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缔造和迎接人类性学的第三个高峰
在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WACS)成立大会暨性学高峰论坛上,与会者对於笔者提出的“在21世纪,将以说汉语的性学家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学高峰”的预测普遍表示赞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敏伦教授以其亲身经历说明,一些西方性学家早就有这种看法。他在大会发出的《华人性研究》创刊号“发刊词”中写道∶ 近年来,我们尊敬的性学前辈与同事阮芳赋教授到处向人表示,根据他的分析和推论,现代人类性学已进入第三个高峰,而这将会是由华人所领导的。他这个说法或许还未有很多人信服,因芳赋本人是华人,难免有“卖花赞花香”之嫌。但是,多参加国际性学会议或多与外国性学家交谈者,便会知道很多西方性学家其实也有类似想法,甚至不只是想法,而是寄望。因为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和信仰,已开始顽强地拖著“性科学”的後腿,使它在欧美等地已再难寸进,反而由於被性政治的缠扰拖累,已渐有进入死胡同的迹象。一年前,我在《性与关系治疗期刊》 (Sexual and Relationship Therapy) 中发表“一个中国模式的性文化蜕变”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exual culture, the Chinese paradigm) 一文後,更收到很多外国性学家的来信,认为世界性学若要摆脱诅咒,那才是唯一可走的路。 所以,对华人性学家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谦虚礼让的时候,而是要提起勇气,努力接棒,以求不负众望。
然而,在如何论证这一预测上,却有不同的看法。刘达临教授在会後有很详细的敍述,题为“迎接‘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放在他的新著《我与性文化》(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4月出版),作为该书的“後记”,全文如下∶
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世界上将出现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世界第一次性学高峰是以德语为中心的,主要是在20世纪的初期和前期,其代表人物为一批德国科学家如赫希菲尔德、莫尔、布洛赫等。世界第二次性学高峰是以英语为中心的,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中後期,其代表人物为一批美国科学家如金西、迪金逊、玛斯特斯和詹森等。而进入21世纪,华人世界将达到第三次的性学高峰。 ??提出这个预测的是阮芳赋教授。 ??我认识阮教授已有二十三年了。1985年,当我刚刚进入性学领域的时候,他是北京医科大学医史教研室的一位副教授,那时他已经有了风靡全国的成果,这就是1985年春天出版的《性知识手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後出版的第一部系统、全面又有一定深度的性学读物,当时这本书真是被人争相购买,“洛阳纸贵”。在20世纪80年代,不少人还不好意思公开地去买什麽性方面的书,都在书店说∶“买那本黄封面的,两块五的!”这也是中国现代性学史上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985年7至8月,我参与发起并组织了我国第一届性教育讲习班,在上海举行,有来自18个省市的八十多人参加,大多数人都成为以後中国推行性教育的骨干力量。授课教师有三人,一是从北京请来的阮芳赋教授,二是从广西请来的一位何教授,三是我。 [实际上不只3人,记得共有16课,阮一人讲8课,另外6人分讲另外8课----引者注] ??这次讲习班办得很成功,阮教授建议我们乘胜追击,成立一个学术团体。我说∶“成立学会要政府审批,怕很难吧?”他说∶“不要紧的,可以先成立一个筹委会,成立筹委会不需要批准。”於是,我们就成立起来了,第二年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上海性教育研究会,这是中国正式成立的第一个性学会。 ??可惜,到了1985年年底,阮教授到美国学习工作去了,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他得到了博士学位,成为华裔中的第一个性学博士(那时他已加入美国国籍)[“那时”是1991年,阮入美籍是1997年—引者注]以後长期在美国高级性学研究院工作,同时也不断地和中国学者取得联系。2007年夏天,他和几位学者反复磋商,决定建立一个“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2008年1月在深圳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他将发表关於“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演讲,而且邀请我和胡宏霞博士参加。 ??对於他这个预测,我是十分赞成的,从我的研究的切身体会中深深感到,中国人在这方面有许多优势,中国文化一定能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能明确地提出这个预测,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看到了阮芳赋教授在网上发表的演讲文章时,我却有些失望,他举了一些个案来论证“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而这些个案都有一些局限性,说明不了这一伟大的预测。 ??例如,有些工作是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而且中国学者并不是太占主导地位,这就说明不了中华文化的优势了。他十分推崇1999年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性学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性权利宣言》,可是据我看这个宣言虽然有意义,可是有的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理论上也有偏颇。另外,有些事例虽很突出,但是只举这一件事,就显得单薄了,“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香满园”嘛! ??我的看法是,提出一个大论点,最好不要单纯以许多个案来作为论据。因为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十分多元,可以举出任何个案来说明任何观点,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举个案,总是很难全面,主要要看大背景、大形势,在什麽样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在什麽样的文化背景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怎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 ??这麽一个宏观的预测一定要有一些宏观方面的因素作为论据,我认为这些论据应该是∶ ??1.世界上有许多人预测,到了2l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高潮必然会带来文化发展的高潮,中国未来的经济地位也会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性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2.就现代性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在某些科学理念、研究性学的技术手段等方面还和西方国家有些差距,当然也能迎头赶上;另一方面,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性文化在世界上占有十分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要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现在,这方面的文化正在不断挖掘的过程中,这就是说,中国人有潜力,有本钱。 ??3.中国的党和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方针,虽然现在有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性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内涵,但是由於性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必将带来性文化的巨大发展,这股浪潮必然会向这个方向奔流。 ??4.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它和性科学的关系至为密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性科学的发展得到计划生育的支撑甚大,在今後的发展中,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也是一个开路先锋、一面大旗和坚强的後盾。 ??5.中国人口众多,人多,经济发展,就可能涌现更多的文化精英。中国现代性科学虽然兴起稍晚於西方,但是学术力量雄厚。即以全国性的性学组织中国性学会而言,它有会员6200多人,就以活跃分子占30%计算,也有2000名性学家的这样一支浩荡大军,同时还有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个队伍,这股力量是世界少有的。 ??我深信,从以上这些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人力资源的条件来论证“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生,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以上这些条件为中国所独有,那麽这次性学高峰要在以华语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生,也是必然的了。 ??但是,怎样和阮芳赋教授探讨呢?他现在远在台湾,对这麽大的一个问题不当面讨论是说不清楚的,可是哪有这个机会呢?我也想写一篇文章阐述我的意见给他寄去,可是如果他不接受呢?如果他不接受,我再坚持,就形成“对立”了。在这麽一个大会上形成“对立”,总归不好,中国人不总是提倡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在一段时期内,在大会上是否要谈这些意见,我颇费踌躇,而开会的日期却一天天地临近了。最後我下了决心∶讲!掀起“以华语为中心的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是一个伟大的预测,如果只用那些个案来论证,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说服力的。对此,我不讲谁讲呢?如果我畅所欲言地讲了,阮芳赋教授会不高兴,而这几个个案中的人也会因为我不赞成把他们捧得那麽高而不高兴,那麽怎麽办呢?应该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 ??我几次徵求了胡宏霞博士的意见,她也很难置可否,只是说∶“尽量还是少得罪人吧!” ??2008年1月19日,我和胡宏霞从上海去深圳参加“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成立大会暨高级论坛”。这次大会有180多人参加,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的许多知名的性学家和性教育工作者几乎全来了,我见到了许多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同时也感到阮芳赋教授能够发起并组织这次大会真不容易。 ??大会把我的发言放在第三天(最後一天)的上午第一个,而把阮关於“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言放在下午最後一个,他发言以後就是闭幕式了。按照逻辑顺序,我在他的发言以後再讲则比较好,可是一切都已无法改动了,他们甚至还不知道我要讲什麽呢? ??当我们到达深圳的第二天晚上,阮芳赋教授来看望我们,我对他说∶“阮教授,我在这次发言中要对你提出的‘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论据提一些修改与补充的意见,可以吗?可是,你的发言是在最後,我只能根据你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谈了。” ??他说∶“好的,不过每个人的发言只有25分钟。” ??1月22日上午,我发言了。回顾了二十多年前我和阮教授的交往,赞扬了他多年来为中国性学发展所作的贡献,肯定了他所提出的“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这一预测的重要意义,谈了几个个案不足之处,讲了这一宏观的预测应该有几个宏观的条件作为依据,等等。因为这次发言的重要性,我事先写了讲稿,可是一发言,我就不知不觉地离开讲稿,顺流而下了,因为这讲稿的内容我在心中已经想过千遍万遍。 ??这次大会的发言限定每人25分钟,似乎控制很严,当我讲了还不到一半内容的时候,主持人彭晓辉教授提醒我∶“还有8分钟。” ??我一愣,只好说∶“好,我快点讲。” ??没想到台下突然有几位听众大声地说∶“让他讲下去,让他讲下去。”“我们要听刘教授讲话!”然後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个“突发事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望望主持人。这时一位会议负责人陶林主任赶快上台,对主持人说∶“让刘教授讲吧!”主持人说∶“好,好,刘教授请继续讲,按照大家的意见,你的发言不受时间限制。” ??当然我也不能不识相而占用过多的时间,但是总算安心了一些。我用这麽一段话结束了这次演讲∶ ??最後,我想送这次大会一首诗,这是清朝晚期一个叫黄遵宪的人写的,他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他和“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还有梁启超等人齐名,这首诗的题目是《赠梁任公同年》∶ ??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 ??我想,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愿望、大家的壮志豪情,这也是鼓舞我们在阮教授所预测的“第三次性学高峰”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力量。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协会的精神所在。 ??谢谢大家! ??引用这首诗,我感到比较得体,华人性学家应该有这股劲儿,才能干成大事,才能达到“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 ??我发言以後,台下掌声很热烈。 ??轮到听众向发言者提问了,有几个人问了我关於研究性文化,性文化可以不可以是“下里巴人”、性文化节与“卖淫合法化”是否可行等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主持人念了一张递上来的纸条,是一位性教育工作者张静女士写的,她写道∶“刘达临教授是我们大家所尊敬的性学家,我们读过他的许多书,他是一个干实事的人,请乘此机会向刘教授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和谢意。” ??上午走出会场,一位香港学者对我说∶“刘教授,你的发言真好。”晚上台湾的文荣光教授请我和胡宏霞吃晚饭,他说∶“你发言中说什麽‘一花独放不是春’,确是这样。” ??到了下午,阮芳赋教授最後一个作关於“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发言了。他讲起话来总是很激动,不太按稿子讲,好像心中有一股热浪挤在喉咙口要进涌出来。可是,可能因为太有激情了,有些口不择言,讲话中有些漏洞,例如他说∶这“第三次性学高峰”之所以落在我们华人身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麽好,而是因为人家(美国)不要了!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怎麽可以这麽说呢?不过,出自阮教授的声望和大家对他的尊重(他是老一辈的性学家,又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一般是不会有人公开地站出来对他进行质疑的。怎麽办?就让这件事过去了?我又要被逼著去当“出头鸟”了! ??在向报告人提问的时候,我举手说∶“你方才说,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出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麽好,而是人家不要了,那麽为什麽日本人不去拣,印度人不去拣,而我们中国人能拣起来呢?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华人有许多优势,所以时代的重任才必然地落在我们的身上,而并不是人家不要了、我们才拣起来的问题。” ??阮教授作了一些解释,说是中国人当然有许多优势,这些优势方才刘达临教授都说过了,他就不讲了。 ??整个大会结束了,酒阑人散,大家纷纷走出会场,一位成都的性教育工作者胡苹对我说∶“在所有的学者中,你是我最尊敬的学者。” ??从深圳回到上海,我并不是很高兴,总觉得欠了别人一些什麽,好像做错了什麽事。阮芳赋教授和我是多年的交情,这次好心好意地请我去深圳开会,我为什麽要公开地反对他呢?虽然只是学术讨论,可是弄得他的发言不那麽圆满了,似乎在抢了他的风头。不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有话不说也不行啊! ??我问胡宏霞∶“你说,阮芳赋这次会後悔邀请我去开会吗?” ??她说∶“但愿不会吧!” ??是的,但愿不会。我和阮芳赋教授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性学家,都已年过七旬了,尽管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却总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担心了。我们一辈子为了性学研究、为了光复人性而历尽风浪,受尽委屈,如果还有什麽误会,也不必放在心上了。思前顾後,怕这怕那,实在活得太累。我们即使厥功至伟,也不过是一块铺路石,让後来的性学家们踩在我们的身上,迎著“世界第三次性学高峰”继续前进。 ??让这美好的目标早日实现吧! ??刘达临 ??2008年2月18日 ??于上海万春轩 刘教授的文章虽然长,但与笔者的不同意见,只有两点∶ (1)提出一个大论点,最好不要单纯以许多个案来作为论据。主要要看大背景、大形势,在什麽样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在什麽样的文化背景下; (2)第三次性学高峰的出现不是因为我们有什麽好,而是人家不要了,那麽为什麽日本人不去拣,印度人不去拣,而我们中国人能拣起来呢? 在笔者看来,以上两点根本不是问题。 先说“论据”问题。不要说我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光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就有31年之久。笔者当然很熟悉“大背景、大形势”的论证方法。事实上1993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国性学会(筹)学术会议的闭幕即席致词中,笔者首次提出这一预测所用的论证就是中国的文化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人力优势∶中国文化不以性为原罪,阴阳和谐是“至道”;中国的医生、计划生育人员等等可以用上班的时间用国家的经费作性研究;中国要控制人口控制AIDS和STDS,就一定要支持性研究;中国有那末多医生、计划生育人员、教师、社会工作者等等可以参加到性研究中来,这在美国都是不可能的!为何到2008年,笔者不再讲这些,反而用“个案列举”?其实这是极其可喜的成就!!以上笔者早在1993年列举的“大”条件,只是“可能性”,只是“有可能”;而2008年笔者能列举的已经不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是已经达到的“实际成果”!这就叫“林中有千苹鸟,不如手中有一苹鸟”!!!!
以下就是我列举的“个案”,全都是1993年不可能有的最好例证∶ 我们还可列举一些重要标?,表明未来华人社会在性学的第三次高峰的形成和发展中,会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999年,吴敏伦教授在香港主持了第一次在华人地区召开的世界性学大会,并通过了有伟大意义的“世界性权利宣言”; 2006年,以林燕卿教授为所长的树德科技大学性学研究所博士班开学,连同前後的200名以上的硕士生,形成了当今全球最大的性学专业人员培训基地; 同年,以彭晓辉教授为主译完成了在“世界上最大的性学网站”中主要性学自学课程的中译,并使该网站的点击量大幅增长,其中的中文版居於各种文版之首; 近几年来,在广州、武汉、香港和深圳等地,接连举办性文化节,上海等地也有类似的大型活动,表明性和性学在华人世界已经成为大众化的社会行为; 也许刘达临教授,对以上个案都不以为然。“在香港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性学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性权利宣言》,可是据我看这个宣言虽然有意义,可是有的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在理论上也有偏颇。”这是他个人见解的问题,在此不予置评。“有些工作是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而且中国学者并不是太占主导地位,这就说明不了中华文化的优势了。”这是他的误解。笔者说的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性学网站”中主要性学自学课程的中译,不是说这个网站本身。中译就不但彭晓辉占主导地位,而且全是他译的!网站本身的主导者制作者黑伯乐教授,非常兴奋,中译本一出现,点击量以每月几百万的大幅度增长,大大显示出中华文化的一种优势!!黑伯乐教授与笔者无关的认识到未来性学的发展属於华人世界,也因此特别扩大网站的华人顾问到3个人(吴敏伦,阮芳赋,李勇),在全世界总共15名中,已是很大比例了。 再说“不要”问题。我记得在会场上刘教授对“人家不要了”的说法很反感,好像笔者把华人的伟大降低到“捡垃圾”的份上!这也是一种误会。人家不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垃圾!!!自由,民主,平等,和平,是很多历史人物弃而不要的东西,也是一些国家弃而不要的东西,但都不是垃圾!!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以至东方国家,不再坚持性革命的进步大旗,不再领导性学研究,不再追求社会的性福,将他们“不要了”,难道这些就因为“被不要”而“垃圾了”!!其实,笔者说“人家不要了”是非常文雅礼貌而含混的说法,请看吴敏伦教授的说法,比笔者就更明白多了∶“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和信仰,已开始顽强地拖著性科学的後腿,使它在欧美等地已再难寸进,反而由於被性政治的缠扰拖累,已渐有进入死胡同的迹象。” 笔者在文中也曾写道∶“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性研究家劳曼(Edward O. Laumann)向我面授机宜的一个要点便是∶如何在提出研究计画时,避免出现sex和sexuality字样,要想办法找到“非性”的代用词,以便能得到经费的支持。”由此可见美国不要性学到了何种程度,真是21世纪的“谈性色变”也!!
是不是笔者写的、说的就真的一点毛病也没有呢?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也成 为笔者的心病。就是笔者未曾正面反驳刘教授的一种说法∶“这些条件为中国所独有,那麽这次性学高峰要在以华语为中心的范围内发生,也是必然的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以华语为中心的第三次性学高峰。”未曾正面展开“不是因为我们有什麽好”这句很模糊的话。“第三次性学高峰”并不是一鼎美丽的帽子,可以拿来就载上,也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有一定的内涵的严重使命,简而言之就是∶ 将要致力於实现“性全数”(性少数和性多数)的“人权化/性权化”∶全人类、全年龄、全性别都要有完全的性权利,既要消除性多数和性少数的性对立,也要消除性方面的年龄歧视(“老人无性”和“儿少无性”的严重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对女性的性歧视和对“跨性”/“第三性”的性歧视),实现性的“四全”∶全人类、全年龄、全性别都要有完全的性权利。
笔者实在不敢妄断眼下实现这一切的条件“为中国所独有”,连为所有的“华人社会”所“有”,笔者都不敢说,更不用说所“独有”了!在实现“四全”( 全人类、全年龄、全性别都要有完全的性权利)上,“华人社会”真的已经比“非华人社会”好吗?这些真的会很顺利在21世纪的华人社会再推及全世界“不可避免地”“必然的”实现吗?
是的,笔者很希望,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信,也愿意为之作最大的努力,但绝不敢盲目乐观。在中国,连“性学”作为一门学术专业,至今还未被承认,至今还没有“性学硕士”、“性学博士” 、“性学学士”的学位呀!连这个学科名称“性学”都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学术上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奈何得很呢,何况“世界性学的新高峰”乎!笔者并不自轻,所以才从1993年以来,一直宣扬“在21世纪,将以说汉语的性学家为首,掀起第三次世界性学高峰”这个“大论点”,但笔者决不希望它成为“特大牛皮肥皂泡”。知其可行,所以去做;知其不易,所以奋斗!!! 2009-1-27 于深圳华侨城
Fang-fu Ruan, PhD, MD, ABS, ACS, FFAACS E-Mail: ruanffster@gmail.com 美国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IASHS)教授;“美国临床性学家院”奠基院士 (FAACS); 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顾问;中国性学会顾问;香港大学名誉教授;台湾高雄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湾性学会顾问;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WACS)名誉会长兼监事长。 |