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上访北京卫生部：检测CD4细胞

  莫庄村民组长莫召红参与了第一次北京上访，跟我讲述那次经历——

那是2003年夏季非典之后，挑头的是栗庄的老五、老六兄弟俩，“在他们本村组织不起来人，到外村组织的”，俺莫庄去了7人，滩头村8人，小印庄1人，还有外行政村俩，大滩李1人，卞路口王庄1人，共20人，“都以银庄人的名义，外村人不敢暴露。”目的是到卫生部要求检测CD4细胞，反映当地艾滋病疫情。那时候北京还不知道我们这里艾滋病疫情哩，说“咦，你们那里是疫情区呢！”安排我们在北京地坛医院做了检测。

  去时候怕县里阻拦，绕道淮阳。夏天，正发大水，趟着水去的，水到膝盖深。到卫生部接待室，老六当代表递上材料，说明情况，说当地不能检测CD4，影响抗病毒治疗，要求在北京做检测。卫生部办公室主任陈文杰接待我们，他叫人送我们到地坛医院做化验。地坛医院传染科赵主任，女的，给我们找两个病房，是非典后的空房，男女分开住下，还给买的盒饭，说：“今天晚上你们都别动，就在这休息。”第二天抽罢血样，赵主任让我们先回去，说化验结果出来后，用传真打到当地，化验结果要好几天，别在这等。我们说不回去，要去民政部要求救助。

  这时，白集镇党委书记、派出所长、沈丘县信访局长、防暴大队到了。他们向北京警方报警，说我们在医院闹事。北京出警到地坛医院，问：“谁在这闹事?” 赵主任说：“人家没有闹事，是来看病的。”听到有人在对讲机里说：“就是他们闹事，全抓起来！”赵主任说：“你们抓人不能在地坛医院，出了医院你们想咋办咋办，你们在地坛医院抓人，记者马上曝光。”北京东城区分局警察把我们叫到分局门口，又拍照又录影，问情况。我们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东城分局的警察很同情我们，拿矿泉水、馒头给我们。当时我们都穿着胶鞋，来的时候发大水，他们又给我们拿鞋子换上。

  其实我们到北京的当天下午，白集镇书记夏新民就也到北京了，他没找着我们的地方。第二天是我们给他打电话联系上的，我们选四个代表跟书记谈判，书记说，回去再说。我们被劝回来了。半月后北京传真发来结果，有4个人CD4细胞只有五六十了，正常应当是200至800。当时老六CD4只有60，现在抗病毒治疗恢复得不错。

  那次去的二十人，现在还有十来个人，死一半了。大滩李那个叫李建民，39岁，就是上北京打一针活半年的那个，也死了。二十个人，就给他自己打一针。他当时高烧、喘，去时就抱着死的决心，在家又没有人救，那时也没有本子也没有药，去时他自己带着药。地坛医院给他打了一针，维持持半年多，回来以后，活了七八个月、年把子才死。

  年根儿高强来解决问题了。这是上访最成功的一次，也就这一次成功。其他的都没有达到要求，有的就没有走到地方。莫召红说：“以后政策严了，规定上访三次书记就地免职。就不好出去了。”（田野手记20050212，20070617）

  银庄人认为由于他们这次上访卫生部，卫生部长高强才来到了他们村里。（见第四章之一《卫生部长与“五个一”》）

栗庄村民刘桂枝讲述第二次上访北京——

  2004年农历五月二十四号去北京，二十六号回来，县里去“接访”，在郑州省防疫站做了CD4检测。

  说是上北京上访，其实是上卫生部要求检测CD4。他们第一次去北京检测之后，人家很快传真过来了化验结果。村里其他人就也想去做检查。那时候村里开始抗病毒治疗，吃抗病毒药得知道CD4指标，可我们村里一次也没有检测过，谁也不知道自己的CD4是多少。有人自己掏高价，检测一次几百块。老五说一个人准备200元，一起去检测，人多便宜，一块去北京检测。那时候也正好天热没事，麦才收罢，庄稼活还没下来，俺就去了。一共22个人。这次以栗庄人为主，也有滩头村人。派出所、县里管哩严，不叫上访，有上访了乡镇书记得罢免，上访超过60个人了，县委书记就不叫干了。俺们是天黑了到鹿寨集搭的车，才出了鹿寨，夏书记就知道了，要来拦俺，打电话给老五，老五说出黄河了，其实才出沈丘县。俺还没到地方，他夏书记就先到了，没有找到俺。俺打车到卫生部，那司机可好，路熟得很，说你们一群人打狼一样，找不到地方，我给你们一下送到！半夜里，叽里拐弯给俺送到卫生部门口。他不知道我们有艾滋病，只知道我们上访。俺也就是有困难有问题要反映，那时候 “五个一”井打好了，不给俺放水，光做个样子叫人参观。

  到北京是星期六。天明了，热得很，我们坐卫生部门口那一片，不走。人家问，说是上访哩！里头出来两个人问啥要求，就说要求检测CD4。还有人提要求，说要求盖房子，人家说一人再给娶个媳妇哩！后来又出来一个年轻秘书说，先住下吧，天热。他拿200块钱，说我也没啥工资，给你们买点水喝，坐大街上多热，找个旅社住下，等星期天过了有人上班再来，该检查就检查。他们第一次去人家待得可好，一人一袋方便面，还给鞋穿。这一次人家给200元让买水喝，他们几个领头的分了，其他人见不着。

  俺们去看旅社，老板说不准群体住，说上访的太多，政府知道了罚旅店钱，你们得住地下室。实际上，上边俺们也根本住不起。去看地下室，潮湿得很，还有水哩。犹豫着还没住下，说先上去吃点饭。还没吃哩，就看见派出所的人去了！说是乡里人在啥啥地方“睄住”咱哩！那条街离卫生部没多远，人都吓的乱跑！四五个一群，都跑了。我说跑啥？往哪跑哩？就是他抓住回家说，就是来化验血的，不是想活命的么？不到北京检测CD4，咋吃药哩？光说有抗病毒药了免费治疗，啥时候管吃药治病哩？就在这，咱不走！就这样跟乡里县里来的人谈谈，不行就跟他们一块回去。

  就这样，那天天不明到北京，上午又叫县里派的人拦住了。跑着拦着，过晌午头了，吃点东西，半下午了，他们找个车四点多了。他们包的车，叫人都上去，说到郑州检测，在北京还得等一天。交代我们，不叫说艾滋病，说是上访的。交代司机，说中途一个也不叫下来！一共来22个人，拦上车18个人。几个头儿，满堂，老六，老四，老五他们都跑了，他们是都被抓过的，害怕再被抓，没敢坐车，跑了。

  18个人坐一车，到郑州半夜1点。到了医院，俩人俩人下车，轮换着去检测。半夜做的检测，车在那等着。司机问这是啥地方啊，不对他说。不能叫司机知道是艾滋病，怕人家不给开车了。派出所长于文仕领着，他一直“镖”着车哩，肯定坐上车了就下不去了。回来一路上大家都担心着害怕被抓。说看过了高速路口他把咱往哪拉。到了白集镇上，说，下车，回家吧！大家都笑了，这回没抓！其实不就是化验个血！回到家就天明了。栗现臣一路上自己给自己打针，回来不久就死了。

  ——半夜在郑州检测，医院有人上班？问。

  答：有俩人站西半拉等着，可能事先都联系好了。

  检测了，知道结果了，就心中有数了。张金英就是那时候开始服的抗病毒药，效果可好了。张金英她弟媳妇，检测说没有病毒，回来高兴死了！很快就嫁人了。原来检测说她有病毒，是跟别人重名了。她卖血卖得才多哩，比她丈夫卖得还多，她丈夫都死罢了。

  再后来检测CD4县里也管做了。“这都是俺上访争取来哩，不去争取他们根本不会给你做。”刘桂枝说。

  滩头村村民组长栗松才多次参与上访。他说最后一次上访北京，“根本就没走到地方。”——

  2004年农历十一月，最后一次北京上访，规模最大， 这次男女老少56人，满满一大车人，半道被“截访”。那时候工作队己经下来了，村里还是死人不断，人都急眼了，到卫生部要求正规治疗。“县里派车撵到太康，撵回来了，没有成功。老五是’内线’，给工作队通气报告，半道上司机接到一个电话，车就开慢了，后面县里车撵上来堵住，大家只好跟他们回去了。” 后来栗新臣俺们几个人一起又去省卫生厅一回，还是要求正规治疗。到现在也还是不能正规治疗。

  栗松才2006年发病死亡。至死，他也没有等到“正规治疗”。

  一位接访的县公安局干警说：“你不知道，那些人真的很可怜。”有的发病了，自己带针打。“我亲眼看到艾滋病人给自己扎针。”（侧身在自己臀部比划着）一说叫回家，都说想回家，说在外头受罪。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救治。但是不该卫生部门管的事也反映，包括羊被牵走了，还有房子的问题……。他们上访想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又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要说也够硬气的，见他们饿着，卫生部接待他们的姚主任拿了300元钱，让他们去吃饭，他们不要，说来是反映问题的，不是为要钱的。其实他们有人真的是饿着肚子没有钱买东西吃。我们那次去接访，县里领导去了好多人，县委常委、统战部长等等都去了。我们公安局去了3个人，有副政委。县领导主要是让防止失控。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在河南，艾滋病一直被视为“敏感问题”，对银庄艾滋病上访的表述，官方与民间完全不同。官方把河南农民艾滋病人群视为“不安定因素”，上访被视为“闹事”，是有意向政府“施压”，是官方最头痛的事。

  银庄驻村工作队《周口市沈丘县艾滋病疫情高发区社会治安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写道：许多艾滋病患者由于绝望而心理失衡，加之目前的救治救助工作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艾滋病患者便串联起来，以各种方式向各级政府施压……，有意制造有影响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数十人到省委集访二次，到北京集访三次，最多的一次达56人，给郑州警方和北京警方造成了压力。北京市公安局曾派专车千里“监护”数十名白集镇艾滋病患者回沈丘县。此类不安定因素已突破了地域概念。

  沈丘县主管卫生的杨副县长到北京接访过两次，她说：他们几个领着闹事的人，都死了。我跟他们说，你们上访，死得快，不要再闹了，再闹对你们没有好处！他们是快死的人了，心理不正常，说走就走。他们要求检测CD4，到北京是星期六，医院检测是星期一，就是神经病头脑有问题！卫生部接待部门都安排他们住下了。我跟他们讲，艾滋病人脑子有问题，心理不正常。现在你们都给他们安排好了，管吃管喝管住，他们咋不来上访？银庄出去上访闹事的艾滋病人很多，县委很着急，主管副书记都出动了。（田野手记20060322）

  2004年白集镇党委政府给县委县政府的报告《艾滋病人的管理亟待加强》，要求对他们“进行严厉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认为已“判了死刑”，从患病时的羞羞答答发展到半遮半掩，再到撕破脸皮，少数人寻衅滋事已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常常以要钱要药要粮等为借口威胁、谩骂、围攻、殴打工作人员及有关领导，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为此，我们建议要切实加强对AIDS病人的管理，特别是对他们中的少数违法犯罪分子要进行严厉打击，确保疫区社会环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