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挚爱岂容玷污?
一一五评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但凡人民的伟大领袖或人民崇敬的英雄，总会遭受敌对势力的诽谤、诬蔑、诋毁。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也应证了这么一句话：“人民拥护的，敌人必定要反对；人民反对的，敌人肯定要拥护”。
在现代社会，敌对势力为了千方百计达到其罪恶目的，居然雇用了一小撮文痞、文化流氓，为其鼓噪、摇旗呐喊。在这一小撮文痞、文化流氓中，也不乏有一些女文痞、女文化流氓，只是女文痞、女文化流氓逻辑思维更为畸形，心理更加变态。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她人生的复杂经历和体验，心地更狠，手段更毒辣，在捏造、毀謗、恶意编造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女文痞和女文化流氓有很強的嫉妒心和怀疑心，又富于幻想和联想。特别在男女关系上，由于她自己伴侶较多，或经历体验丰富，对别人总是疑神疑鬼，给人一种变态的感觉。人家新婚之夜，跟女文化流氓根本没有丝毫的关系，而其又不在婚房，却厚颜无耻地说人家夫妻“夜里，他们热烈地做爱”（见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8页），仿佛就在一旁一直偷窥着似的。还有什么“性欲冲动”(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9页)。大约是女文痞、女文化流氓自已结交的外国男友较多，換了一茬又一茬，所以才有深刻的体会，脸皮厚厚的说什么“女方条件是‘身体強壮′，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应对外国人的性欲。”(见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01页)。还有什么“上了床”、“如何用肉体诱惑男人”、“忍不住手淫”、“性妒忌”、“不少女孩被吸引”等等(见张戒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66页、233页、292页、328页、334页)。诸如此类淫秽语言，在这些女文痞、文化流氓的文章和书中，随处可见，举不胜举。说明她们下流至极，变态到何等地步！其文章和书述，简直是谣言的大杂烩、简直是淫秽书文。
张戎便是如此一个女人、如此一个文痞、如此一个文化女流氓。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张戎这个女人，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姻上是如何攻击、造谣、诋毁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人民敬仰的英雄杨开慧的。
张戎这个文痞、文化流氓造谣、编造根本不存在的故事，说什么:“一九一八年，杨(昌济)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住在他家。那时开慧十七岁，毛二十四、五岁，毛很喜欢她，她却没有反应。“(见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6页)又胡说“毛不想结婚，不愿受约束。”，甚至还用断章取义、调換文字的手法，篡改毛泽东1920年11月26日写给他的好友罗学瓒的信，胡说什么“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強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強奸团的。”“毛鼓吹组成‘拒婚同盟’，说：‘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己经结起来的。”(以上均见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7页)。而毛泽东这封信的原话是怎么说呢?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护)最不合理的強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已经有许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在谈到反抗封建制度下的婚姻时，主张“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并写道:”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己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巳(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強奸团的。”(见《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第509、510页)。在这里毛泽东強调的是反对“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亦即反对“封建制度下的婚姻”，拒婚也是这种制度下的拒婚，结成的“拒婚同盟”也是这种制度下的拒婚同盟。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给好友罗学瓒的信中，所阐述的是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提倡男女恋爱自由。其实，早在1919年11月14日，长沙的赵五贞女士，因反抗包办婚姻，带了一把剃刀在花轿中自杀一案，激起毛泽东极大的愤慨，接连在报上发表了《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等九篇文章(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9页到第395页)，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指出万恶的封建制度是赵五贞女士自杀的根源，主张打破封建迷信，改革婚姻制度，提倡男女恋爱自由，摧毁吃人的社会制度。
张戎之流之所以编造故事，断章取义、篡改毛泽东的信件，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和杨开慧是如何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的。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相识，始于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杨昌济先生当时是毛泽东的修身课和伦理学教师。毛泽东很喜欢他上的课，十分敬佩杨昌济老师的学识和人品。杨先生在国外求学十年，学贯中西，知识极其渊博。他不仅仅以其哲学世界观、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由衷的敬佩。杨昌济先生是毛泽东的恩师。所以凡是杨先生的课，毛泽东总是专心致志地听讲，认认真真地作笔记。现存的《讲堂彔》便是毛泽东的课堂笔记，字迹十分工整，内客也极其详尽。而杨昌济先生也很欣赏毛泽东这位学生。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使得老师杨先生深爱这个学生，很赏识这样的学生。
一是赏识毛泽东的学习精神。毛泽东以勤于学习而闻名全校。他从不死读书，读死书，而是善于思考，能从书本中汲取营养而形成自已的东西。
二是赞赏毛泽东的文釆和作文功底。毛泽东早在东山小学时，便以《言志》为题，写出了立志救国的伟大抱负的作文。校长李元甫阅后大为惊异，特别激动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栋梁材。“后来，毛泽东还陆续写出了言论新颖、气势磅礴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让语文老师谭咏春赞叹不已。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写的《心之力》，曾被老师打满分105分，并被称为建国之才的奇文。在一师学习时写的《体育之研究》，深受杨昌济先生赞赏，经杨先生推荐发表在《新青年》杂志1917年4月1日第3卷上。
三是欣赏毛泽东的做事才能。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是一名极为活跃的学生领袖，有着极強的鼓动和组织才能。在学友会改选中，毛泽东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此使学友会活跃起来；而在选举中，34人当选，毛泽东票数最多。毛泽东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佼佼者。在军阀混战中，在一师学习的毛泽东曾以惊人的胆略和智慧指挥学生志愿军，并联合警察，用木枪和鞭炮放在铁桶中爆响，缴了溃退到长沙的上千人北洋军的枪，使长沙老百姓免受了一场劫难。在毕业前夕，毛泽东还和几个友好同学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等等。
在一师，杨昌济先生特别寄希望于毛泽东和蔡和森，到北大任教，曾在病榻上强撑病体，给他的好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见《杨怀中别传》，章士钊著；亦见《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尹高朝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427页)。
一位老师对自已学生如此的赏识、赞赏和欣赏，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家人，特别是子女。
杨开慧13岁那年，隨父母来到长沙。她已经是个不小的姑娘，聪明秀慧，讨人喜欢。父親杨昌济为了培养她，把她留在家里让她自学。在家自学时，常听到父親讲到“毛泽东“这个名字，听到的次数多了，开慧自然很想知道毛泽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914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杨开慧正在房中看书，忽然听见父親在外屋里连声叫好，感到十分好奇，连忙放下书，从內屋走出来，只见父親手里拿着一本学生的笔记本，边看边赞不绝口。杨开慧走到父親身边，惊奇地问：“爸爸，这是谁写的呀？”杨先生合上笔记本，递给女儿说：“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杨开慧接过笔记本，只见上面写着“讲堂录“三个大字，下面署名：毛泽东。她坐在父親身旁，打开《讲堂录》仔细地翻阅着。看着、看着，没多久她立刻被吸引住了。虽然笔记中有些字不一定认识，但内容基本晓得。字里行间，明显地表达了毛泽东宏伟的抱负、闪光的思想和坚强的毅力。从此，开慧便对毛泽东产生了十分钦佩的感情，渴望能见到他。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就在杨昌济先生“板仓杨“的寓所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群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有说有笑的男学生，拥进了杨先生的家里。他们对自己的老师十分钦佩、崇敬。他们到杨家主要是讨教而来的、是议学议政而来的。杨先生热情地向学生们一、一介绍了家人，也向家人一、一介绍了学生。在介绍的过程中，杨开慧由于早已从她父親那儿耳闻了毛泽东这个大名，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毛泽东，毛泽东也注意看了一眼杨开慧。
从此以后，星期日或假日，毛泽东和他的好友常会到“板仓杨”寓所，杨老师家里聚会，边向老师讨教各类问题，边议学议政，发表各自的见解和抱负。每次只要毛泽东和他的好友到“板仓杨”聚会，便少不了杨开慧这位好奇而又好学的旁听生。而且每次当学生们离开以后，杨开慧都会打开笔记本，认真地写下了心得，特别是毛泽东发言时说的那些话，她会仔细地记下。
从这个时候起，杨开慧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杨开慧把毛泽东每次在发言中所显示出来的那宏伟的抱负，那同旧势力顽强斗争的意志和毅力，那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朴实、诚恳、谦虚的态度，作为自已学习的榜样。
就这样，在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与板仓杨家交往了五年，直到1918年初夏，毛泽东毕业，杨先生离湘赴北京大学任教。在这五年中，毛泽东与杨开慧从相识到相知，彼此了解，为以后的相爱打下了牢固的情感基础。
其实，早在1916年暑假，杨昌济先生携妻子和女儿杨开慧回到故里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场休假时，杨先生特邀23岁的毛泽东去浏览他的藏书。毛泽东穿着一双草鞋步行100多里走到板仓杨家。毛泽东看到老师各类藏书和订阅的新杂志新报，爱不释手，通宵达旦展读。在板仓住了好几天。期间，毛泽东和杨开慧一道拜访了好友柳直荀的父親柳午亭先生。柳先生曾留学日本，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毛泽东也是爱好体育运动的热心实践者。
毛泽东在板仓待了一个多星期，这也是毛泽东生平中第一次与杨开慧长时间接触。通过这次长时间近距离的親密接触，毛泽东渊博的学识，潇洒的风釆在少女杨开慧的心中播下了难以泯灭的情感，而杨开慧的聪颖俊秀、思维敏捷、善于思考的特质，也在毛泽东盛装整个中国和世界的胸怀中，系上一根看不见的红丝线，双方心里已埋下爱情的种子。
1918年6月，杨昌济先生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在陈独秀任学长的北大文科任伦理学教授。举家迁到北京。
杨先生到北京时，正值“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夕。此时的北大，人才荟萃，思潮涌动，是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一场震惊中外的新文化运动正在这里兴起。杨昌济先生时刻惦记着在一师时的高足弟子，经常给他们写信，介绍北京的思想文化动态，努力促进他们能来北京进一步深造，开阔眼界，走向更开阔的天地。6月下旬，杨先生特地写信给毛泽东，劝他来北大继续深造，同时告诉他一个重要消息：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吴玉章、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成立了法华教育会，正在组织青年人赴法国勤工俭学。杨先生要毛泽东他们抓住良机，出国学习。当时毛泽东等人正面临一师毕业后的出路，正在商讨毕业后刚成立不久的“新民学会”出路。毛泽东主张：“我们同志，应该敢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杨先生来信提供的信息，正合毛泽东等人的想法，于是毛泽东等人决定去北京。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等一行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一到北京，毛泽东先奔赴恩师杨昌济先生的家，看望先生一家人。先生留毛泽东在他家住下。后来为了不过多麻烦先生，也为了方便于与其他赴法青年的联络，毛泽东搬出了杨家，与其他七位青年住在一起。
此次来京，毛泽东等人办了许多事，收获颇多。他们在北大、保定育德中学等处参加了留法预科班。毛泽东还两次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杨先生推荐，毛泽东进入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舘当了一名助理员。在此，毛泽东认识了中国最早传播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思想的李大钊先生，并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新知识。毛泽东此次来京，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收获。在信仰上，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毛泽东这次来北京待的时间较长，常到杨家探望恩师，此时杨开慧在家自学。他们又有时间相见了。毛泽东经常把进步书报和自已写的文章、日记、学习笔记给她阅读。有时他们还相约在故宫、在西山漫步，在吉祥剧院看戏。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共同编织着理想之梦。此次来京，毛泽东还有一个重大收获，那就是他与杨开慧相爱了。
转眼间，毛泽东因母亲病重须回家探望服侍，并顺路去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们，他离开了北京。这天，杨开慧特地到火车站为毛泽东送行。当得知毛泽东因钱不夠只买了一张到天津的车票时，责备毛泽东:“钱不夠怎么也不说一声?”立即从手袋中找出十来个銀元给毛泽东，换了一张车票。
当火车缓缓地驶出站台时，站在月台上的杨开慧依依不舍的挥动着手中的白手帕，盯着毛泽东长久地望着、望着，一种爱的眷恋久久萦绕在杨开慧的心头。此时的杨开慧由爱而对毛泽东充满了幻想和期待。分手时两人约好，以后相互通信，交流思想。1919年4月，毛泽东绕道上海回到了长沙。两人开始通信，杨开慧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就是一个字:润。毛泽东给杨开慧的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是在1919年的12月中旬，这次是为了驱逐湖南作恶多端的反动军张敬尧，率驱张代表团到京的。毛泽东到京后，一边率团积极开展驱张请愿活动，一边时常到恩师杨昌济先生家看望、照顾病中的老师及师母、恋人杨开慧。
此次毛泽东到京，恰遇恩师杨先生老胃病复发，全身浮肿，无法上课，先到北京西山卧佛寺疗养，后病重只好转到北京德国医院医治。
一天，毛泽东特地赶到医院探望杨昌济老师，
一进病房就叫道：“老师!”杨开慧正在病房照料父亲，听到叫声，猛回头惊喜地看到毛泽东，就像见到了亲人，立即喊了一声：“润之!”眼圈立刻红了。毛泽东边劝慰杨开慧，边问候老师。杨先生见到毛泽东也很高兴，他依在床边很吃力地说道：“你来了好，就等你了!我这一病，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开慧和她母亲都没了主意。你来了正好，我也有许多事……”毛泽东坐到杨先生身边宽慰着说道：“不忙、不忙，先休息，事情慢慢说，来得及。″杨先生苦笑着说：“我怕的就是来不及了。”
杨昌济先生患有多种疾病。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医疗条件所限，他对自已的病情十分清楚。他这是想当着毛泽东的面，交代后事。杨先生将杨开慧的手交到毛泽东的手里，又吃力地用自已的手紧紧地握住他们：“我还要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润之，照顾她吧!我不行了。“
杨昌济先生于1920年1月17日去世，享年50岁。杨先生逝世以后，毛泽东与杨开智、杨开慧一起守灵，毛泽东并与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等29人，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名发表启事称颂先生师德，哀悼一代名师。杨开智、杨开慧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杨昌济教授讣告》定于1月25日在法源寺举办丧事。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操办丧事，他事事都办得井井有条，处处都显得尽心尽力，这既反映了他对恩师的一片真情，也展示了他的办事能力。
办完丧事，杨母和杨开智、杨开慧扶柩南回长沙板仓安葬。毛泽东一路护送到武昌，叮嘱师母、开智、开慧节哀，然后返回北京继续开展“驱张运动”。临别时，毛泽东紧紧握着杨开慧的手深情地说：“我在北京办完事很快就会回来，你在长沙等着我。”
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与杨开慧订立了终身。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收获，第一次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刊，如《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中译本；毛泽东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北方领袖李大钊频频接触，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加入李大钊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4月，毛泽东离京到了上海。在上海，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南方领袖陈独秀多次会唔，共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在湖南如何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7月初，随着“驱张运动”的胜利，毛泽东回到了长沙。
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于7月的一天，立刻跑到福湘女中来找杨开慧。杨开慧见到毛泽东，赶紧迎上前去，拉着这位久别亲人的手，激动地说：”润之哥，你可回来啦，叫人好想!”
毛泽东见到开慧也很高兴，相互介绍了别后的情况。毛泽东对杨开慧写文章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抨击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组织学生运动，大加赞赏。对开慧说：“你的情况，回来后，我都听说了，你们干得好。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各方面都要人，省学联要你去帮忙，你意下如何？“
杨开慧高兴地说：“我去，我去，润之哥，我没有经验，你要多帮我一些。”
“省学联”全称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是五四运动期间，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指导下成立的。毛泽东要杨开慧来省学联工作，一方面是培养、锻炼，另一方面是关心和爱护，把开慧放在自已左右，成为一名工作上的伴侶。
杨开慧没辜负毛泽东的希望，她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担负起省学联的宣传工作，奔波于各个学校之间。整个暑假，杨开慧都忙于组织学校演讲队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统治的宣传。
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除了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之外，学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理论，使自已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特别是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频频接触、长谈，使他明确了中国革命方向、前途和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感觉到当务之急，是向身处海深火热、烏烟瘴气环境之中的湖南人民，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回到湖南后，毛泽东立即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他联络何书衡、彭璜、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和教育界方维夏、赵运文等人，作为共同发起人。由毛泽东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于7月31日在湖南《大公报》发表。
杨开慧知道毛泽东要创办文化书社的事，很为高兴。但当她得知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经费不足、有困难时，很为焦急。她想到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一心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一心为全中国受苦受难的民众着想，这副担子该有多重啊！自巳不为他分担，让谁为他分担？她决心要帮助毛泽东度过难关。她想到父亲去世时，北京的一些朋友给妈妈寄来一笔奠仪费还没有用完。于是，杨开慧跑回去向妈妈要这笔钱。虽然她妈妈也很看重毛泽东，敬佩他的才华，可是她和哥哥杨开智正在读书需要钱，她结婚时还需一笔钱呀，家里又没有挣钱的人。这着实让她妈妈十分为难。此时，杨开慧为了毛泽东，她竭力做她妈妈的工作，对她妈妈说：“妈妈，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缺钱，搞革命也缺经费啊!”又亲切地对她妈妈说：“妈妈放心，我们商量好了，不做新衣，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一句话不作`俗人之举‘!”
妈妈听女儿一席话，二话没说，走进内房，打开抽屉，拿出那笔钱交给了女儿。杨开慧手捧银元，禁不住喜泪交集，望着妈妈激动地叫道：“妈妈，好妈妈!”随即一阵风似的跑到毛泽东住处，将那包银元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正为办文化书社的经费不足发愁，杨开慧送来的银元正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犹如雪中送炭，毛泽东既十分激动，又十分感激师母和开慧的无私支援。这也使毛泽东深深感到，钱虽不多，但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们的帮助显得特别珍贵。
过不久，9月9日这一天，文化书社终于开始正式营业了。文化书社设有书店和阅览厅，杨开慧约几个同学，将楼上楼下打扫得干干净净。书架上很醒目地摆放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等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阅览厅中摆着《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等几十种进步报刊。
文化书社创办以后，很快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毛泽东和杨开慧也把书社作为联系广大青年、学生、工人、各界进步人士的联系点。毛泽东与外地革命同志的来往信件，很久一段时间，也都由书社收转，杨开慧成了接送这些信件的交通员。
在此期间，毛泽东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的活动和斗争。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革命青年加入青年团；组织创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农民运动和新民学会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和斗争中，杨开慧紧隨毛泽东，是坚定的支持者，积极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共同的志向和抱负，共同的爱好和理想，频繁的接触，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关系更加密切和亲密，把这一对革命的恋人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他们的结合只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以上有关资料摘自王华、李林著《毛泽东与杨开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写的回忆中，谈她与毛泽东恋爱的一些情节，她说，我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当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人品之后，杨开慧进而写道：“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见2001年出版的《纪念杨开慧诞辰100周年》一书和欧金林《留取丹心照汗一一馆藏新发现的杨开慧手稿试读》，载于《湖南省博物舘舘刊》第三辑，2006年12月岳麓书社出版社发行)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是真挚的，杨开慧十分爱她所敬佩的毛泽东。
1920年冬，有情人终成眷属，毛泽东与杨开慧这对受新文化、新思想熏陶出来的自由恋爱青年结婚了。
结婚这一天，正好冬睛。毛泽东和杨开慧按照事先的约定，不做”俗人之举”，在船山学社举行结婚仪式，说是仪式，其实很简单。结婚那天，杨开慧不带嫁妆，不坐花轿，也没有拜天拜地，只是花了六块钱，请了几个好友，吃了一顿飯。
婚后，杨开慧和毛泽东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一位于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这里也是湖南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秘密活动机关。
而文痞、文化流氓张戎在《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无中生有、恶意捏造什么”毛对开慧的感情不如开慧的强烈和真诚，他还继续有着别的女朋友，最親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办文化书社时，为毛筹款，因为她教的学生中有的家里很有钱。她跟毛一同出去旅游，俨如一对夫妻。”，还捏造什么”开慧发现了，她这样描述自已的感受：‘忽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均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8页)。张戒还多次提到陶斯咏，硬要把毛泽东扯上，肆意编造谎言，恶意编造所谓的”故事”，诋毁毛泽东。
那么，陶斯咏究竟是何许人呢?陶斯咏，又名陶毅，湖南湘潭人。她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后留校干事。至今没有资料显示她的学生中家庭很富有。倒是陶斯咏自已家里很富有，父亲开米行，做农贸，陶家是长沙、湘潭都闻名的大户财主。陶斯咏和向警予、杨开慧都是新民学会的首批女会员，她们早巳认织，并相处很好。此时陶斯咏根本还未婚嫁，哪来“-个丧夫的教师”?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陶斯咏对毛泽东的能力、才华、人品，十分欣赏、钦佩。但当年在封建制度下，特別是有钱人家讲究的是“门当户对”，毛泽东是个农家子弟，是很难跟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组走到一起的。后来陶斯咏发现毛泽东心中装的是杨开慧，而且他们1920年冬已结婚。因此陶再也没有感情上的纠结。
再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救国救民的主张上，与陶斯咏的意见完全相左。一次在长沙岳麓山上，在有许多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何叔衡、肖子升、陶斯咏、杨开慧、戚家和、郭亮等人参加的聚会上，大家争论得很激烈。在救国救民的问题上，有人主张”改良主义”，有人主张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但毛泽东、何叔衡、杨开慧、郭亮等人坚决主张“创建共产党，走俄国工农革命式”道路。而陶斯咏一直坚持巳见，主张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因为意见得不到支持，陶斯咏一气之下，无奈地说：“结束了，新民学会结束了，我最后参加的会也结束了。各位，再见了，我明日就去上海了……”杨开慧见状，立即劝道：“斯咏姐，意见不同可辩，慢慢求得真理来嘛。”开慧的话，斯咏没理会，转身就走。次日乘轮船去了上海。
陶斯咏去上海，是办教育，她在上海办了一所学校，叫“立达学院”。一直到1931年病逝，终年35岁，终生未嫁。:（见余艳著《杨开慧》，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第93-一97页。又见肖瑜著《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45页）
不难看出，张戎这个文化流氓诬说毛泽东的那些话，句句都是恶意编造出来的；引用杨开慧的那段话，也是恶意编造的，我们在开慧写的文章和后来发现的手稿中，根本就找不出那段话。
文化流氓张戎还诬说：“毛继续着他的艳事，婚后不久又发展了两个女友。”(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9页)这种无根无据的诬话，当然也完全可以照同样句形，安在张戎及其洋老公的身上，也可以这样说：“张继续着她的艳事，婚后不久她又发展了两个洋鲜肉男朋友。”而她的洋老公也可以这么说“哈利戴继续着他的艳事，婚后不久他又发展了两个洋妞朋友。”看，这句话安在张戒这个文化流氓夫妇的头上不是也很合适的吗？不过，正直的人们，是不会去编造这种谣言、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事的。只有张戎之流才会到处干下三滥的事。这也只能说明张戒所说的是地地道道的谎言。
张戎这个文痞更可笑的是，她还继续恶意编造，胡说什么：“他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椿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二字。其中一个是开慧的表妹，开慧知道后，气得用手打她。”(见上书，同页)。
看看，张戎这个文化流氓真是煞费苦心，为了欺编读者，编造得倒有点形象化，什么毛泽东“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椿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两字”。不过，这里张戒没有说明毛泽东当年的好友是谁，在什么场合下跟他们这么说的。那么，就让我们来算一笔时间账，来看看张戎之流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据她自已说，2006年6月初版(见该书的第三面)。她说，花了十二年才写完这本书(见该书《中文版自序》)。那么，也就是说，毛泽东当年的好友给她提供的“爆料”是在1994年到2006年之间。毛泽东是1976年9月逝世的，享年83岁。对毛泽东当年与杨开慧结婚的事熟悉的好友(当然是不一般的好友)，应当与毛泽东的年龄不相上下。这样算来那位毛泽东当年的好友，如还健在，1994年到2006年，至少也有90多岁以上，或一百多岁了。而毛泽东逝世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众人敬仰、崇敬、缅怀。既然是毛泽东的好友，年纪又那么大了，会接见张戒这个文化流氓，爆料那些莫须有的谎言吗？以上张戎所恶意编造的“毛泽东好友”根本就是虚拟的，所有那些话也是揑造的，是诬蔑之词。张戎假借别人的口恶意编造谎言，可见夠笨拙、夠卑劣的了，细心的读者一眼便可揭穿。
张戎这个文痞还公然更改毛泽东写的《虞美人 枕上》一词。毛泽东的这首词写于1921年，全文如下：
虞美人 枕上
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秋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最早正式发表于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并明确指出写作时间是作者亲自署为1921年(见《毛泽东诗词大观》，蔡清富、黄辉映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第6版，第25页)。
毛泽东的这首词写的是婚后与杨开慧的小别而产生的恋情。新婚的次年，即1921年的春夏间，毛泽东曾到沿洞庭湖的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此时他们新婚不久，依然在热恋之中，因此一旦别离，就产生特别強烈的离情别绪。毛泽东的这首词正是反映了这种情感，是对杨开慧的真挚恋情的表达，而不是婚前热恋期间的感情波折。
然而，张戎这个文化流氓，在引用这首词时，却把此词篡改为婚前毛泽东与杨开慧闹别扭时写的，这就明显歪曲毛泽东写作此词的本意。此外，在词句上也作了改动，把“剩有离人影”改为“倦极身无憑”(见上引毛泽东原词，并对照见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7、18页所引的词)。“剩有离人影”这句是整首词的点睛之笔，它说明诗人之所以枕上堆愁，“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全都是因为思念心爱的人儿所致。说明毛泽东对杨开慧情浓浓、爱深深。而张戎之流改为“倦极身无恁”，既非点睛之笔，更不能表达毛泽东的深深爱意。
对比后，便不难看出，张戒这个文痞之所以对毛泽东的词在写作时间上和个别词句的改动，其目的是妄图淡化毛泽东和杨开慧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共同的斗争生活中所产生的真挚爱情，淡化毛泽东和杨开慧新婚后小别所产生的特别強烈的离情别绪。
实际上，毛泽东和杨开慧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结婚后既是恩爱夫妻，又是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1920年.杨开慧加入毛泽东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湖南第一批青年团员；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之后几年，即从1921年到1927年的七年间，她跟随毛泽东辗转上海、广州、长沙、韶山、武汉等地。毛泽东身兼数职，为救国救民，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幸好有杨开慧这位得力助手。杨开慧生活在毛泽东身边，也身兼多职，要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又要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机要和联络工作，帮助整理毛泽东写出的文稿，传送上级指示，收集各方信息，接待来访同志，开会时还为同志们站崗放哨。在毛泽东忙碌于发动工人罢工、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时，又是毛泽东得力助手，协助创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工作十分辛劳。
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杨开慧和毛泽东相濡以沫，相亲相爱，感情也越来越浓，而爱情结晶也陆续来到了世上。他们先后养育有三个小孩：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杨开慧既是伟大的革命战士，又是伟大的母亲。
张戎这个文化流氓大约是自已与洋丈夫的婚姻并不怎么美满幸福吧，或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不少涉外婚姻，最后甚至会以破裂、离婚结束。因此，张戎的变态心理便会应运而生，对别人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嫉妒心也就油然而生。
张戎这个文化流氓对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结合竭尽所能，大肆进行诽谤、诬蔑、造谣、抹黑。除了上述批驳的之外，她还利用杨开慧遗留下来的手稿大做文 章。
其一、她不顾事实，厚颜无耻地胡说什么“毛没看到它们(指开慧手稿)，世界上也没几个人看到它们。这些文章大部分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有的连毛的家人都看不到。”看这段话，我们感到十分的可笑，张戎厚皮厚脸的把自已吹虚为“世界没几个人看到”杨开慧手稿，而她却是“几个人”中的之一。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982年3月当地政府在修缮杨开慧的故居时，从住房后墙的泥砖缝中发现了杨开慧七篇手稿（计4000多字）；1990年再次修缮时在卧室外的檐头下又发现了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计1000多字），共八篇手稿，计五千多字。其中有偶感、散记、诗、书信、自传、论文等(其中论文《女权高于男权》，预备寄莫愁的，没有寄去，此文后来刊于《湖南党史通讯》1984年第一期）。经专家考证，这八篇手稿确系杨开慧笔迹，为杨开慧所写。之所以藏于泥砖墻缝中、檐头下，是防止被敌人发现。由于放置年代久远，有些手稿中的字迹较模糊，或缺字。经有关专家修复，完整的八篇手稿原件藏于湖南省博物舘，影印件在湖南的一些纪念舘均有展示。对于杨开慧的手稿，湖南省博物舘专门成立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湖南省委主办的《新湘评论》还对手稿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披露和解读。一些研究杨开慧的专家都曾引用过这些手稿的内容。如欧金林《留取丹心照汗青一一舘藏新发现的杨开慧手稿试读》，《纪念杨开慧烈士诞辰100周年》一书，《湘潮》1984年第一期的有关文章，以及金振林《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与爱》(《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3月30日，第11版)。还有《南国早报》2008年11月16日的《杨开慧给毛泽东的信》等两篇文章都录有杨开慧的手稿。同时互联网上也早有流传（当然，流传的手稿有些不完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世人早已知道杨开慧的手稿，并已拜读过。“这些文章大部分至今被捂得严严实实”吗？“世界上只有几个人和你张戎”看到吗?张戒这个文痞吹牛皮也不看场合，不看对象，以为读者是傻子吗?读者的脑子清醒得很呢!
1982年发现七篇手稿时，毛泽东已逝世六年；1990年发现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那封珍贵的信时，毛泽东已逝世14年，毛泽东终生未能看到，这自然是天大的憾事，但要说只有张戎及”世界上几个人看到”，这可是天大的笑话。
其二，张戎故意糊弄读者，胡说什么杨开慧的手稿是“我们看过这稿后追记的”“写的句子不连贯，大多没有标点，思绪到哪笔到哪”“原文不清”云云。这是张戒这个文痞为自已胡乱摘取、断章取义找借口。在张戒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第66页到70页，抄摘了多篇杨开慧的手稿，但多处出现“原文不清”。而且不按原稿篇序摘抄，而是打乱篇序，取其所需，胡乱摘取，断章取义。如手稿中的《从六岁到二十八岁》之一和之二，原为手稿四，张戎却把它放到本节文的最后，断章取义的取其部分，目的是用以诬蔑杨开慧对信仰的怀疑和对革命的厌恶。
此外，张戎这个文化流氓，还编造杨开慧看国民党发行的报纸，借此恶意重复国民党反动派在报纸上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诽谤、诬蔑，诸如什么“共匪”呀、“焚杀劫掠于湘东赣西之间，惨状不堪言状”呀、“屠杀之人民，焚毁之房屋……猖獗异常”呀等等。张戎这个文化流氓嫌这些还不夠，还赤膊上场，又编造什么“也有报道说毛被赶出井冈山，‘处此三面包围之中，万无生理’”（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69页）。到底谁是“匪”？是谁“焚杀劫掠”？是谁“屠杀之人民，焚毁之房屋”?我们想，这里不用我们去反驳，读者自然会明白。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蒋介石国民党拥有八百多万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占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中国国土，却被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小米加步枪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打得落花流水，最后不得不灰溜溜的逃到台湾去。这是为什么？这又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一点：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为的是人民大众的解放，为的是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为的是人民的利益，大得民心!
其三，杨开慧的手稿很多处都表示出对毛泽东深深的爱，表示出当时由于反动派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险恶环境，对毛泽东身处险境的安危极度担忧、焦虑、受怕。而文痞张戎断章取义的摘抄多篇手稿，用以诬蔑杨开慧“爱他(指毛泽东)的开慧，早已摒弃他的主义。”“从毛抛下她到死，开慧写了八篇文章，述说对毛的爱，反思她的信仰”“在杨开慧的笔下有她对毛強烈而宽容、偶带责备的爱，有被毛遗弃的痛楚，有对毛忍心抛弃三个儿了的伤怨。”（见《鲜为人知的故事》第66页）又说“毛把她带入了共产党。如今，她怀疑她的信仰”(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70页)。张戎在摘抄杨开慧《寄一弟》的托付信后，接着诬蔑说杨开慧“显然对毛不寄任何希望”（见《鲜为人知故事》第68页。另，张摘引的杨开慧手稿见该书第66到70页）还诬蔑说“为了这个结合，开慧最终付出了她的生命”(见上书第19页)。
谎言和诬蔑终究是站不住的。事实胜于雄辩，就让我们用事实来揭穿张戎编造的谎言，驳斥这个文化流氓对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诬蔑吧。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按照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部署和计划，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虽然攻克了醴陵县城，攻占了刘阳县白沙、东门市等地，但终因敌強我弱、敌众我寡，以及武器装备上的严重落后和不足，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在毛泽东和卢德铭的带领下，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簿弱的农村、山区转移，以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见《毛泽东年谱（1893一一1949）》修订本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第215、216、217页)。从此，毛泽东在井冈山、闽西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继续开展工农武装革命斗争。而杨开慧继续在长沙板仓一带继续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他们这一次离别，由于革命斗争的残酷，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次又一次围剿，层层封锁，使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联系被切断，也使他们的这次离别成了永别。然而，在他们离别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时时刻刻都惦挂着杨开慧母子，担心着他们母子的安危。他曾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信，信中写道：“开始生意不好，蚀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见王华、李林著《毛泽东与杨开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78页）这封信几经周折，直到1928年初才到杨开慧的手里。接到这封信，看到熟悉的笔迹，杨开慧惊喜、激动万分。信是从江西宁冈县的一家中药舖寄来的。杨开慧立即找出地图找宁冈的位置，并给毛泽东写回信。信中诉说了离别后的无限思念，汇报了板仓地区的斗争形势，并随信寄去了盐和药品。但由于当时恶劣、严酷的环境，信和东西并未送到毛泽东的手中。而当时长沙城里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未能联系上杨开慧，毛泽东十分焦急、索挂，曾多次派人下山打听、寻找杨开慧母子的下落，但因为当时中共的地下交通已被敌人破坏，毛泽东在1927年到1928年间曾先后两次动员茅坪一个小店主吴福寿（银匠）下山打听消息。第一次，吴福寿到了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泽东又提供杨开慧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没找到杨开慧，听到的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消息。（见袁文才妻子对其嫡孙的回忆，及马社香撰写的《对毛泽东婚姻的几点认识一一朱旦华访谈录》，刊《党的文献》2012年第八期）。
在当年那样险恶的环境下，毛泽东要与开慧保持通信联系，必须通过一些很复杂的交通网络，有时七转八转还到不了杨开慧的手上。有一次，毛泽东由江西寄来一封内容很重要的信，是寄刭西长街生生盐号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转交的。盐号的账房收到此信后，不知內情，没有及时告诉向明卿，把信放在抽里几个月不转给向明卿。毛泽东久不见回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为了全家的安全，从此与杨开慧断了联系。得不到杨开慧的消息，毛泽东心里非常焦急。（见《毛泽东与杨开慧》第180、181页）
毛泽东一直都在设法打听杨开慧母子的下落，多次想要给她写信，但是每次提笔才发现自已并不知道信要寄到哪里，更不知道杨开慧身在何处。
1929年夏，毛泽东得知二弟毛泽民在上海，便立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信的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然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原。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讯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见《毛泽东年谱(1893一一1949)》上册，第288页）
对于中共中央1930年8月份指示的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是有疑问的，预计长沙不易打（见《毛泽东年谱（1893一一1949）》上册，第312页）。所以，经多次攻打未能攻克，不久便撤围。
张戎之流却不顾事实，胡说什么“毛泽东围攻长沙时，没有做任何努力把她(指开慧)和孩子送走，或者提醒她。这其实很容易办到：开慧的家就在毛去长沙的路上，而且毛在长沙外整整待了三个星期。但即使是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没有去做。”(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71页)
这里，张戎这个文化流氓又在说谎。开慧家板仓冲位于长沙东北隅的平江和湘阴两县交界处，离长沙足足有120里地。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先到了长沙南边的田心桥一带。一北一南根本就不在攻打长沙的路上。而红军真正攻打长沙是从8月30日开始，9月11日便撤围(见《毛泽东年谱（1893一一1949》上册，第312、313页)。哪来的什么“在去长沙的路上“什么“整整三个星期”?再说，毛泽东和朱德都紧张的忙于指挥战斗，是“举手之劳”吗?
事实上，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令，和朱德一起指挥攻打长沙期间，他曾派人去寻找杨开慧母子，但无果而归。而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交通，联系隔绝，杨开慧并不知道这些情况。遗憾的是直到杨开慧牺牲，毛泽东再也无法与她联系上。
自从与杨开慧母子分别后，虽天隔一方，但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牵挂、思念着杨开慧母子，担心他们的安危，想方设法寻找杨开慧母子。毛泽东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寻找，一次又一次的无果，得到的却是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噩耗。
毛泽东屡次寻找杨开慧母子无果，要说这笔账，要算应该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头上，正是国民党动派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层层封锁、疯狂的破坏中共党的各级机关、疯狂的破坏各地交通联络站、捕杀交通员所造成的。
张戎说什么杨开慧“有被毛遗弃的痛楚，有对毛忍心抛下三个儿子的伤怨”，看看上述的种种事实，这纯粹是谣语，是诽谤，是诬蔑!
而杨开慧在与毛泽东离别的三年里，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牵挂她心中最爱的丈夫。她在日记式的《散记》中这样写道：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十多天了，半个月了，一个月了，总不见来信，我简直要疯了。我有一些假想，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见金振林《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与爱》，刊《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3月30日第11版）
杨开慧收不到毛泽东的信，十分思念、牵挂着远方亲爱的丈夫，除了情感上的原因，还有对毛泽东生活上的考虑。她在一首诗中真切抒发出来。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巳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见《骄杨》，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页）
在这一首诗中，杨开慧真切地表达了其內心世界。既有“孤眠谁爱护”的幽怨，更有从内心涌起的相思之情。此时，她与毛泽东分别已一年多，在漫慢的不眠之夜，思念“远行人”，情真意切，刻骨铭心。
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杨开慧对毛泽东爱的多么深，离别后是怎样的想念、牵挂他！
尽管环境多么险恶，但杨开慧心中一直深藏着对毛泽东的爱。1929年12月26日，这一天杨开慧说什么也忘不了。这一天正是毛泽东36岁的生日，杨开慧让保姆做了几个菜，煮了几碗面，为正在远方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毛泽东过生日。当杨开慧久久不能入睡时，又思念起自己亲爱的丈夫，在《散记》中，她这样写道：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叫家人烧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原因，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是不会注意的……。（见金振林《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与爱》）
虽处境险恶，随时都有可能被捕，但杨开慧并没有被吓倒。她写的《寄一弟》信(没有寄出)，这样写道：
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于）是乎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一一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一一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利(厉)害一一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一一小孩们一一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杞忧堪嚎，书不尽意，祝你一切顺利！（载于《纪念杨开慧烈士诞辰100周年》）
一弟，根本就不是张戎之流说的什么“表弟”。他是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被湖南省委委任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29年初在井岗山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后又被派到武汉负责重新组建党的工作。不久，他在前往湘鄂西根据地贺龙部队工作时，不幸被捕，被押到长沙，1930年2月22日被国民党反动派何键杀害，壮烈牺牲。文中的:“仁”，是杨开仁；“秀”，是杨开秀，均为杨开慧的堂妹。
《寄一弟》的信，是一封托付的信，也是如开慧所说，是一封“遗嘱样的信”。信的语言平常无奇，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透露了不少信息：一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无人性的将人头挂在城墻上示众，白色恐怖极其猖獗的情况下，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共产党员的杨开慧，已经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刽子手的屠刀正要砍向她，枪口已对准了她。二是对于死，也就是为了拯救人民大众于苦难之中而牺牲，杨开慧并不惧怕，而且是乐于为此而去赴死。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党员、一个革命者的坚定意志和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三是自已死了不足惜，最让开慧放心不下的是她的母亲和三个小孩，所以她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将他们托付给堂弟和孩子的叔父。四是杨开慧很信任堂弟和孩子的叔父，这当然因为他们都是亲人，更重要的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五是希望孩子们“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这封“遗嘱样的信”，读着让人不由得深深被感动!
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今天读着，字字句句也同样令我们感动不已，不禁潸然泪下！信是这样写道：
几天睡不着觉，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眼泪……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简直太伤心了，太寂寞了。我想逃避，但我有了几个孩子，怎能……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即使你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你的尸体。
你是幸运的，能得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你的哟!你不来信一定有你的道理。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你一百遍，你的眼晴、你的嘴、你的脸颊、你的额、你的头。你是我的人，你是属于我的！
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你，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我要能忘记你就好了，可是你的美丽的影子、你的美丽影子，隐隐约约看见你站在那里，淒清地看着我。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总不放心你！只要你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你罢。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你。晚上睡在被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你病了，而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你是不会注意的，一定要累死才休！
你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大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你。我不要你做事了，那样隨你的能力、你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你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你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你，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的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你，我怎么都不能……。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都不理他。我真爱你呀!天哪，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吧!（见金振林《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与爱》和《南国早报》2008年11月16日《杨开慧给毛泽东的信》）
这封信写满了妻子对丈夫满满的思念，写滿了妻子对丈夫滿滿的爱，读来不由得令人万分感动!
从上述所引用的手稿，我们看到的只是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深爱、思念、牵挂和担心他的安危!
我们再来看看杨开慧到?是怎样牺牲的?
毛泽东与挚爱的杨开慧母子离别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湖南长沙的“马日事变”，使湖南立刻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无数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和农运工运骨干，被捕被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笼罩着整个湖南长沙城。当时板仓周围的环境也十分险恶，反动派残酷的镇压人民。上级组织为了不暴露，只能选择销声匿迹，这样一来，杨开慧很快便联系不上组织了。尽管如此，杨开慧和她的战友们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停止革命斗争和活动，而是转入地下，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和斗争。杨开慧和板仓党支部，领导党员和农会骨干，再次投身于组织长沙、平江、湘阴等地的武装斗争中，坚持发展党的组织。在此期间干下了几件大事。
一， 贴标语，剪电线，破坏铁路交通，造声势，阻止蒋介石的增援，支援秋收暴动和工农红军的战斗。
二， 夺枪行动，以武装工农革命军。使用计谋先后从福临铺团防局哨兵手中奇取两支枪，又从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手中夺取两支枪和一些子弹。
三， 狠狠打击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如镇压罪恶累累的土豪劣绅李三胡子(真名李月桃)，极大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
四，搅扰和打击对地下组织威胁最大的福临铺团防局，使得这个团防局的局长不得不換了一个又一个。
类似的打击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斗争，在杨开慧和板仓党支部的领导下还开展了多次。在这些革命斗争中，杨开慧对大家说：“毛泽东领导工人罢工和韶山农民平粜阻禁时，每次行动前，总是先观察敌情，做到了如指掌，然后再周密地研究行动计划，考虑几种行动计划方案，因而每次行动都能取得胜利。我们也应该如此!”大家都同意杨开慧的意见。杨开慧往来奔走，把几个地方的党员和农会骨干组织起来，并制订好行动划计。（以上资料摘自陈冠任著《杨开慧》天地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第348到356页）
尽管处于白色恐怖猖獗、极为恶劣的斗争环境，而且敌強我弱，武器装备也极差，但每次的斗争和对敌的骚扰，都给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不小打击，搞得敌人鸡犬不宁，狗急跳墙。这种情况传到杀人魔鬼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的耳朵，使他怒不可遏。再加上工农红军先后两次攻打长沙，彭德怀攻占了长沙，何键狼狈逃离长沙，差点丢了小命。第二次围打长沙，如果没有蒋介石派兵支援，他的小命也不保。而他跟红军作战屡战屡败，这使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反动军阀，很没面子，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下命令挖毛泽东的祖坟，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然而何键派他的手下去挖毛泽东祖坟，韶山百姓早已闻讯，想方设法用土和草皮将毛泽东的祖坟复盖得严严实实，使敌人无法找到，却把韶山当地一户财主毛俊贤的祖坟给挖了。但是迷信风水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未甘心，1939年冬，国民党密电长沙，再次密谋挖掘毛泽东的祖坟。这一次挖坟将具体时间定1940年农历正月十五晚上，因为这一天韶山村里人都闹元霄去了。国民党派去挖坟的一伙人，以为这次能得逞，但他们没想到韶山人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折腾了半天，无法弄清毛泽东祖坟的位置，无从下手。国民党导演的最后一次“毁坟断脉”闹剧遂告破产。(见王华、李林著《毛泽东与杨开慧》第203页)
这里，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也包括毛泽东的许多位親人，为了打败并消灭毛泽东和朱德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红军，妄图“毁坟断脉”以达其目的，派人一次又一次到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然而全国放放后，毛泽东却指示保护蒋介石祖坟，并进行修缮。蒋介石在老家浙江溪口的祖坟不但丝毫无损，还成了一处旅游景点。这是什么样的胸怀?这只有人民伟大领袖才有的宽容胸怀，也只有伟人才有的博大胸襟！
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挖毛泽东祖坟未能得逞，又把魔爪伸向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1930年夏天，反动军阀阀到处搜杀共产党人及其家属，他悬赏1000银元搜捕杨开慧。
公开搜捕杨开慧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杨开慧只好隐蔽起来。在邻居和群众的帮助下，她始终与敌人周旋，多次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但在同年10月24日，心系母亲和孩子的杨开慧潜回板仓探望亲眷，却不料被军阀密探发现，不幸被捕。与杨开慧一起被捕的还有毛泽东和她的长子毛岸英、保姆陈玉英。那时毛岸英年仅8岁。
杨开慧被捕的日子里，身处黑暗之中，几乎每天会审问一番，受尽各种各样非人的酷刑和折磨。用皮鞭、木棍毒打，压杠子，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再审。惨无人道的敌人还极其残忍，将杨开慧绑在长凳子上，惨无人道地将削尖的竹签硬扎进指甲里，开慧再度昏过去了。被冷水浇醒，又用大木棍压在杨开慧的腰上、膝盖上……，每天从上午的八点到下午三点，杨开慧都要忍受这样的酷刑，每次都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尽管敌人各种刑罚无不用其极，但并没有使坚贞不屈的杨开慧透露一丁点党的密祕，透露一丁点毛泽东的消息。
在杨开慧被捕期间，南京杨开慧父亲的好友蔡元培、章士钊等人和长沙各界人士纷纷出手营救。何键迫于各方的压力，不得不心生一计，叫开慧写个声明登报，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可放她一条生路。当敌人执法处处长李琼把这个传达给杨开慧时，杨开慧突然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呸!我再一次正告你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从来不会向他的敌人乞求自由的。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我与毛泽东不仅是夫妻关系，更重要的是革命同志关系，战友关系，要我背叛毛泽东，背叛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你们是白天做梦，痴心妄想！”
敌人看到杨开慧宁死也不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何键只好叫他的付官刘立业的老婆李灿到监獄劝说。李灿是开慧的好友。李灿看到开慧受刑后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躯体，十分难过，不忍的劝说开慧。然而杨开慧却缓缓地对好友说：“我知道你们的好意，这真不单是儿女情长的事。你们是最了解我的，我和润之的婚姻不是一般的婚姻，我对他的爱超过爱自已的生命。”“从小，我就向往当英雄，向往救国救民，向往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还曾准备独身。可十三岁我从认识他、到后來爱上他，他真的太优秀了，我发现我所有的特质他都有，我所有的梦想都能通过他实现。我钦佩他、仰慕他，他身上汇聚了所有我爱的元素，他就是我的追求，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实现理想的梦啊！今天，我要保全自已跟他离婚，背叛了他，也背叛了革命，不也背叛了我自已！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宁愿一死，也不愿背叛我的理想、我的爱情。”李灿听开慧的一番话，既感动、敬佩，又回味、反思……可李灿就是记着自己來探监的目的，于是再次劝道：“你就这么痴痴傻傻吧，你用生命换爱情，谁知别人会对等吗?……”开慧立即说道：“不，李灿，润之走时，嘱咐我三个孩子改姓杨，就是留给我遇万一的空间；他少给写信，是怕给我带来麻烦，是为了保护我；他攻长沙不来见我，是怕敌人抓住我跟红军来往的证据。这次敌人抓不到我通共的把柄，就是润之有意没留下我们共事的事实一一他是不让敌人得到任何信息，让我自已保护自己、保护孩子。”（见余艳著《杨开慧》，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62、263、264:页）
杨开慧的宁死不屈的坚定信念，已经使她忘记了任何肉体的疼痛，不管敌人如何用尽刑罚折磨她，她都坚持不投降，坚决不松口。在杨开慧的信念中，自已为党作出牺牲是应该的，她宁死不从!
何键这个杀人魔王对付一个弱女子，也毫无办法，又怕来自南京、上海和长沙各界著名人士营救杨开慧的压力，只能下令暗中把她枪杀了。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杨开慧牺牲前，对她的舅妈严嘉说：“你告诉亲人们，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还劝舅妈：“舅妈，不要难过，要坚強些！杀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以上有关资料摘自王华、李林著《毛泽东与杨开慧》和陈冠任著《杨开慧》）
从上述摘引的杨开慧的手稿和她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的整个过程，明眼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杨开慧始终没有摒弃毛泽东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更没有“反思她的信仰”“怀疑她的信仰”。恰恰相反，她为了毛泽东的主义，为了她的信仰，最终献出了自已年轻的生命!这正好给张戎这个文化流氓一记响亮的巴掌。可见张戒这个文化流氓在《鲜为人知故事》中诬蔑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所有谎言，都是恶意编造、捏造的。
张戒还极其卑鄙的编造杨开慧牺牲时根本不存在的情节，在《鲜为人知的故事》第65页写道：“赴死前，她穿着青裤青鞋，青长旗袍，被带进军队司令部的‘法庭＇。法官桌上放着一支毛笔、一瓶红墨水、一张写着她的名字的押签。法官草草问了几个问题，便拿起毛笔，蘸着墨水，在押签上画了个勾，把押签掷在地上。这是传统的签署死刑判决书的方式。”张戎宣称，这是行刑人后来在中共牢里的口供。我们且不谈这口供的真伪，只问张戎这个女人，是怎么看到这个口供的?倘若真有上面的口供，也是存在公检法的档案室，属于保秘类的档案，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更不用说是张戎和他老公这两个鼠辈了。所以她说的话句句都是假的。再仔细分析上面编造的情节，还发现了以下几点：
一，这里描述的审判情节，是封建王朝的一套做法，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封建王朝早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推翻了，封建王朝的那些东西早巳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张戎还要在二十一世纪把这垃圾抬出来炫耀，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为封建王朝招魂吗?
二，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共产党人从来都是杀无赦，一抓便杀，从来就不设什么法庭审判。如果要说有，那只有在审讯室里使用各种各样的刑具，对共产党人进行残无人道的极其残忍的折磨和摧残。绝对不会在军队司令部设“法庭”进行审判。当年参与行刑、杀害杨开慧烈士的凶手姚楚忠，1970年在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劳动改造，由于长期遭受良心谴责的煎熬，倍感痛苦，说出了杨开慧被害的经过和真相。与杨开慧同时牺牲的还有六位革命烈士，他们都从监狱里被五花大绑，直接押到刑场枪杀的，根本就不存在軍队司令部“法庭”审判这个程序。
三， 张戎之流之所以要编造这一段情节，是为了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也为了讨好西方情报部门的欢心。因为西方某些人喜欢看中国“旧俗”的笑话。
四， 不难看出，张戎这个文化流氓明显的是在嘲弄、亵渎、侮辱革命烈士和人民英雄。张戒这个女人真可谓恶毒之极！
当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爱妻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时，悲痛欲绝，心如刀绞，眼眶马上变湿，眼泪不禁悲愤而出！竟一连几天吃不下饭，几个晚上彻夜难眠，眼睛睁开时是杨开慧那溫柔娴静的面容，眼睛闭上时也是爱妻纯洁善良的微笑和期待团聚的眼神。娇小而灵巧的身躯，以及她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孩子的忙碌身影，时刻在毛泽东脑海里闪动。她的死完全是为了毛泽东的事业，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才被敌人杀害，这叫毛泽东如何不悲恸万分、如何不伤心落泪!据文献记载，杨开慧壮烈牺牲时，毛泽东正在江西境内组织中央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噩耗传来，毛泽东在悲恸欲绝中，写信给杨开慧堂哥杨开益，信中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附亲自拟就的碑文“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立”及立碑费用30块大洋，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设法转到板仓杨家。
在杨开慧壮烈牺牲后不久，毛泽东为了悼念其夫人杨开慧烈士，写下了《蝶恋花-向板仓》一词。这首词尘封了80多年，直到2014年才被发现。曾刊登在《党史文苑》2014年第三期。词全文如下。
蝶恋花-向板仓
毛泽东
1930年寒冬
霞光褪去何淒楚，
万箭穿心不似这般苦。
奈何吾身百莫赎，
待到九泉愧谢汝。
无感霜风侵蚀骨，
此生煎熬难与外人吐。
恸声悲歌催战鼓，
更起刀枪向敌仇。
这首词整首凄婉悲愤，读之极易使人潸然泪下，同时又易使人同仇敌忾。
1945年底，毛岸英从苏联学成归来，见到儿子后，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你妈妈走前都说了什么?”毛岸英回荅道：“妈妈要我告诉你，她没有做一件背叛党和背叛爸爸的事情，她永远都爱爸爸。”
毛泽东听完后顿时热泪盈眶，高度赞扬杨开慧能毅然抛下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儿子，大义凛然奔赴刑场，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杨开慧死得壮烈，死得可歌可泣。她为了救国救民而死，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比泰山还重！她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女性，中国人民的伟大英雄，人民永远怀念她、缅怀她！
同为女性，张戎这个女人却逃到国外，背叛了中华民族，背叛了祖国，成了西方反华势力的一只哈巴狗，成了中华民族的败类、小丒、人渣!
杨开慧的牺牲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成了他永远的痛。他时常想起杨开慧就悲从心中来，泪流满面。建国后，他经常在百忙中给杨开慧的亲人和好友，以及当年的保姆陈玉英写信、寄钱，特别是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他曾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去板仓探望、送钱、送物，并祭扫杨开慧的墓，也曾托人送钱、送物给杨母，以寄托哀思。1957年5月11日写的《蝶恋花-荅李淑一》，更是深切表达了哀思之情。这首词全文如下：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见《毛泽东诗词大观》第325页）
这是毛泽东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写成的一首千古绝唱的经典之作。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好友。词中的“杨”即杨开慧，“柳”是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烈士，也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这首词表达的对两位烈士的悼念之情，并以无限深情，借以表达对无数先烈的崇敬和怀念。赞颂他们对人民斗争事业的无限真诚和不朽功绩，热烈歌颂他们为人民事业献身的革命精袖，歌颂他们一心为人民事业而生死不渝的崇高品格，激励人们继承先烈遗志，同时也表达了革命胜利的喜悦。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在长沙谢世。噩耗传来，毛泽东十分悲痛，隨即发去唁电，以表哀悼，并寄上500元，作为杨老太太的安葬费用。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信中嘱咐：“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親爱的夫人同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杨开慧永远都是他的親爱的夫人!
杨开慧烈士，人民的伟大英雄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杨开慧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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