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开刀之后一年,我们看看他健康状况稳定,决定请他来上海看看我 们的新居。外公起初有些顾虑,怕万一在上海病变,回不去杭州。但经我们一 再动员,他还是来了,在上海住了一个月。
外公在上海时住在二楼后间,就在我的房间和我弟妹的房间的同一层。 外公一来,最高兴的是我们孩子,因为有人可以跟我们讲故事了。晚饭之后, 也不像平时,大家各回各的房里去,一点趣味都没有,而是大家都在楼下父亲 大书房中有说有笑地聚一会儿,有时甚至谈到九、十点钟才上楼去各人房中睡 觉。那时父亲已从北京回来,又在上海当起法官来。饭后,外公与我父亲总有 说不完的老话,我们坐在旁边即使插不上嘴,也总听得津津有味。
外公住了一个月就回杭州去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上海,也是他 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杭州。而外婆,却几乎每年都要来上海住一、二次,长则 半年、三个月;短的也有一、二个月,一直到“文革”前夕。
其实,外公的健康情况完全允许他再来上海旅行;我们上海的房子中也 有的是空房间可供两位老人随时来上海短居长住,但这都要怪我父亲不好,受 了所谓“七十不留宿”之类俗话的影响,总怕外公来了上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难以交账。外婆虽然年纪大了,但至少并无病痛;外公则是医生判过“只能活三 个月”的“死囚”,似乎随时都能被阎罗王的钩子钩去。然而外公心里却仍想来, 但口里有自尊心不便明说。母亲说:有一年我们全家又去杭州旅行,顺便带外 婆去上海住一段时间。外公与大舅母一家送我们到大门口。外公对我说:“家祯 呀,可惜你们住在上海。要是住在嘉兴,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了。”
其实,嘉兴在上海、杭州之间,如能去嘉兴当然也能去上海了。嘉兴与 上海真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显然,外公是想与我们同去上海的。
可惜我那时不但年幼无知,听不出话中有音,而且又天生笨嘴拙舌,不 会说话,只是喏喏表示同意而已。
大舅母听懂了外公意思,轻轻对母亲说: “爸爸其实是想跟你们去呢!” 我母亲知道我父亲脾气,只好也轻轻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