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对过年“正儿八经”,其实,我父亲是更“正儿八经”的。每年临近春 节,父亲总要亲手将客厅中挂着的八幅字画换上新的,还要放上红梅、腊梅和天 竹葵等盆景、瓶插,再亲手将楼上楼下各间房里的水仙都箍上一个红纸圈。于是 绿叶、红纸、黄蕊、白瓣,再配上五色卵石和瓷盆,色彩特别鲜艳。大红的绣花 桌围、椅披仍然要套到正月二十日才除去。
母亲很早就开始指挥女仆做糟鸡、糟鸭、糟肉了,有时也用虾油代糟。棕子、 年糕买了,做了,都储存起来,一直可吃到春暖花开。杭州的外婆常做了另一份 年货带来给我们。
过年时父亲忌讳很重: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和字眼,如“死”字;不能打破东西。 于是春节期间大家分外小心。小孩随便讲错话,终属难免,但是成人也有办法: 拿一张草纸在屁股上一抹再在嘴上一抹,算是嘴巴成了屁股,再讲错话也同放屁 一样,可以百无禁忌了。中国人的会得自欺欺人,从这些小风俗上也可见到。
不管如何,那时的过年是真的“正儿八经”有过年气氛的。然而,好景不长,这 样的过年方式维持到我十六岁时就结束了。那是因为家庭政治条件的改变。
记得那年正是我高中毕业投考大学前夕。年关已近,各种年货亦已备齐,只 等除夕、春节来临了。那天可能是冬至前夜。俗话说。“冬至大如年”,也是要作 飨祭祖的。供品已经放好,香烛也已点上,就等父亲下班回来开祭。然而那天左 等右候父亲就是不回家。直到七、八点吧,父亲回家了,脸色很不好看,也不对 我们说话,招呼我母亲径直跟他上三楼他们房里去了。不一会儿,父母都下楼来, 将香烛、供品撤掉,说从此不再祭祖了。我们孩子弄得莫名其妙,但已有大祸临 头之预感,闷闷不乐地在楼下吃了顿晚饭。饭后,父母把我们四个孩子叫上楼去, 大致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说,下午校长(注2)把一份法院判决书交给父亲,通 知他因“解放”前做法官时所办案件中有镇压共产党的“罪行”,被定为“反革命分 子”,送交里弄群众管制,不用再去上班了。父亲就这样成了“阶级敌人”!那晚, 他对我们严肃地说:
“从今以后,我们不但不再祭祖、过年,而且生活方式都要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