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主任栗卫华领着我走访村里“最困难户”。不是亲眼目睹难以想象。

  “这是栗立功家，一家男人死光了，全部因为艾滋病。”村主任栗卫华介绍说。栗立功的母亲高素兰说着说着哭起来：我四个孩子，就冇（只剩下）一个小闺女。大闺女查出来艾滋病上吊自杀，撇下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小儿子发病喝药自杀。三年里头去爷仨，八个月里去他弟兄俩。（痛哭）老天爷啊，谁会知道有这事，要知道会得艾滋病，给一万也不去，拉棍要饭也不去啊！我60（岁）整了。我的命也到时候了，还能操劳多少年呢？这心里过不哩，我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小扳（夭折）哩，这不，俩儿，三十多岁，大闺女转过年四十一，都走了……。那时候穷，俺孩子啥东西也没有吃到嘴里，现在吃到嘴里就想着俺孩子，心里难受。我也去卖血了，身上有病毒。说着她脱下一只袖子，给我看当年卖血的针眼：卖血有十来年，开始卖全采，后来卖单采，光血卖的有两缸！村里好些人都去过，他去他也去，就都去了。反正百姓命可怜！

  袁香莲是栗立功的妻子，这一家的大儿媳，现在是家里“顶梁”哩。香莲说：“我现在最担心发病，我得为两个儿子活着。一家男人死完了，剩下俺娘们也是艾滋病，婆婆已经发病了，现在8亩地，就靠我一人了。公爹死几年了。丈夫弟兄俩，去年一年里头死哩。弟先死，喝药自杀，31岁。他两口结婚一年就生气离婚了，都查出艾滋病，日子不好过。弟媳胡红回娘家还是没钱看病，死娘家了。老二建长听说媳妇死了，也没孩子，自杀了，去年二月间。孩儿他爹随后也死了，去年八月二十日。33岁。他到最后扎针扎不上，瘦得只剩皮了，鬼一样，瘦脱相了，谁见都害怕，孩子不敢上跟前，死罢一个月，儿子都不敢进屋。孩子的大姑姑也有艾滋病，查出来，上吊了。孩子小姑家，俺妹夫也有艾滋病，查大庄的。那庄上有艾滋病的也可多，都瞒着不敢说，那庄不出名，不像咱庄敢公开。

   六十多岁的莫宪友正发病，在黍秸杆搭成的庵棚里躺着。他家房塌了。他老婆花英也卖过血，没敢检测。他俩儿麦前麦后5个月里都死了，都是艾滋病。大儿媳也是艾滋病，小儿媳娘家人领走了。“撇下五六个孙子孙女，大的十来岁，小的还吃奶，孙子辈儿里也有艾滋病——都成艾滋病了咋弄？” 莫宪友没检测的老婆花英嘤嘤地说，算是对自己不去检测的解释。

  随后赶来的莫庄组长莫召红说：宪友一家惨到底了。他弟兄四人加一个妹子，一大家子九个艾滋病！宪友是老大，老二两口死罢了，撇下四个孩子，仨大点的出去打工了，最小的闺女在阳光家园，房空了，孩儿们没头偎了。老三，四五十了，单身光棍汉，穷，没寻下。老四现在也是单身汉，寻个瞎子也死了。妹子婆家李竹园，妹夫艾滋病死罢了，又嫁一家，受歧视又拐回李竹园了，跟前仨孩子，名儿起得可好，钱龙、钱虎、钱凤。俩大的打工去了，小的在阳光家园。 妹子回李竹园婆家也还是受歧视受气。

  ——那让他们回咱村呗。

  回来？回娘家？娘家咋收？还有几个孩子哩，净负担！他一家八九个艾滋病，吃谁的？各顾各还顾不住哩！都光听上级拨款多少多少，见不着呀！前两天（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捐赠的又哪去了？这不，房也塌了，“大冬天，难过去。”

  莫宪友把自己蜷缩在被子里，只露出一个秃顶，听见我们说话，以为是医生来了，头并不伸出来——庵棚里实在太冷，蒙在被窝里哆哆嗦嗦地说，赶快找本儿（艾滋病医疗本），给先生（当地对医生的尊称）瞧瞧！他很想活下去。

  不久莫宪友死去，果真没能过去这个冬天。

  张月英家。村民组长莫召红说：她公公、她丈夫弟兄俩，他们爷仨，一年里边死的，都是艾滋病！月份我说不清了，日子记得：初五、十五、二十五。她本人也是艾滋病，她大儿子肾积水，两个小的可能都是艾滋病，老三是爹娘病后出生的。她公公检测出来艾滋病不到三年死了，50多岁，她丈夫“本子”下来就死了，32岁，检测出来才两个月……，“一个妇女家带三个孩子，困难得很！叫她自己给你说说。”

  张月英说——

  我20岁结婚（1993年）就开始卖血，今年33岁。出去打工3年。我在山东一家电子厂打工，做小零件，月工资700元，丈夫在建筑队干泥工，每天25元。家里检测艾滋病时候，婆婆打来电话，没回去参加检测，想着不会有事。2005年3月，发病了，自己找到当地市防疫站要求检测，检测出艾滋病。在山东威海边戎城检查的，电话一打就打通了，全家测出3人艾滋病（丈夫、妻、一个儿子）。医生很同情，对钱给我们每人100元，共300元，说：“回去看病吧，我们这里没有艾滋病抗病毒药，你们河南救助几百万，有药。回去治好了再来打工。”

  4月回来在白集卫生院住院。自费买药2600元，吃的花2000元。到县药店买药花3万多元。埋葬丈夫棺材550元是贷款。火化费用，到镇民政问了，需要1100元，没有这么多钱，没火化。现在卖豆子还埋葬费，生活很困难。跑了1个月了，找过刘广明副县长，负责贫困哩，找过公社张书记，都没用。

  莫召红说：她丈夫死罢几个月，她兄弟海峰也艾滋病死了，死时候欠7000元。这边埋罢，那边人就去家拉东西，我去说说，吵哩跟啥样！还有媳妇、小孩哩，还得过不是？说说，东西放下了，我没去到时已拉走一三轮车罢了。农村就这情况，穷。

  张月英说：俺4月回到家，5月5日海民（丈夫）走了。10月15日海峰（兄弟）死了。11月25日，公公死了，到昨天1个月。村里都说俺一年中家里死了三口，其实只有半年。

  莫召友家。他仨儿都卖过血，老大两口死罢了。大儿先死，老大媳妇也是艾滋病，领着仨孩子，俩儿一闺女，走了（嫁人），今年五月初一也死了，仨孩子又拐回来了。大的才16岁，领着大弟弟14岁到广州打工去了，跟亲戚一路，小的莫召友带着。

  一进村，就听人说莫召友家夜里羊被偷了！“院墙、房屋山墙被打洞偷哩”，指看，垒补上的洞口泥还没干。院子里晒着破棉絮，一间不大的房屋人羊共住：西头住人，中间隔出一间“庭堂”，东头养羊。莫召友不在家，他的妻子董莲英在家做炮。董莲英说——

  大儿子平具活着也有42岁了，属兔哩。平具死后，村里沥沥啦啦开始（死人）了。滩头村俺亲妹子妮儿家，丈夫牛得新2005年9月初四才死的，她婆家弟兄四个剩下一个，剩这一个人带九个孩子。都难着哩！俺这房子漏，才说想修修，人羊住一块。羊不敢搁院里，偷哩厉害，这搁屋里，还是叫偷了。

  卫华问：就没有听见动静？

  咋听不见？听见有动静，赶紧起来，一看羊没了，墙打了个洞！门拉不开，外先（外面）门鼻子叫拴住了。好不容易叫门弄开，院里大门锁着哩，一时找不着钥匙，着急叫门卸下来，门外头，眼瞅着羊走远了，撵不上了。家里没任啥了，就这几只羊值个钱。人老了，不中用了，腿痛，干不了别啥，就辫个炮（把做好的散炮辫成一挂挂鞭炮），一天辫三两块钱，攒聚着买个菜、买双鞋，还得瞧病。

  有人把莫召友找回来了，他一脸褶皱里都是忧伤忧愁，蹲在地上，半天才说出一句：“没想着贼会偷俺……”泪就下来了，一双粗糙大手赶紧去抹。半晌又说，开门看见门口搁几块砖，要是出来早还砸死我哩。贼就是欺负我老了，家里没人。唉，没想着这人老了老了咋恁难哩！快过年了，指望几只羊还账哩，房也漏了得修修。大儿死了，今年媳妇也死了。老二在外边有媳妇了，生了一儿一女，不敢对媳妇说（家乡艾滋病情况）也不敢回来。一大家人家就这散了…… 。小孙子站在爷爷身边，满脸成年人的忧愁。

  “这一户，只剩下一个老婆李桂芝，72岁了，她三个儿子两个艾滋病，老大不是艾滋病，是个傻子。老二，媳妇艾滋病死罢了，领着仨孩子单另过。老三艾滋病死罢了，老三媳妇走了，俩孩子撇下给她了。她这么大岁数了还得负担照顾几个人，一个傻儿，俩孙子。苦得一个老婆成天哭。”卫华说。“我这眼都哭得看不见了。大儿，傻的那个，叫个尧儿。死那个叫秋生。”72岁的李桂芝说。老人带着两个孙子住老屋。屋里除了床，家徒四壁。后院是死去了的老三秋生的家。“媳妇走了没人了，现在我那傻老大在这住着。”李桂芝说，你没见，傻哩呀！他啥也不会做，不会干活，一亩地我替他种着，不了吃啥？

  后院一所破屋，门楣上“大吉大利”四个字随风飘摇，屋内空空。老太太看到当门一堆烂红薯似乎很意外，说：“欸，这是俺那傻儿拾的，他啥都往家拾，吃哩，又不能吃……。”旁边是空瓶子、旧电线、生锈钉子一堆破烂。这时候谁把傻大哥找回来了，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傻大哥一脸严肃，做大人物招手状，走进院子，边走边问：照相的是吧？

 众人笑。

  傻大哥站定，一本正经地认真说道：就在这随身照一个吧！随身照吧！

  众人起哄：随身照，随身照！不用换衣裳，不用换衣裳！

  然后傻大哥进屋，蹲下，双手托腮，守着一堆破烂做思考状。

  这时有人跟我说，别看这会儿老大傻，上学时候可是高材生，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神经了。

  李桂芝说：这就是我哩傻老大，50多岁了，没有人照顾他我也照顾不了了……。说着说着哭起来：我那秋生好孩儿，那时候孩子眼看不中了，我说孩子你可不能死，你死了我可咋办哩？还是死了。孩子死还不胜我死了哩！人家劝我，你可不能这样想，你死了这些孩子，连你的傻尧儿可咋弄？我也想，我可不能死，我死了这些孩子可咋办哩，我的傻尧儿可咋办哩？我成天想成天哭，天爷啊，我可不能死，我死了这一摊子这些孩子谁管哩？啥门儿哩？……

 “这就是全村年龄最小的献血员的家。”村主任栗卫华告诉我说。最小的献血员栗学民早已死去，死时才十六岁，当年卖血时才十来岁。这时他的哥哥栗学功骨瘦如柴躺在床上，已经发病多次。他们的父亲也因为艾滋病死去。他们的母亲王秀英，一块旧布包着头，脚上两只布鞋一样一只，都破旧了，扎着裤腿，坐在一架简易机器后边辫炮。卫华说，跟刘老师说说罢。她就开始说，不时抹去眼泪——

  那时候全家人都卖血，我卖哩还多哩，结婚三十年，卖血二十多年，不说几十缸，也有十几缸，拔了针就像“过阴了一样”，不知道任啥，灌了茶再醒过来。我没去检测，不去不疑虑，不了咋着哩？孩他爸死了；小儿殇了；大儿床上躺着。闺女婆家是杨庄哩，也不敢去化验。我不去化验，家里看病花那么多（钱）了，还有几个小孩那么小，我再有病，还指靠谁哩？这心里头呀，没干净过一会儿。坐都坐不那，这心里不是味儿，十冬腊月里，照护儿子呀，我这一辈子操的啥心！我看见这……，我心里……，吃都吃不下去。俺大儿子躺了一年，小儿子也没照护过来，那时也不知道是这样的病。学民开始没有卖血，是邻居栗怀交来喊他。栗怀交光棍一条，全靠卖血生活，卖血太多了，到后来化验成阳性了，不好验上了（检验不合格，卖血不容易被允许了）。血站说，“找一个新人可以带（捎带、允许）一个老人采血”，栗怀交就带着学民去卖血。“他成天来喊俺学民”，王秀英说，“学民卖得也不多，就是晚，晚才染上。”栗怀交2001年腊月发病受不上去喝药自杀了。学民2000年在牛延东家第一批就化验出艾滋病，第二年正月就死了。“还没有成媒哩！”村里人都替他可惜。借钱瞧病现在账还没还了。第一批都不敢去化验，叫百顺娘去，急哩她直摆手。第二批化验哩多了，全银庄一次查出300多！学功媳妇来时候不知道艾滋病，“叫我诳（哄骗）来了。”媳妇好，对学功侍候哩好，学功吃不下饭，媳妇劝他，背地里泪不干，有仨孩子哩。大儿子怕是过不来了，CD4细胞剩60了（CD4细胞，正常200-800），啥都不想吃，靠输点水，唉，有啥药哩？管乎（管用）的药这儿村卫生室没有，白集镇卫生院也没有。急了（病情危机了）就卖点粮食买点高价药。儿子死了，媳妇再走，我咋熬哩？我不敢化验，外甥也都不敢来……王秀英一边啪嗒啪嗒踩着机器辫炮一边诉说，平静悲苦无奈。

  一年后，她的大儿子也死了。

  栗可信是1958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三个儿子一年不到全部死于艾滋病。在他居住的两间小破屋里见到他时，他满脸的悲苦，他生病的老伴躺在床上。问他：“儿子的房子没人住了，你怎么不搬过去住？”村主任领着我刚刚从他儿子卖血盖起的新房院过来。栗可信说：我住着不是味。一家人零散了，就剩下俺老两口。我七十三了，老伴七十二了。我食道炎，这几天过年呐，心里不是滋味，茶水也咽不下去。到这一步也没办法。……大孩子是去年正月二十一死的，俩小的是今年麦时死一个，不到二十天又死一个。不到一年三个儿子都殇了。我有啥办法?……哭死也没门呀！老人朝我望着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愁。自言自语般诉说着：老二老三媳妇把孩子带走了，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老大撇下三个孩子，老大媳妇也有病毒。老三家三个孩子，老二家两个孩子。八个孙子女啊！谁管呐？没啥活头！说不出来……。过一天说一天，还得干。

  ——你都干什么？问老人。

  干建筑，撩砖头、和灰、掂泥兜子。你不干咋弄呀？老婆儿还在床上躺着哩，她身体“瓤”更受不哩。

  我没有留下老人的照片。面对老人那双悲苦的眼睛，我没有勇气举起手中的相机。过罢年老人去世了。有人说食道癌。有人说，“生生是心疼儿子，疼死了。”

  莫现孔家。莫现孔也是个老党员，2003年艾滋病死罢了，他死时六十多岁，大检查时候查出来，临死还不承认，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咋会是艾滋病？”同一年他八十多岁的爹也死了，紧接着他大儿莫庆来艾滋病死了。2004年他老二儿莫庆营艾滋病也死了。都说他家一年里头出3口棺，二年里头出4口棺，冇下（剩下）仨娘们：莫现孔的老婆瞎子自己过，俩儿媳带着5个孙子女，老大儿媳有艾滋病，老二儿媳没检测。莫召红说，庆来还欠我钱哩，现孔也欠。都不说了，咋说哩？艾滋病人家都欠账。人一死，都有人来要账，我都劝说这事先不说先不说。人还算听我的，我跑艾滋病早，艾滋病人拥护。

  张春兰家。张春兰的丈夫栗天臣排行老四，弟兄四人全部卖血感染艾滋病，栗天臣、二哥栗松民、三嫂，已艾滋病死亡。现在53岁的张春兰也已发病，卧床不起，躺在病床上的张春兰向我诉说——

  7年前（1998）六月初一（农历）丈夫栗天臣死于“怪病”，“当时不知道啥病，症状跟后来说的艾滋病一样，发烧、拉肚子。死那时小孩小，最小嘞还不知道哭哩。”张春兰说，她不敢服用抗病毒药，负作用反应太厉害，她“受不住”  。 不久，就在当年，张春兰去世。

  发病的阎秀荣躺在村头那间屋山墙壁上写着“互相关爱”的破旧的小土屋里。屋里光线很暗，好一会才看清偎在床头墙角的阎秀荣。她的丈夫栗洪臣抱着7个月的孙女，领我们进屋后又出去了：“孩子不愿在屋里，光哭。”阎秀荣开始诉说——

   在庄上男孩儿寻不下，女孩嫁不出去，都难成媒。这孙女是老二儿跟前的，他在郑州饭店打工，自谈一个，女方娘家是太康的。“骗过来哩！”说这句话时声气格外重，直言不讳。婚前先怀孕，媳妇生了孩子就走了。说，盖房在这儿，不盖房不在这儿，哭着走哩，说就是要饭回来也得有个屋呀！“你是政府”，阎秀荣用手指着我：你说，这媳妇走了，房也没有，他（指她儿子）不学坏，不偷人家？丢人呀，丢中国哩人！你政府不怕丢人？我上北京几趟了，跪几十跪了，跪过政府领导，跪过地铁站、地下道……，反正说不清是哪，跪下。头一回去20人，二一回7个……。回来后死了几个了。“谁叫（把）房子给我盖好，杀了我也愿意！”阎秀荣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

  2006年10月15日，阎秀荣去世。

  栗广平夫妇均因卖血死亡。他们两个儿子外出打工，32岁的女儿栗爱玲，因患艾滋病婆家不容，回娘家安身。栗爱玲说——

  当时俺家5口人，俩弟弟还小，爹、娘、我，俺仨都卖血。爹2003年艾滋病死了。妈死哩早，死在卖血床上了，不是单采，是全采，她卖血早，分罢地（实行承包责任田）就开始卖了，槐店医生说是“进空气了”，赔安葬费千把块钱。栗爱玲的妈，很可能是银庄村因卖血而死亡的最早的人。于是问她：你妈叫啥？女儿竟然忘记了妈妈的名字：“……想不起来妈叫啥，叫个……王啥英？没听人喊过她名字。”栗爱玲说，俺妈死罢以后，我十六七岁也去卖血。2000年在牛延东家院子里查出艾滋病。检测后不敢去看单子，过了年“本子”（艾滋病医疗卡）下来了，才知道真得了艾滋病。23岁结婚，那时候已不卖血了，婆家是西张庄，离娘家3里。第一胎生个女儿，一直发烧，低烧拉肚子，6岁死了。我自己私下怀疑是艾滋病（母婴传播），不敢说，至今不敢说。婆家不要我了，只好回栗庄娘家，两个弟弟外出打工，家里也没有外旁人。现在这个小女儿，4岁了，检测过了没有艾滋病毒，没敢吃过我的奶。丈夫还行，有时来这住住，回去人家也嫌弃。

  村人说，她的丈夫已经被感染艾滋病。

  诸老五夫妻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正在给丈夫输液。不久丈夫去世。

  还有一些家没人了，绝户了。

  这一处空房院是栗刚领、栗刚金弟兄俩的，这边屋是哥的，那边是弟的，他弟兄俩和他们的父母都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弟弟还没有结婚，哥哥的媳妇走了，这一家没人了，绝户了。

  这一家，栗和成艾滋病死亡，妻嫁人。他家2002年盖新房，房起来了，门楼还未及做顶，和成发病，第二年人亡，2003年六月十七走哩。剩一个老娘。

  又一处空房，也是男的死了，女的走了。“丈夫刚将房盖好，就毕（死）了。”门楣：鸿程万里 喜禄寿福，对联：霞光映照幸福家  彩虹降临新宅院。

……

  就这样一户一户走下去，村里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人，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家，也不知道谁家最困难。还有一些人去屋空已经绝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