醉酒啥形象？

  说话间老五数次出去接听手机，偶一回头却见他与于安杰在院里说话。我想到村里人说老五、满堂，是“内奸”“派出所的卧底”。这时老五回来问我，刘教授你说咋办？他们想断药搦死我们呢，我得上北京！

  我说，你真要问我咋办，我说现在就回村去。刚才在市局，调查组也提出药的问题要解决，领导也很重视。上级领导正在解决我们村的问题，没有去上访的理由。

  老五说，为啥县里有药镇卫生院没有？我一定要上北京告状！

  我感到这事蹊跷。却被小赵盯死脱不了身。只好对栗松才说，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卫华，无论如何，现在村里不能出乱子。上级正在解决问题，要耐心等待。

  于安杰“忙着”，并不跟我“谈”，却又让人盯牢我不让回村。这时，县卫生局顾局长、王股长、镇卫生院李院长一群人走过。只听于安杰一人喊：艾滋病抢药，你们不敢作证，今后有啥事不要找我，我不管了！ 众人沉默。当晚我被安排在派出所据说是小赵的房间住下，没有灯，摸黑躺下。心下明白，如果不寻机离开，形同软禁。半夜醒来，前思后想，发生的事情在脑子里“过电影”。

  天蒙蒙亮，看对面床上小赵还在睡着，悄悄起身离开派出所走回村子。路边一座小庙，据说有位老奶奶曾在这里跪了三天三夜，求神灵保佑她患了艾滋病的儿孙们平安。太阳渐渐升起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麦苗已经长高，麦田里的坟墓也覆盖着一层绿，已不像在冬季光裸的田野里那么刺眼。村头矮房里住着的孤老太在打水，身后跟着她的小孙女。要开始早炊了。

  村里人听说我回来了，都聚集过来，议论纷纷。说老五在村里煽风点火闹事，扬言要上北京上访，没有人听他的。卫华说：“昨天镇上找我长谈40分钟，说省公安厅开会研究你和调查组的事，说你们把村里搞乱了，弄得县委县政府不安宁，要我不要受人指使，不要让你进村。我说，这么些年，你们没人替百姓说话，现在刘老师替我们说话，如果真把刘老师赶走，村民们非上北京。”

  一夜之间，事情发生这么大的逆转。我总以为其中有误会。还是希望沟通。

  谁想把村里搞乱？

  不想却接到来自郑州单位的电话：省委组织部通知院人事处，要你立即回来，你把人家村里搞乱了，县里乡里压力很大，县委县政府很有意见，让你赶快回来！

  昨天于安杰跟我说王百姓把村子搞乱了，今天省委组织部又说我把村里搞乱了。这个时候，究竟谁想把村里搞乱？这才意识到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于是打电话给省调查组长王百姓。

  电话里王百姓说：“驻村工作队李处也给我打电话了，说，县委县政府对他施加压力，说是工作队让刘教授进村的，查问她到底是怎么进来的？说刘在村里，村庄已经大乱，艾滋病打人闹事，刘要带领村民到北京上访，上边最忌讳这些，就怕乱怕不稳定。我回答他说，相信刘老师的为人，只要她在村里就不会乱，不要听信有的人的谣言。刘老师作调查，到哪里是她的自由。一般人也有人身自由。怎么来的？她想到哪到哪，不用任何人批准。没有听说厅里开会的事。现在关键是村里无论如何不能乱，你不能离开，要在村里稳定群众心态。”又说，“要有耐心等待市里再派调查组进村彻底解决问题。五一节前抓’三逃’，突击任务，公安局都熬夜，五一又放长假，联合调查组进村时间可能往后延长，要有思想准备。”

  单位又来电话，态度很强硬，不容丝毫辩解：省委组织部的命令，立即回来！

  而我知道，这时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村庄，在这关键时刻，村庄不能乱。唯一的办法，关上手机，消失掉。

  原先安营扎寨的村室不便再住了。栗庄目标太大。于是村人带领我到滩头村村外一处空房安身。“放心，他谁也找不着你。”房东栗新臣说。这房子是他给儿子建的，儿子在外打工，一直没人住。村尽头，孤零零一处小小院落，出门便是田野。

  真的“地下工作”了，也进入了“真正的田野”。

  接连两天，村里发生许多事情，倘若不在现场，我无法相信。

  第一，于安杰所说的被打伤的医生，是镇防疫站长萧峰。果然伤得很严重，头上缝了6针。打人者是老五。住在县医院的萧峰说，“没想到他出手恁狠，上去封住眼！一下打眼上，当时眼前一黑就啥也看不见了。”都知道萧峰、老五关系不错，别人拿不到的药，老五能拿到，老五服用的抗病毒药总是当地最好的。萧峰很恼火，说非告他不行！但是有人做了工作，萧峰就没有告。萧峰住院半月，公家出的医药费。

  老五跟人说，于安杰没有多少路了，我一嘴就能把他咬出来！

  第二，于安杰要县卫生局出面指控艾滋病人抢药，没有人出面。就又找村医栗树东出面证明艾滋病到村卫生室抢药，“抢了药是为了带上到北京上访。”栗树东也不敢。说：“这不又是做假证么？这回可不敢了，省里都来人了。”

  第三，县公安局把我写给省委省政府的报告直接通给了于安杰。这当然是违反规定的。于安杰公然拿着那份报告的复印本到处说，那个刘老师把政府、工作队都告了，把政府说得不是任啥！而实际上，报告主要反映当地派出所借查处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乱抓人罚款激化社会矛盾。村民说，于家18口人在县局，于安杰跟县公安卢局长是“一条船”（连襟），卢局长跟老表们商量如何帮于安杰过关。

  第四，于安杰公开扬言，告我的没有好下场！只要不“瞎掺和”，做炮开绿灯！谁告我我查谁，不告我的今后扶持！邻村也想告派出所，整理了好多材料。派出所扣了他们一车炮，警告他们不要瞎掺和，这车炮要等事情过去了再做处理，如果没有瞎掺和就退还，如果瞎掺和就重罚。现在他们也不敢再告了。

  第五，镇书记、镇长、县公安局都在打听刘老师在哪？说刘老师的课题省里已经取消了，安排村干部不要让她进村，“防止她搞反革命。”有人听到他们在镇上喝酒时说，要弄死她，一个车祸就解决了……。

  那天天不亮，发现房东栗新臣睡在屋外门口。我说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能睡在院子里？他说：“得照护着刘老师不能出事，他们啥事都能干出来。”又说，运良几个人一夜还起来照护两回哩！都不放心，说这些年没有人替咱百姓说话了，得保护好刘老师。

  乡亲们的情义令我感动。同时，心里也暗自诧异，怎么会是这样？

  卫华他们倒是好像很是见怪不怪。他们说，这几天老五闹事、煽动上访、打伤萧峰，都是派出所长指使他干的。省市调查组来那天下午，大约四点左右，老五打电话叫几个人一起去卫生局要抗病毒药。说他开车也不用花钱，几个人就跟着去了。到县局要了药，老五又说到村卫生室要药。说一人破上500块钱，要点药带上出去“逛五一”去哩，对外散布说上北京上访。明摆是挑事闹事。于安杰拉政府、工作队当挡箭牌，挑拨刘老师调查组与地方政府工作队关系，想把村子搞乱，嫁祸于人，诬陷刘老师和省调查组，好证明这里没有他就会天下大乱。似乎分析得很透彻。

  王百姓打来电话：看来情况比预料得复杂，斗争很激烈。你要小心，你可能会被他们拖进去。要与村里卫华他们沟通配合，联系市局徐局长，说明情况。抓紧取证，以村民名义直接写“徐青天”，材料放在安全处藏好，防止他们搜身。集中对付一个人，“我们还想好心对他，他却这么干，诬陷我们！”王百姓说。我想到那天晚上在沈丘县宾馆里苦苦求情的派出所长，不知该做如何感想。

  于是我打电话给徐局长，通报了几天情况。徐局长说，市局没有向他汇报，他昨晚4点才睡，统一行动抓“三逃”，手头还有个案子要处理。他会着市局派人直接给我联系，要我注意等电话。但是，市局没有人跟我联系。

  几天后卫华护送我出村，电脑包里装着全村人的嘱托。我回到省城，将村民们的补充材料共52页送交省调查组长王百姓，请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结果……

  市局没有派联合调查组进村，当然就没有“彻底清查，严肃处理”，村民没有得到退赔，于安杰也没有调走。对于这种结果，没有人追究，开始还有村民惦记着那些罚款“该退的一定得退”，可最终也没有退。

  白集镇派出所两名警员做了替罪羊：记大过，调离。没有正式宣布这一处理决定，“不能告诉村民，得维护公安干警的威信。”白集镇书记说。

  最意想不到的惊人变化是，派出所不再到村里抓人罚款，银庄的鞭炮生产如火如荼。人们做炮不再躲躲藏藏，而是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制作的成品半成品鞭炮，公然摆放在村委门前的大路上。大大小小的炮场遍布村里村外房前屋后，炮场上奔跑着玩耍的孩子。

  周边村庄的人知道银庄做炮不查，都到银庄来“打工”，人们成群结队夹着雨伞带着干粮骑着自行车到银庄炮场。有人家里就是炮场，就在床前配炸药，床上是正在输液的病人、床头坐着插炮捻的妻子。村头炮场上摔炮饼子、配炸药、插炮捻，男女老幼齐上阵。

  村主任栗卫华说：“乡里把我叫去私下沟通了，说对咱村特殊照顾，平常做炮不查咱村，上级安全检查时搞好配合，只要不出事保证安全。这事交给我负责，签了安全协议书。”我说傻卫华，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矛盾双方能够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是在这里找到了平衡点：派出所对银庄网开一面，“做炮不管了，开绿灯！”

  我想到人们说的当年银庄开血站卖血的疯狂场面。

  村主任栗卫华说：“这回银庄又一次出名了，外边人都说，银庄做炮政府不管，还一人发一只羊！”当时我帮助联系的爱德基金会救助银庄艾滋病家庭养羊项目正在实施中。

爆炸事故愈演愈烈

  2008年5月18日一早栗可昆发来短信：

  刘老师，17号晚9点50左右栗现灵炮爆炸10多间房屋倒塌他死亡，全村所有房屋都有损坏，断电。

  前不久村里刚刚发生过一场爆炸事故，炸死的是一个配炸药的外村人，这次炸死的栗现灵是本村人，震惊全村所有人。

  立即打电话问可昆：不是一直说查炮禁炮不让做了吗？

  栗可昆说：禁不住。前一阵抓两个，都是替栗金海做炮的外村人，栗金海俩口都是艾滋病。干警刘勇抓的，金海两口去跟刘勇开门市部的爹妈“拼”哩！他们带着四个孩子，三个女孩最大的9岁，最小的男孩怀里抱着，到人家门市部，金海对他孩子说，想吃啥，拿吧！抓的人昨天放出来了，关了大约十几天半个月。

  又打电话告诉省调查组长王百姓，请他向上反映情况尽快解决银庄问题。他说，反映有啥用？现在他们正气头上，春节时候周口刚出了事，项城炸死八九个……

  “那他们什么时候不生气呢？……你的意思是没办法了？”话一出口，感觉荒诞又荒唐。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让老百姓自己想法生存吧。”王百姓处长说。他已经没有了当初的信心。

  也许，这结果，一开始就已成定局

  有人告诉我：白集镇派出所长于安杰，原来就有案子在身。他在治安大队任副队长时，罚没人家制炮原料又转卖，却正好卖给了被罚的人。包装箱上都有记号，被认出来了。有证据，人家告发了。于安杰找领导说情。领导放他自己去“跑”，去“摆平”。于安杰跑到外边3个月，怕抓他，当时就是要真查他事的。他花了20多万元“摆平”了。结果也是处理了手下另外两个人。

  于安杰“摆平”的，包括那个负责此案的周口市公安局的刘副局长，他是当时的沈丘县公安局长。“就是他把沈丘县警风带坏了，提拔靠花钱疏通关系。”他在任几年，2000年以后沈丘县公安局里没有进过正规学校毕业生，全是进的“关系人”。他在上海赌博一把输了2万块，说：“这算个啥，我回去调（调换，调动）几个所长就行了！”   

  “刘老师你不知道，地方上的事复杂得很，当官的都勾着哩，老百姓咋也斗不过当官哩！”这位知情者说。

  其实从来没有想跟谁“斗”，只想“沟通”。为了那三个沟通，我四处奔波精疲力竭弹尽粮绝。却越来越感到难以沟通。面对我的田野，常常会有一种绝望从心头升起，只感到面对着强大无比的看不见的敌人，自己分外渺小几等于无。三个敌人：官方的铜墙铁壁、民众中之劣性，还有自己的虚弱。

  这次给省委省政府写报告，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被“盯”得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