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村主任栗卫华：除非带他们去要饭，这里实在活不下去了

  栗卫华是我最早认识的银庄人，2004年岁末冬季，他刚刚上任银庄村的村主任。他很热心地向我介绍村里疫情，带领我走村串户，之后又悄悄接我住进村里，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最坚定的支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卫华的帮助，我在艾滋病疫区的田野工作如何进行下去。

  当初，银庄像其他许多艾滋病村庄一样，多年不治，处于瘫痪。2004年工作队进村组建村委班子人选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当时主要矛盾主要工作就是艾滋病，栗庄是4个自然村中艾滋病人数最多的，也是最会“闹事”的，是银庄矛盾的中心工作的重点，班子“一把手”必须出在栗庄。栗可顶告诉我：工作队征求村里老人意见，想来想去只有卫华合适，卫华为人忠厚实诚，虽然他只有弟兄俩，但是他一门里堂兄弟6个，遇事撑得起。卫华虽然老实，但他的兄弟栗勇是个不好惹的主，栗勇个头大不怕事，抡拳头一般人不是对手，遇事能替他哥抵挡。开始栗卫华不愿意干，那时候面对一个烂摊子谁也不愿干。工作队借“建校事件”，把好惹事非的栗勇抓起来了，然后用放出兄弟作条件，栗卫华走马上任。

  当时村委会主要是在工作队的帮助扶持下开展工作。村务中的许多事情也是执行工作队的任务，比如向村民发放救助物资、组织实施工作队资助的修路工程等等。第一年（2004）工作开展顺利。能为村里办事，卫华很高兴。卫华跟我说：当初有个杨县长说，你能在这个关键时期站出来，真是不容易！“我当时有领导这句话，感觉很值！不管怎么着，领导能看得起我，器重我。”后来我见到这位负责文卫工作的副县长，说到栗卫华这番话，她一脸茫然。她根本不记得这件事，更不知道她随口说过的一句话对一个青年农民的影响和作用。而栗卫华，这位年轻的村官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今后要走的道路还很长很艰难。

  2005年，第一批工作队回去了，村委班子与第二批工作队关系始终磨合不好。栗卫华一下失去了依靠，感到很苦恼。2005年至2006年，应当是栗卫华上任后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他曾几次提出辞职不干了。

  当时村里发生的两件大事都很棘手：一是“7.15事件”，一是非法生产烟花爆竹。村民群众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很紧张，栗卫华作为村主任夹在中间，正处于矛盾的交合点。当时村民做炮被抓被罚常常发生。带上钱物到派出所“说情扒人”，成为银庄村干部的日常主要工作，村主任栗卫华被这种事情搞得不胜其苦。

  那天一早，卫华就来找我。先说“7.15”万家乐事件：卫华拿来一份县法院关于万家乐事件的起诉书，他说，“栗新臣在法院有亲戚，这是他从亲戚那找来的。” 说是明天开庭，都传着说不会轻判。

  问：明天开庭不通知村里，不通知家属吗？

  答：不通知，我们都不知道。

  再说7.15”城管大队打人事件：早上7点半，派出所长就打电话，叫我带那6个城管打伤的艾滋病人过去调解。到那所长就说：县领导下命令了，不要再去城管找了，再去就抓人哩！他们几个为要求赔偿讨说法跑半年了，找谁谁不管，没有想到现在竟是这样“调解”，几个人很失望很气愤。要上北京去上访“讨个说法”。

  下午要上北京上访“讨说法”的几个人来了。他们说，打算明天就去，村里群众愿意给他们对钱，每家出10元。栗留安病重，他媳妇替他去。他们问我：刘老师，你说上北京去找谁？那说理的地方在哪？我说，如果你们真的问我，我劝你们不要去。天这么冷，你们没有钱又有病，怎么好出门呢？咱们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卫华劝走了他们。说话天色已晚，挽留卫华一起吃晚饭，也好边吃边谈，把几天的情况理理顺。但他借口为我回家取暖瓶，还是走掉了。

  晚饭过后，栗卫华提着暖瓶过来了，脸上红红的：“家里来客了，非让喝一杯。”也许因为喝了点酒，他说出了“掏心窝”的话。卫华说——

  不是实在没法，谁想去上访？上访可不是过年，遭罪哩很！这么冷的天，艾滋病还不能着凉。走不了防暴队“按你”，拿做炮说事。村里各家都在做炮。可除了做炮又能指望啥呢？搞集体种植吧，5万元大棚款说是拨下来了，可被乡里扣下了到不手里。搞个人养殖吧，养牛养羊养猪，不安全，偷得厉害，晚上看不住，“看着在家搁哩，不是你的。”

  除了7.15这案子，要操的心多了，可是办法没有。这一村老老小小，该咋说哩？……说实在的，烟花爆竹在村里做，确实很危险，万一要是出了事，全村可是一片火海，关系到每个村民的生命安全！做炮终不是长事，可一旦停了，人怎么办？“十人抬一人好抬，一人抬十人难办”，除了老的小的，都是有病的人，难。几个人一堆议议，想出去义演募捐……。

  ——怎么义演募捐？问他。

  组织点艾滋病人，印点宣传单子，说说艾滋病防治方法，说说咱村有多难，站人家大老板企业门口表演表演，让人家同情同情，演演募捐，就是“巧要饭”。说难听的，……就是要饭！也想过带人去打工，可他们干不了重活，除非带他们去要饭。在这实在活不下去了！也不想再求他们（政府）去了。满心想做事，但什么也做不成，清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支持。像这样我每天跑，我感觉自己身子里也有病毒，心里的……。

  “这些，都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卫华说，多少年了，村里家里都没人来过，连亲戚都不来，就因为这艾滋病！你能到村里来，这样待我们，我很感动，感到亲近，信任，就想跟你说说。跟人说说，有人理解我，我说有人能听进去，心里有安慰。

  卫华有满肚子话需要跟人说。这么一个大个子，竟说得涕泪交流。

  听得人心酸。再三要他一起吃顿饭都不好意思，怎么会去“站在人家大老板企业门前让人家同情同情”？

  ——卫华，你以为要饭就这么容易？我说。

  卫华却像中了魔症一般，只顾问：刘老师，你说这样会不会违法？我们不上北京，省得他们说是上访闹事，我们只上南方沿海边远一带。

  我哽咽不能回答。

  没有住进村子之前，卫华对我断然不肯说出这样的话，那时我们的心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贴近。

  2006年的春节我仍然在银庄村度过。这一年银庄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人们向我诉说：稍有不满就说你“闹事”，一“骨融”（动）就抓人。那些“7.15事件”被抓捕者的家属，妻子、母亲、老人、孩子，说着说着哭作一团，这几家为“扒人”全都花干卖净负债累累。

  腊月十五和正月初一，银庄村的村民们在村口路边扎起一个麦草人，烧香磕头放鞭炮指名道姓诅咒。万般无奈，深陷社会底边的人们，只能用这种古老的传统方式宣泄他们心中的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